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本之争：皇权和朝臣的巅峰之战，明代后期的一场政治浩劫

万历十四年，明神宗朱翊钧，满怀欣慰地抚摸着郑氏即将临盆的肚子，心里充满着柔情和爱意。这个他最爱的女人，他的灵魂伴侣，即将诞下他们爱情的结晶。同时，朱翊钧也思索着，对于这位心爱的女人，封号也许该更进一步了。

万历十四年，朱翊钧原来的老师，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已经逝世四年；原来的“大伴”冯保也在三年前离开了人世；母亲李氏也正式远离了政治舞台，还政于子。这四年，朱翊钧自认自己勤政有加，大明帝国在自己手里，散发着勃勃生机，他很满意现在大权独揽，政绩斐然的时光。

万历十四年，皇长子朱常洛虚龄已经五岁了，在后宫偏僻的角落，和母亲王恭妃相依为命。年幼的皇长子，从母亲的偶尔的抽泣，宫人的白眼中，懵懂地感觉到自己的父亲也许并不这么爱自己。

万历十四年，时任内阁首辅申时行上疏，请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谁都不知道，这一封诉求简单，依循惯例的上疏，至此拉开了长达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甚至于影响了整个明代后期的历史进程。

其实“国本之争”本身并不复杂，说白了，就是地主家俩儿子争家产。大儿子有继承权，小儿子有父爱加持，然后一帮地主家的长工短工，为了让家产能顺利让大儿子拿到，是操碎了心。

但纯粹的事情，放到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室，事情就完全变味了。

国本之争：皇权和朝臣的巅峰之战，明代后期的一场政治浩劫

自古以来，太子就被称为国本。太子的及早确立，对于太子执政能力的培养，太子团队的成长，国家朝局的稳定，权力的平稳过渡，都至关重要。

明神宗朱翊钧的长子朱常洛，是他一时兴起，临幸了太后慈宁宫的宫女王氏，才生出来的。朱翊钧对王氏并没有什么感情。相反，另一个妃子郑氏却颇得朱翊钧的欢心。本着爱屋及乌的传统，对于郑氏生下的儿子，自然也宠爱有加。而原配皇后，没有儿子，所以太子的人选，基本上就在王恭妃的儿子朱常洛和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之间选择了。

当年大明帝国的创建者，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江山的永固，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对帝国进行了制度的塑造。其中一项就是“嫡长子”继承制。

《明实录》里记载了朱元璋说过的两句话：

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即皇权的继承人选择，有嫡立嫡；嫡子去世，有嫡孙立嫡孙；无嫡孙，则立嫡次子，长子顺位。

朱元璋是这么规定，也是这么做的。在太子朱标逝世后，就立了嫡孙朱允炆为储君。即使后来篡位的朱棣，也几次修改《太祖实录》，终于把自己的生母“认”到了马皇后这。

由此可见，封建皇室，对于嫡长子继承制的认同和深入人心。

明神宗朱翊钧不是不知道这个祖训和传统，但架不住心里实在是嫌弃王恭妃，朱常洛这对母子。再加上初尝大权在握的滋味，还有性格中的叛逆原因，便试图在万历朝打破祖制，立幼子朱常洵为太子。这就是历史上经常说的“废长立幼”了。

但是朱翊钧明显低估了文官集团的拥护规矩的决心。历史上，因为储君之位的争夺，而导致朝局混乱，国家衰败的事例数不胜数。而自诩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们，更是把能否劝谏帝王，把国家导入礼教传统的正轨上，视为自己是否为一名忠诚之士的重要判断标准。

朱翊钧公然要违反祖制的企图，在文官集团看来是对几千年礼教赤裸裸的挑战，是对文官集团的一次集体挑衅，是对维系帝国正常运转的秩序制度的一次破坏，更可能让他们被后世史家钉在历史的耻辱桩上。

事情发展到这里，于他们，已经不是简单立谁为太子的事情了，而是一场关乎封建秩序保卫战。皇权和文官集团的战争，在万历朝以另一种形式，展开了新的一轮较量。

从万历十四年，申时行上疏请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到万历四十二年，福王朱常洵就藩，整整持续了近三十年。期间，四任内阁首辅被逼退，一百余名大小官员或罚，或罢，或贬，或流。明代的文官士大夫们，展现出的坚毅，抗争，力谏的精神，得到了后世的肯定和尊重。

万历十四年，皇长子朱常洛已经五岁。在郑贵妃即将生产之际，明神宗朱翊钧却准备进封郑氏为皇贵妃。而皇长子生母——王恭妃，依然还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嫔妃。谁都看出了朱翊钧厚此薄彼，众人开始担心朱翊钧有废长立幼的企图。

时内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决定在事态彻底恶化之前，把风险扼杀在萌芽里。于是申时行便上疏，请求朱翊钧及早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固国本。朱翊钧不予理会。

之后，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陆续上疏，除了要求册立太子，还要求加封王恭妃。朱翊钧大怒，三人被降职发配。

各路御史言官看到三个哥们被罚了，就准备大张旗鼓地搞营救。朱翊钧这时候下旨说：再有妄言者重治。算是勉强压住了。

同年四月，御史孙维城，杨绍程，给事中胡时麟等又先后上疏，还是册立太子的事情。朱翊钧这次只是罚了他们的俸禄。

也就在万历十四年，朱翊钧对朝政开始感到厌烦，开始了消极的怠政，辍朝。此间原因，和文官集团频繁上疏请求册立太子大有干系。

时间转到万历十八年。朱常洛九岁了。申时行迫于舆论压力，再次上疏，请求册立太子。朱翊钧不表态。于是四名内阁大学士集体联名上疏（申时行的名字是被代签的），朱翊钧还是不说话。

朱翊钧不表态，不接触，不回应的态度，激怒了文官集团。而内阁被文官集团骂得狗血淋头，说他们只知道媚上，毫无作为。内阁的四个老头子坐不住了，得了，集体辞职。

朱翊钧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着实发了一顿火，倒也没把四个老头怎么样，国家的事情还指着这四个人呢。朱翊钧好说歹说，算是把事情糊弄过去了。

又过了两年，到了万历二十年，礼部都给事中李献可上疏，请求让皇长子出阁读书，被罚俸；吏部给事中钟羽正上疏附议，被罚。这算是捅了马蜂窝了。

礼部给事中舒弘绪，上疏，发配南京；大学士赵志皋，上疏，被训斥；吏部给事中陈尚象，上疏，革职；户部给事中孟养浩，上疏，革职，廷杖；御史邹德泳，户部给事中丁懋逊，兵部给事中张栋，刑部给事中吴之佳，工部给事中杨其休，礼部给事中叶初春等，上疏，贬官，降职，发配。

万历二十年的这场君臣冲突，言官们一个个“从容赴死”，朱翊钧一个一个地强力压制。《明史》有云：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朱翊钧实在是烦透了，终于开始松口风。他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借口，说立太子的事情再等几年，看看王皇后是不是能生出儿子。一旦王皇后生出了儿子，朱常洛皇长子的身份自然就需要给嫡子让位。

但文官集团看破了朱翊钧的拖延计策，坚决不同意。

一来，朱翊钧这个时候已经冷落王皇后多年；二来，王皇后多次习惯性流产，再次生育的可能性不大；三来，王皇后体弱，一旦王皇后病故，朱翊钧便可名正言顺地加封郑氏为皇后，朱常洵就变成了嫡子，所有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朱翊钧发现自己这个缓兵之计不起作用，又看着文官集团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再来硬刚，便又退让了一步，说就等个两三年，两三年时间要是王皇后还是生不出儿子，就直接立朱常洛为太子。

也在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朱翊钧终于勉强同意让朱常洛先出阁读书。到万历二十二年，朱常洛才事实上开始读书。

万历二十四年，朱常洛到了成婚的年纪。礼部官员询问朱翊钧，以哪种规格来操办皇长子的大婚，是太子还是亲王？朱翊钧以财政困难为理由，再次拖延。

万历二十六年三月，文官集团终于忍无可忍，中央所有的衙门官员联名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当时事情闹得很大，朱翊钧依然不理会。

万历二十九年，在文官集团艰苦卓绝的持续斗争下，在李太后的直接干预下，朱翊钧终于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万历三十年，朱常洛完成了大婚。

到万历四十二年，“梃击案”发生之后，郑贵妃和朱常洵变得更加被动。又是李太后的推动下，福王朱常洵终于在同年三月就藩。

至此，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最大威胁消失，长达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终结。

从“国本之争”中，我们能够看到明代的言官士大夫们，对于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一波一波地冲击着至高无上的皇权，鲜有迟疑，无畏而刚直；他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即使被革职，贬官，流放，罚俸，依旧无法阻挡他们对于劝谏的执著。

中国封建历史，几千年的儒家文化的熏陶，在明代的朝臣身上，终于养出了一股直言劝谏之风。这是一种文化信仰，也是对自身所为的价值肯定。即使随着事态的发展，言路的风气开始变坏，各种私心开始作祟，但在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中，朝臣们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和无畏。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

不论在后世看来，这些举动有多么幼稚可笑，当时的士大夫们，勇于用自己的肩膀，担起“天下兴亡”之责，在明知道会触犯天颜，会终结自己寒窗十数载换来的光明仕途，依然选择了心中的正义，毅然上疏，这股精神难道不值得后世的肯定和尊敬吗？

“国本之争”，也许是明代文官集团，遵循心中的“道义”，抱团抗争皇权的最后一次亮相。

在张居正主政的十年里，特别是在“夺情”事件之后，言官们一直被压得死死的。之后，张居正逝世，明神宗朱翊钧为了消除张居正在朝中的影响，实现去张居正化，便开始利用言官对张居正进行清算。

事情很顺利，朱翊钧也彻底掌握了权力，但洪流的闸门已经被打开。

随着“国本之争”的发酵，越来越多的言官士大夫开始频繁上疏，表达自己的政见。围绕着太子的确立，各种言论如雨后春笋般露头，有言辞激烈的，有画风婉转的，有抓着皇帝不放的，也有舔着脸夸的，其间也有不少以此作文章，捞取政治资本的。

从万历十四年开始，朱翊钧是越来越头大，越来越厌恶。最后，皇帝直接罢工了，连大臣的面都不见，所有上疏公文一律留中。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万历晚期。

皇帝的不接触，不表态，不回应，直接的结果就是朝局的混乱。没有了皇权的压制，平衡，或者说找不到直接的斗争目标，文官集团内部迅速开始分裂。

首先是以地域为联系的朝臣开始互相抱团，谋求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宣党，齐党，浙党，楚党等，相继出现。随着斗争形势的激烈，各自党派又吸收招徕了所有可以团结的政治力量。

接着，因为言路的开房，地方性的各种书院又重新焕发生机。渐渐地这些书院，开始抨击朝政，谈论时局利弊，慢慢地得到了一些在野在朝士子文官的拥护，其中东林党就是影响最大，实力最强的典范。

没有了皇帝做裁判，这些党派就开始互相内斗，为了就是获得最高的话语权。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也造成了明代晚期朝局大量内耗的结果。

所以，因为“国本之争”的持续发酵，明神宗朱翊钧长时间的逃避和怠政，使得明代后叶朝局混乱，朝臣内斗不止，党争的局面开始正式出现，也对万历朝之后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达近三十年代的“国本之争”，可以说是明代后叶的一次巨大的政治动荡。因为“国本之争”，引发的各种负面影响，直接加速了王朝的衰败和灭亡。

因为“国本之争”，皇长子朱常洛直到13岁才出阁读书，错过了最佳的启蒙时机，直接造成明光宗整体文化素养的低下；

因为“国本之争”，明神宗朱翊钧不待见王恭妃母子，皇长子朱常洛常年在后宫和王恭妃相依为命，造成了其性格的软懦，意志的薄弱，自制力不佳的结果，也是导致后来”红丸案“和”移宫案“发生重要因素。

因为”国本之争“，明神宗朱翊钧报复性地辍朝逃避，使得万历朝局后期官员的严重缺额，直接造成中央对国家整体掌控力的下降，导致后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积怨和爆发。

因为”国本之争“，明神宗朱翊钧的厚此薄彼，在福王朱常洵就藩之时，给予了大量的赏赐，几乎快搬空了本就不富裕的国库，直接造成了继任者艰难的财政局面。

因为“国本之争”，以郑贵妃为首的外戚势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明神宗朱翊钧长期的不理政务，导致司礼监“批红”权的再次提升，宦官势力开始重新抬头，为后来阉党的出现，培育了土壤。

如此种种，数不胜数。

说“国本之争”是一场政治动荡已经很委婉了，不客气地讲，这就是一场大的政治浩劫，直接为大明王朝最后的灭亡，埋下了众多的伏笔。

“国本之争”，是明神宗朱翊钧执政时期，最大的一次政治事件。围绕着太子人选的确立，皇权和文官集团进行了一场长达近三十年的周旋和斗争。

期间，大批的朝臣因此受到牵连，提前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明神宗朱翊钧亦因此感到身心俱疲，创造了辍朝28年的最高纪录。

虽然，“国本之争”以文官集团最后的胜利而告终，但此间造成了朝局混乱，党派林立，官员队伍缺编，外戚，宦官势力的崛起，国家财政的困难，底层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而发生的民变等，都对明代后来的朝局产生了深远消极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明实亡于万历”这一说辞，是站的住脚的。

朝史暮想关于“国本之争”的讨论，亦到此结束。

愿祖国越发强大，人民越发幸福。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国本之争与万历朝局》等

朝史暮想，总有些干货可以在历史中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