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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之争:皇权和朝臣的巅峰之战,明代后期的一场政治浩劫

万历十四年,明神宗朱翊钧,满怀欣慰地抚摸着郑氏即将临盆的肚子,心里充满着柔情和爱意。这个他最爱的女人,他的灵魂伴侣,即将诞下他们爱情的结晶。同时,朱翊钧也思索着,对于这位心爱的女人,封号也许该更进一步了。

万历十四年,朱翊钧原来的老师,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已经逝世四年;原来的“大伴”冯保也在三年前离开了人世;母亲李氏也正式远离了政治舞台,还政于子。这四年,朱翊钧自认自己勤政有加,大明帝国在自己手里,散发着勃勃生机,他很满意现在大权独揽,政绩斐然的时光。

万历十四年,皇长子朱常洛虚龄已经五岁了,在后宫偏僻的角落,和母亲王恭妃相依为命。年幼的皇长子,从母亲的偶尔的抽泣,宫人的白眼中,懵懂地感觉到自己的父亲也许并不这么爱自己。

万历十四年,时任内阁首辅申时行上疏,请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谁都不知道,这一封诉求简单,依循惯例的上疏,至此拉开了长达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甚至于影响了整个明代后期的历史进程。

其实“国本之争”本身并不复杂,说白了,就是地主家俩儿子争家产。大儿子有继承权,小儿子有父爱加持,然后一帮地主家的长工短工,为了让家产能顺利让大儿子拿到,是操碎了心。

但纯粹的事情,放到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室,事情就完全变味了。

国本之争:皇权和朝臣的巅峰之战,明代后期的一场政治浩劫国本之争:皇权和朝臣的巅峰之战,明代后期的一场政治浩劫

自古以来,太子就被称为国本。太子的及早确立,对于太子执政能力的培养,太子团队的成长,国家朝局的稳定,权力的平稳过渡,都至关重要。

明神宗朱翊钧的长子朱常洛,是他一时兴起,临幸了太后慈宁宫的宫女王氏,才生出来的。朱翊钧对王氏并没有什么感情。相反,另一个妃子郑氏却颇得朱翊钧的欢心。本着爱屋及乌的传统,对于郑氏生下的儿子,自然也宠爱有加。而原配皇后,没有儿子,所以太子的人选,基本上就在王恭妃的儿子朱常洛和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之间选择了。

当年大明帝国的创建者,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江山的永固,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对帝国进行了制度的塑造。其中一项就是“嫡长子”继承制。

《明实录》里记载了朱元璋说过的两句话:

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即皇权的继承人选择,有嫡立嫡;嫡子去世,有嫡孙立嫡孙;无嫡孙,则立嫡次子,长子顺位。

朱元璋是这么规定,也是这么做的。在太子朱标逝世后,就立了嫡孙朱允炆为储君。即使后来篡位的朱棣,也几次修改《太祖实录》,终于把自己的生母“认”到了马皇后这。

由此可见,封建皇室,对于嫡长子继承制的认同和深入人心。

明神宗朱翊钧不是不知道这个祖训和传统,但架不住心里实在是嫌弃王恭妃,朱常洛这对母子。再加上初尝大权在握的滋味,还有性格中的叛逆原因,便试图在万历朝打破祖制,立幼子朱常洵为太子。这就是历史上经常说的“废长立幼”了。

但是朱翊钧明显低估了文官集团的拥护规矩的决心。历史上,因为储君之位的争夺,而导致朝局混乱,国家衰败的事例数不胜数。而自诩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们,更是把能否劝谏帝王,把国家导入礼教传统的正轨上,视为自己是否为一名忠诚之士的重要判断标准。

朱翊钧公然要违反祖制的企图,在文官集团看来是对几千年礼教赤裸裸的挑战,是对文官集团的一次集体挑衅,是对维系帝国正常运转的秩序制度的一次破坏,更可能让他们被后世史家钉在历史的耻辱桩上。

事情发展到这里,于他们,已经不是简单立谁为太子的事情了,而是一场关乎封建秩序保卫战。皇权和文官集团的战争,在万历朝以另一种形式,展开了新的一轮较量。

从万历十四年,申时行上疏请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到万历四十二年,福王朱常洵就藩,整整持续了近三十年。期间,四任内阁首辅被逼退,一百余名大小官员或罚,或罢,或贬,或流。明代的文官士大夫们,展现出的坚毅,抗争,力谏的精神,得到了后世的肯定和尊重。

万历十四年,皇长子朱常洛已经五岁。在郑贵妃即将生产之际,明神宗朱翊钧却准备进封郑氏为皇贵妃。而皇长子生母——王恭妃,依然还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嫔妃。谁都看出了朱翊钧厚此薄彼,众人开始担心朱翊钧有废长立幼的企图。

时内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决定在事态彻底恶化之前,把风险扼杀在萌芽里。于是申时行便上疏,请求朱翊钧及早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固国本。朱翊钧不予理会。

之后,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陆续上疏,除了要求册立太子,还要求加封王恭妃。朱翊钧大怒,三人被降职发配。

各路御史言官看到三个哥们被罚了,就准备大张旗鼓地搞营救。朱翊钧这时候下旨说:再有妄言者重治。算是勉强压住了。

同年四月,御史孙维城,杨绍程,给事中胡时麟等又先后上疏,还是册立太子的事情。朱翊钧这次只是罚了他们的俸禄。

也就在万历十四年,朱翊钧对朝政开始感到厌烦,开始了消极的怠政,辍朝。此间原因,和文官集团频繁上疏请求册立太子大有干系。

时间转到万历十八年。朱常洛九岁了。申时行迫于舆论压力,再次上疏,请求册立太子。朱翊钧不表态。于是四名内阁大学士集体联名上疏(申时行的名字是被代签的),朱翊钧还是不说话。

朱翊钧不表态,不接触,不回应的态度,激怒了文官集团。而内阁被文官集团骂得狗血淋头,说他们只知道媚上,毫无作为。内阁的四个老头子坐不住了,得了,集体辞职。

朱翊钧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着实发了一顿火,倒也没把四个老头怎么样,国家的事情还指着这四个人呢。朱翊钧好说歹说,算是把事情糊弄过去了。

又过了两年,到了万历二十年,礼部都给事中李献可上疏,请求让皇长子出阁读书,被罚俸;吏部给事中钟羽正上疏附议,被罚。这算是捅了马蜂窝了。

礼部给事中舒弘绪,上疏,发配南京;大学士赵志皋,上疏,被训斥;吏部给事中陈尚象,上疏,革职;户部给事中孟养浩,上疏,革职,廷杖;御史邹德泳,户部给事中丁懋逊,兵部给事中张栋,刑部给事中吴之佳,工部给事中杨其休,礼部给事中叶初春等,上疏,贬官,降职,发配。

万历二十年的这场君臣冲突,言官们一个个“从容赴死”,朱翊钧一个一个地强力压制。《明史》有云: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朱翊钧实在是烦透了,终于开始松口风。他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借口,说立太子的事情再等几年,看看王皇后是不是能生出儿子。一旦王皇后生出了儿子,朱常洛皇长子的身份自然就需要给嫡子让位。

但文官集团看破了朱翊钧的拖延计策,坚决不同意。

一来,朱翊钧这个时候已经冷落王皇后多年;二来,王皇后多次习惯性流产,再次生育的可能性不大;三来,王皇后体弱,一旦王皇后病故,朱翊钧便可名正言顺地加封郑氏为皇后,朱常洵就变成了嫡子,所有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朱翊钧发现自己这个缓兵之计不起作用,又看着文官集团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再来硬刚,便又退让了一步,说就等个两三年,两三年时间要是王皇后还是生不出儿子,就直接立朱常洛为太子。

也在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朱翊钧终于勉强同意让朱常洛先出阁读书。到万历二十二年,朱常洛才事实上开始读书。

万历二十四年,朱常洛到了成婚的年纪。礼部官员询问朱翊钧,以哪种规格来操办皇长子的大婚,是太子还是亲王?朱翊钧以财政困难为理由,再次拖延。

万历二十六年三月,文官集团终于忍无可忍,中央所有的衙门官员联名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当时事情闹得很大,朱翊钧依然不理会。

万历二十九年,在文官集团艰苦卓绝的持续斗争下,在李太后的直接干预下,朱翊钧终于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万历三十年,朱常洛完成了大婚。

到万历四十二年,“梃击案”发生之后,郑贵妃和朱常洵变得更加被动。又是李太后的推动下,福王朱常洵终于在同年三月就藩。

至此,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最大威胁消失,长达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终结。

从“国本之争”中,我们能够看到明代的言官士大夫们,对于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一波一波地冲击着至高无上的皇权,鲜有迟疑,无畏而刚直;他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即使被革职,贬官,流放,罚俸,依旧无法阻挡他们对于劝谏的执著。

中国封建历史,几千年的儒家文化的熏陶,在明代的朝臣身上,终于养出了一股直言劝谏之风。这是一种文化信仰,也是对自身所为的价值肯定。即使随着事态的发展,言路的风气开始变坏,各种私心开始作祟,但在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中,朝臣们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和无畏。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

不论在后世看来,这些举动有多么幼稚可笑,当时的士大夫们,勇于用自己的肩膀,担起“天下兴亡”之责,在明知道会触犯天颜,会终结自己寒窗十数载换来的光明仕途,依然选择了心中的正义,毅然上疏,这股精神难道不值得后世的肯定和尊敬吗?

“国本之争”,也许是明代文官集团,遵循心中的“道义”,抱团抗争皇权的最后一次亮相。

在张居正主政的十年里,特别是在“夺情”事件之后,言官们一直被压得死死的。之后,张居正逝世,明神宗朱翊钧为了消除张居正在朝中的影响,实现去张居正化,便开始利用言官对张居正进行清算。

事情很顺利,朱翊钧也彻底掌握了权力,但洪流的闸门已经被打开。

随着“国本之争”的发酵,越来越多的言官士大夫开始频繁上疏,表达自己的政见。围绕着太子的确立,各种言论如雨后春笋般露头,有言辞激烈的,有画风婉转的,有抓着皇帝不放的,也有舔着脸夸的,其间也有不少以此作文章,捞取政治资本的。

从万历十四年开始,朱翊钧是越来越头大,越来越厌恶。最后,皇帝直接罢工了,连大臣的面都不见,所有上疏公文一律留中。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万历晚期。

皇帝的不接触,不表态,不回应,直接的结果就是朝局的混乱。没有了皇权的压制,平衡,或者说找不到直接的斗争目标,文官集团内部迅速开始分裂。

首先是以地域为联系的朝臣开始互相抱团,谋求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宣党,齐党,浙党,楚党等,相继出现。随着斗争形势的激烈,各自党派又吸收招徕了所有可以团结的政治力量。

接着,因为言路的开房,地方性的各种书院又重新焕发生机。渐渐地这些书院,开始抨击朝政,谈论时局利弊,慢慢地得到了一些在野在朝士子文官的拥护,其中东林党就是影响最大,实力最强的典范。

没有了皇帝做裁判,这些党派就开始互相内斗,为了就是获得最高的话语权。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也造成了明代晚期朝局大量内耗的结果。

所以,因为“国本之争”的持续发酵,明神宗朱翊钧长时间的逃避和怠政,使得明代后叶朝局混乱,朝臣内斗不止,党争的局面开始正式出现,也对万历朝之后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达近三十年代的“国本之争”,可以说是明代后叶的一次巨大的政治动荡。因为“国本之争”,引发的各种负面影响,直接加速了王朝的衰败和灭亡。

因为“国本之争”,皇长子朱常洛直到13岁才出阁读书,错过了最佳的启蒙时机,直接造成明光宗整体文化素养的低下;

因为“国本之争”,明神宗朱翊钧不待见王恭妃母子,皇长子朱常洛常年在后宫和王恭妃相依为命,造成了其性格的软懦,意志的薄弱,自制力不佳的结果,也是导致后来”红丸案“和”移宫案“发生重要因素。

因为”国本之争“,明神宗朱翊钧报复性地辍朝逃避,使得万历朝局后期官员的严重缺额,直接造成中央对国家整体掌控力的下降,导致后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积怨和爆发。

因为”国本之争“,明神宗朱翊钧的厚此薄彼,在福王朱常洵就藩之时,给予了大量的赏赐,几乎快搬空了本就不富裕的国库,直接造成了继任者艰难的财政局面。

因为“国本之争”,以郑贵妃为首的外戚势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明神宗朱翊钧长期的不理政务,导致司礼监“批红”权的再次提升,宦官势力开始重新抬头,为后来阉党的出现,培育了土壤。

如此种种,数不胜数。

说“国本之争”是一场政治动荡已经很委婉了,不客气地讲,这就是一场大的政治浩劫,直接为大明王朝最后的灭亡,埋下了众多的伏笔。

“国本之争”,是明神宗朱翊钧执政时期,最大的一次政治事件。围绕着太子人选的确立,皇权和文官集团进行了一场长达近三十年的周旋和斗争。

期间,大批的朝臣因此受到牵连,提前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明神宗朱翊钧亦因此感到身心俱疲,创造了辍朝28年的最高纪录。

虽然,“国本之争”以文官集团最后的胜利而告终,但此间造成了朝局混乱,党派林立,官员队伍缺编,外戚,宦官势力的崛起,国家财政的困难,底层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而发生的民变等,都对明代后来的朝局产生了深远消极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明实亡于万历”这一说辞,是站的住脚的。

朝史暮想关于“国本之争”的讨论,亦到此结束。

愿祖国越发强大,人民越发幸福。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国本之争与万历朝局》等

朝史暮想,总有些干货可以在历史中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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