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中明军参战和伤亡人数究竟有多少

土木之变在明代历史上为一大事变，其影响之大自不待言。五十（余）万明朝大军毁于一旦，明朝实力大损，也似乎为不争的事实。这种印象可以从诸多通行的历史教材、辞典中得到证实。[1]兹仅举一例，《明史新编》言土木之变之后果：“英宗朱祁镇成了瓦剌军俘虏，明朝的五十万大军，就这样被王振几乎全部断送了，近百年积蓄起来的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2]

然而笔者在翻阅一些原始史料时，发觉这种流行的说法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明军真的有五十万或五十余万之众吗？在土木之变中，明军真的是“全军覆没”了吗？下面就以所见史料相互参证而叙说之。

土木堡之变中明军参战和伤亡人数究竟有多少

在笔者所见史料中，记载土木之变其真其详者莫如李贤之《天顺日录》：“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3]

李贤，字原德，宣德八年进士，授验封主事，正统中迁考功郎中，改文选。正统十四年“扈从北征，师覆脱还。”[4]英宗复位，命贤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自此，李贤“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5]对明代中期政治的改良颇为有力。李贤不仅亲历土木其事，而且还以一位以国事为重的官员的面貌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他在英宗亲征之前曾与同僚一起劝说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章留驾；[6]在行军途中，又与一些御史谋划击杀王振，制止亲征，使英宗安全返回北京。[7]在李贤对土木之变的观察中，这种热忱的历事者的背景所具有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可以使用其他史料对李贤所记史实的可信度加以检测。

作为土木之变的现场目击者，李贤记载八月十五日土木之败时说：明军“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这是一幅不战而败的图景；在杀戮面前，明军竟连一丝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其士气之低落，可想而知。而时人李实（景泰中曾出使瓦剌）却说：“十五日，至土木。也先人马四围，大战，大军倒戈，自相蹂践，虏遂大肆杀戮，邀留上驾。”[8]自后明代文臣亦多谓“尝交战而失利”，[9]也许是掩盖明军之无能吧。两种说法，哪种真实？

实际上，明军在土木之变中所表现出来的胆怯连蒙古人也大为惊讶，曾经询问明朝使者杨善：“土木之役，六师何怯也？”[10]杨善支吾了事。明代中叶，陆容经过土木（墓），曾访询老兵当日情事云：“甲午北征，归自宣府，过土墓，尝询问己巳车驾蒙尘事。有老百户云：‘初，大军出关，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营建牙。初忽有枭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旧有泉一道，流入浑河，未尝干澀，至此适涸，乃议移营近浑河以就水。敌遥见军马移动，遂群譟而冲至。未及交兵，我师颠顿，莫能为计，相与枕籍于胡马蹴踏之余矣。……’……近见翰林文臣叙此事，谓尝交战而失利，盖知之未真。”[11]

由此可见，李贤所记内容当是真实可信的。

根据李贤的记述，我们可以推测明英宗所率亲征军的实际人数。在八月十五日大溃败之前，亲征军与瓦剌曾有两次战斗，即恭顺侯吴克忠和随后成国公朱勇的拒敌，皆以败殁终。[12]吴克忠所领军队为殿后军，其数不详。以情度之，当不超过后之所派朱勇军队的数量。朱勇所领明军数字诸书记载不一，有作三万、四万者，而李贤记为“五万”，今以此为准。[13]要之，两次拒战军队的人数在六万至八万之间，似乎不为大误。

李贤记八月十五日土木之败时明军为“二十余万人”，合前数则亲征军总人数大约为三十万左右，这个数字要远远小于流传已久的五十万之数。正德年间，武宗游兴无度，大臣蒋冕谏其北巡，疏中有言：“曩睿皇帝北征，六军官属近三十万，犹且陷于土木。”[14]就此观之，则明英宗所领亲征军人数当在三十万之内，而不会超过此数。

对于这个估计数，我们可以从《正统临戎录中》得到佐证。这份史料出自哈铭（杨铭）的叙述。哈铭原为明朝出使瓦剌的使臣，留于瓦剌，英宗被俘后，也先命其随侍英宗。后随英宗南归，以功次第升至锦衣卫指挥使，世袭。

根据这份史料，英宗被俘后，蒙古将士乃公等人要杀掉他，而伯颜帖木儿阻止了他们，说：“数万的人马，着刀的，着箭的，躧死的，压死的。皇帝身上，怎么箭也不曾伤他？刀也不曾杀他？怎么人也不躧着他？他的洪福还高，还在裹。”[15]这里显说八月十五日土木之变中明军死亡人数为“数万”，与李贤所记二十余万人中“死者三之一”是相一致的。

另外，根据《正统临戎录》，英宗被俘后，也先曾来帐殿看望他，对他说：“臣宰听见说，前番营裹皇帝领出来大小四十万人，天地的怪怒上，皇帝上都不得济，你如今只得了哈铭的济了”。[16]“大小四十万人”，出自敌国之口，显得可信。古代中国，征战者往往夸张实力以壮声威，此其惯例。这个“大小四十万人”与刘定之所记“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17]只能视为这种惯例的应用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十万、五十万之说也许不算错；但就求真的原则而言，应当以考实近三十万之数为佳。

我们还可以就当初出兵时情形来看。史载：“命下，二日即行，事出仓卒，举朝震骇。”[18]李贤记载：“明日驾出，总兵官以下亦弗预知，军士俱无备，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随之。天时、人事极不顺。”[19]以仓促之命齐集五十万大军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就此而言，近三十万之数是合乎情理的。

在考订了明朝亲征军总人数为近三十万之后，我们可以考虑土木之变中明军受损之情形了。

据李贤所记，在八月十五日土木溃败中，死亡人数为二十万人中的三分之一，即仅数万人，而伤者居半，即十万人左右；考虑到前两次吴克忠、朱勇之败，则明朝亲征军在1449年的大事变中死者为十余万人，伤者为十余万人，二者合之当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强一点儿，亦即二十余万人。一些史著过分夸大八月十五日土木之败中明军死亡人数是不准确的。[20]

因为不仅明军总数只有三十万不到，在两次分兵之后到达土木的人数仅有二十余万，而且瓦剌兵因贪图珍宝的关系而不专于杀人，所以明军的死亡人数不会有“数十万”之多。李贤说：“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而明朝士兵则“脱衣甲而走”，逃命要紧。[21]刘定之也记载：“文武军吏免者，蓬首赤身踰山谷，连日饥饿得达关。虏举我辎重，惟取金银珠宝贵细者。”[22]可见明军逃回来的人当有不少，仍可为明廷所用。明廷特地下令安抚逃回军士，以备守卫。

《明实录》记载：“令谕各营大小把总管队官……即将所领官军回到京者一一开报，以凭给赏。果有阵亡及被伤成残疾者，令弟男子侄袭替。其无伤者仍旧操练。每人再给赏银二两，布二匹。时驾陷，官军脱回者尚众，人怀疑惧，不敢报官，故有是令。”[23]诚如袁彬在大同城下喊话时所言，瓦剌在土木“杀散”了明朝军队，而非围歼了明军。[24]“杀散”与“围歼”，其间含义的轻重不言而明。1449年明朝皇帝率领的亲征军人数不到三十万，在土木为瓦剌军杀散，死伤二十余万，皇帝被俘。在谈及土木之变对明朝历史的影响时，这将是使之值得重新考虑的一个基本要素。[25]

[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册，页185，人民出版社，1963年；张传玺主编《中国古代史纲（下）》，页348-3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下）》，页157，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页145-146，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页16-17，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2]《明史新编》，页146。

[3]李贤《天顺日录》，载邓士龍辑《国朝典故》，卷48页1146，许大龄、王天有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4]《明史》，卷176页4673，中华书局，1974年。

[5]《明史》，卷176页4677。

[6]《天顺日录》，载《国朝典故》，卷48页1145；《明史》，卷169页4538。

[7]《天顺日录》，载《国朝典故》，卷48页1146。

[8]李实《李侍郎使北录》，载《国朝典故》，卷29页462。

[9]陆容《菽园杂记》，卷4页44，中华书局

[10]《明史》，卷171页4565；又《天顺日录》：“向日土木之围，南朝兵何故脱衣甲而走？”见《国朝典故》，卷48页1147。就不战而败这一点而言，以“土木之战”来称呼这一事件是不确切的。

[11]《菽园杂记》，卷4页44。

[12]《明史》，卷328页8500。

[13]作三万者，如刘定之《否泰录》，载《国朝典故》，卷30页478。作四万者，如谈迁《国榷》，卷27页1774，古籍出版社，1958年；

[14]《明史》，卷190页5043

[15]杨铭《正统临戎录》,载《国朝典故》，卷28页443。

[16]《正统临戎录》,载《国朝典故》，卷28页451。

[17]《否泰录》，载《国朝典故》，卷130页478。刘定之虽称《否泰录》取自目击耳闻，兼及《奉使录》和《袁彬传》，具载国家大务，然于土木一节不如李贤所记来得真切。

[18]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2页472，中华书局，1977年。

[19]《天顺日录》，载《国朝典故》，卷48页1145。

[20]如《明史》，卷10页139言：“壬戌，师溃，死者数十万。”牟复礼亦在《1449年的土木之变》一文中说：“明军中大概有25万人被杀；其余的人逃跑了，许多人受了伤，还有一些人挣扎着回到了北京，也有一些人被俘了。”见小弗兰克·A·基尔曼和费正清编《ChineseWaysinWarfare》，页263，坎布里奇，1974年。

[21]《天顺日录》，载《国朝典故》，卷48页1146-1147。[22]《否泰录》，载《国朝典故》，卷30页478。[23]《明英宗实录》，卷18页3518-3519。[24]尹直《謇斋琐缀录》五，载《国朝典故》，卷57页1300：“皇帝在土木时，军马尽被也先杀散了”。[25]从这种考订出发，可以推测土木之变的影响并不真正在于国力上的受损，而更多的是对明人心理上的打击。这一意义当专文论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