明朝萨尔浒之战为啥一定要任命杨镐做主帅？
选中杨镐原因有三：
1，杨镐与辽东军界关系好，渊源深，特别是与李成梁家族
2，朝鲜欠杨镐的人情
3，镇得住骄兵悍将
之所以打成后来那样，原因亦有三点：
1，腐败，这可不是正确的废话，后面会论证腐败对整个军政肌体的破坏。明神宗怠于上，军政堕落于下，对女真的崛起，朝鲜知道得一清二楚，明廷却昏昏然
2，在启用前，杨镐已下野多年，过去对女真的了解，已跟不上时代
3，准备差，时间紧，杨镐尚未能明了情况就被催战
对于杨镐的优点，第一条已有很多人指出了，不再多说
重点说第二条：
联朝夹击，给女真腹背一击，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何况朝鲜向来深通虏情，耳目甚灵，掌握丰富的情报。当年成化犁庭，女真领袖李满柱亦死在朝军之手。
只是，万历援朝战争后，朝鲜君臣对中国非常失望，甚至切齿。从经略宋应昌、邢玠、经理万世德、兵部主事丁应泰，到主将李如松、麻贵、刘綎，甚至还有陈磷，所为无不令朝方对天朝父母之邦的想像崩塌无余（互相拆台、漫长的和谈迁延战机、消极避战、坐视屠杀、暗地向日方乞和、行贿、送人质，求日本退兵），朝方甚至直指天朝无人，尽皆宵小欺罔之徒，大明已显末世气像。
只有杨镐，是唯一满足朝鲜社会对天朝上国想像的人。他在朝的做为并非十全十美，但认真负责、敢做敢当、雷厉风行。丁酉再乱，日军突袭，南原失陷，三千明军尽覆；全州弃守，汉城屏障尽失。朝京内外，“人心汹惧，士庶皆荷担而立，内殿避兵西幸”。而明军援兵未集，势少力单，带兵大员麻贵又准备效明军各将帅之故伎，消极应付，到时一躲了之，第二次汉城大屠杀已是在劫难逃。杨镐急入汉城，虽说书生出身，又是戴罪来朝，资望不高，关键时刻却能底气满满，拿出御史的威风慑服麻贵；一边密作部署，选派精骑在稷山阻击日军，痛挫凶锋；一边又临危自若，力请朝王一同出视汉江，稳定人心。当朝野还在惶惶未安之际，前线大捷传来，汉城危解，才发现杨镐早有安排，朝鲜君臣民众怎能不把他视同救星下凡？上上下下感恩戴德，视之为再造朝鲜的大恩人。
更不要说后来的大反攻，是杨镐一生的高光时刻：蔚山会战，在外围横扫千军、风卷残云，日本最枭悍的右路军团几近灰飞烟灭，加藤部队、毛利部队、浅野部队，统统被割韭菜割得飞起。剩下的上演逃命竞赛，败兵们为了争船而船翻人溺，整批的淹死在蓝江里，军威国体被摧残之惨，在日本外战史上罕有。唯独岛山一寨未下，未竟全功，但对日本有生力量的毁灭比平壤大捷、露梁大捷加起来还多。想想动辄着被日本人成千上万残害后再割鼻的朝鲜人；在屈辱漫长的“和议”中愤愤不平压抑仇恨却无可奈何的朝鲜君臣，有朝一日居然还能目睹倭奴被如此淋漓的碾压，又是何等的一吐闷气，畅快狂喜？杨镐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战争狂人们的征服幻想。
即使按日方资料，也有二万多倭寇毙于非命（大河内秀元《朝鲜日记》），剩下数千残寇，整整十余天龟缩堡寨，靠吃纸、吃墙土、喝尿维生。那个被日本人世代视为偶像的“虎加藤”加藤清正，如同被一桶大粪不由分说的从头淋到脚，从此成了“加藤猫”，受此挫辱，想不通，几度要寻死。可以说，对日本人如此程度的肉体和意志上的摧残，在整个援朝战争中是无以伦比的。
若不是受累于萨尔浒，历史对蔚山之役将有完全不同的评价。
援朝经略邢玠，向神宗的上奏中把赞赏几乎全部给了杨镐：
“是役也，奋勇争先，战胜攻取者，诸将士之戮力；设伏用正用奇者，提督麻贵之苦心；然独全籍抚臣杨镐。跃马身先士卒、环甲亲临行阵；主筹运算，无一事不经其心思，无一命不赖其指挥。至于冒矢石而不顾，穷日夜而无休，励兵图贼，终始如一，盖尤为人所难也，是以堂堂正正，成此奇捷，厥功伟矣！”
然而，最终杨镐却遭到明廷首辅赵志皋一党的诬蔑，蒙冤去职，对朝鲜君臣来说，如同岳飞直捣汴京却被十三道金牌叫回去一般，一国之人“举皆惊慌，若无所依”，朝鲜民众“扶携老稚，填咽辕门，攀驻牙旌，啼号不止”（《宣祖实录》卷102），朝王宣祖为杨镐辩诬受连累，被丁应泰一并诬蔑，依然奋不顾身，还义形于色的说，为杨经理这样的忠良而死，他死有余荣。
原文“凡人之立于天地之间，但当为我之所当为而已……目见奸孽横恣，忠良受诬，终必误天下大计，故不忍陈情力辩，使吾君洞然照此鬼蜮之肝肺。予为杨经理而死，死有余荣，当含笑于地下矣！”（《宣祖实录》卷104）”
这方面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有精彩的研究和剖析，我就不多说了。
总之，整个大明，没有比杨镐更受朝鲜人爱戴。
还有一点，朝鲜后来主政者光海君因为是庶出，一直得不到明廷正式承认，明神宗自己一辈子也想废长立幼，办不成，明朝政府又怎会让朝鲜开此例？光海君的怨恨可想而知，与女真之间也是拉拉扯扯。
只有启用杨镐，才能对光海君施加最大的道德压力。
后效证明，对光海君没啥用（原因后详），却引发朝鲜国内对光海君的公愤，两班大臣集体辞职，光海君终被政变下台，朝鲜士林斥他忘恩负义，“流丑四海”。
关于第三点，也是杨镐长处所在
朝鲜人评价杨镐打仗“勇于徇国，长于料敌，御下有纪，号令风声”（李廷馨《知退堂集》），这基本符合事实，并无过多溢美。
不仅如此，更被明廷看中的，是杨镐对方方面面、不同派系的军队表现出的震慑力、协调力和团结力。在关系上，杨镐同辽军自不必说，和李如梅好得能穿一条裤子。他与董一元的宁绥军系也交情不错，同麻贵的宣大系、南军不熟，但处理效果好，麻贵这种油子军头被他痛责，不管心里怎么想，不敢不卖力去打，不敢阳奉阴违，保存实力，军纪也相对严明，而这些军系，同样是出征女真的重要力量。
当然，矛盾还是有，岛山未能及时攻克，与麻贵同他的暗自较劲有关；丁应泰能告倒杨镐，也是南军将领向他递刀子。但总体上，杨镐能把各路明军的战斗力逼出来，短时间就能契合在一起，高效率发挥。
比起宋应昌同李如松这二人公开南北掐架、互相拆台；刘綎消极避战、暗地向日本乞和、行以巨贿、拿着一大批明朝军人去日本营里当人质（连陈磷也如此）来，杨镐几乎堪称完美。
杨镐去职后，邢玠对麻贵的指挥力就打了折扣，对刘、陈这类半军阀半油子的老将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也只好暗中替他们打掩护，背着朝廷秘密向日本求和。
这些事丢尽了大明的脸，后来战事结束，明朝人质被遣送回国，明神宗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为了天朝体面，没有追究。
对于蒙冤去职的杨镐，也就高看一眼。事实证明，神宗这一点是对了，在朝鲜毫无底线，全然不知廉耻的刘綎，还就得杨镐这样的硬茬去治。萨尔浒开战前的会议上，刘綎又施故态，拥兵倨傲不尊命令，竟想退师，说要等到四五月再说，杨镐大怒，一番威令击垮刘綎骄气，同时又派亲信二人，持红旗到刘綎营中监视进军，只要姓刘的敢逗挠不进，就让乔一琦代刘綎为东路总领（《建州闻见录》）。所以刘綎表现得判若两人，以绝决之心深入敌穴，没有过去拖拖拉拉、消极敷衍之态，战功也最丰，光是《清史稿》承认的，就有三个佐领做了刘军的刀下鬼。最后时刻，刘大刀拼到半张脸被砍掉，依然抵死相斗，尽了最后一口气。邢玠要是还活着，打死都不信这是刘綎干出来的事，杨镐的确做到“号令风声”。
这也是文臣统军的长处，文帅们总还讲点抱复，讲点精神，又身负国命，敢担当，讲原则。而中国末世的武夫文化，已堕落得毫无下限，只剩私利，只有蝇蝇苟苟，没有一丁点气节。明亡前后的降将如潮，争着给鞑子当狗腿子，绝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前辈在朝鲜就已露了端倪。
只可惜，这些依然改变不了萨尔浒的结局。
一切的根源，还在神宗身上。
首先，对努尔哈赤十余年的壮大，昏昏然疏于了解，不去想，缩在宫里当六不天子。朝鲜一方却始终密切关注，多方打探，很早就察觉建虏发展“日益叵测”，“十余年来已做难当之虏……虽以天下之兵恐难剿灭……兵马之精强，不下于完颜”、“兵甲精明之容，铁骑驰趋之状，有壮于唐兵，野战难于抵挡”。在奴尔哈赤发布“七大恨”之前两年，光海君就问过前线朝军：“天朝如为征讨，则老酋可以荡覆乎？”，平安兵马使李时言答“老贼非等闲部落比之矣，臣曾见其行军等事，号令严肃，器械精利，今若深入其窟穴，则主客之形势悬异，臣不无过虑焉！”（《日记》）
与朝鲜细致清晰的情报工作和事前预判相比，明廷一方确实昏荒，耳目闭塞。
昏聩还造成对军政的破坏。
早在萨尔浒开战的九年前，万历37年（1609），出使大明的朝鲜使臣李德磐向光海君做了这样的报告：
“小臣于壬辰年（1592）以请兵事往辽东，见军容肃肃；前年往广宁见之则军马疲残，殊异昔时所见”。又说李成梁、赵楫这些强人都已不复当年，“成梁老妄，处事多误；赵楫亦不严猛，人多怨咎”（《光海君日记》）
自李如松战死后，辽东军政一年年败废，人心怨离，宦官在辽东为了贪污，只买劣马，李成梁为了讨好宦官，也置国防大事于儿戏，甘愿收取劣马，败坏军队。也正因为“皇上不视朝已过十年矣”（《光海君日记》），大员们才敢这么干。
连朝鲜前往北京的使团，也受尽明朝官员刁难，故意不给车辆。使者为了赶路，每天都得行贿，“罄竭有限之盘缠，以充无穷之溪壑，今行加一层，后行又加一层”，到得北京后，多方要向京圈官场买人情，使臣尹晖一次花2000两银子买人情，但礼部、兵部还有多方人情另需打点，以至朝鲜国库都感到为难。有意思的是尹晖路上正好遇见杨镐，杨镐倒也是敞亮人，直言中国不是你朝鲜，凡事得“先送礼单，可以先容”。
不要说使臣，就是光海君自己，也饱受明方官员勒索，光海君即位时，不被神宗承认，辽东都司趁机敲诈，后来，明廷又派人来行册封礼，太监刘用趁机向光海君敲了六万两白银。
黑暗如此，也难怪光海君不愿助剿。
即使出兵，也没有按明廷要求的那样，以数万朝军独当一路，而是派了一万垃圾兵跑到辽东跟刘綎搭伙，暗中消极应付，甚至军粮也故意不及时，拖拖拉拉。
其次，事前不察不备，被建虏狠狠敲了一棍子，必然急着临时抱佛脚。仓促间，必然兵饷、器械、人员准备都不到位，匆匆出兵，希图侥幸。
杨镐又不是天神下凡，启用前还在河南老家“鳏居一室”，无所事事近十年。对女真的变化、明方军情变化都不太熟，即使当年任辽抚，精力也主要盯着蒙古。临时调来的杜松、马林这些部队，杨镐了解多少，磨合过多久？能否做到令行禁止？团队的选才、布置、号令、后勤、统筹凡事种种，杨镐也只能从一加一做起。更不要说杨镐的本质，只是一个优秀的御史，对杀伐之事并不专攻。
杨镐不是不能用，关键还是明神宗能否把工作做到前面。
早几年就像朝鲜那样，做到洞析虏情，然后有针对性的开始预备，以杨镐为中心，根据他的长短特点搭建班底，预筹充足的粮草军火，选调和磨合合适的文武团体，能做到在成熟的时机，有成熟的方案，从容出兵。
壬辰援朝战争留下多少有益的教训，却未能系统的带来明朝军事的改进，就这么马马虎虎，糊里糊涂的混过去了，亦是末世王朝的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