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明朝三大营覆没，究竟谁该为此负责？

明朝由盛转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般认为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节点。

但实际上，早在明宣宗时期，明朝的国势就已经出现了衰落的苗头。

1425年五月，明仁宗朱高炽驾崩。

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太子朱瞻基在北京登基，年号宣德，是为明宣宗。

宣宗即位不久后，汉王朱高煦起兵谋反。

这一事件没有引起太大风波，朱高煦造反，从头至尾就是一场闹剧。

宣宗亲率大军征讨，很快便平定叛乱。

但是，朱高煦被镇压后还没两月，安南土著又造反了。

这场叛乱，可就不是闹剧了。

1426年十月，安南豪强黎利广交豪杰之士，召募流亡群众，引兵攻打河内。

宣宗得到奏报，任命武义伯王通为征夷大将军，领兵五万征讨。

王通是靖难名将王真的儿子，朱棣曾评价王真：“奋武如王真，何功不成！不死，功当冠诸将。”

有这么一位勇冠三军的父亲，王通很早便得以统领兵马。

朱棣北伐鞑靼，王通两次随从出塞，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

按理说，宣宗派这么一位经验老道的将领出征，平叛是十拿九稳的事。

可是，王通率军征讨的结果却是惨败。

有多惨呢？

按照越南史料记载，明军在崒洞（越南和平省）遭遇安南军伏击，全军覆灭。

也就是五万人全部战死。

当然，越南史料向来喜欢注水，可信度不高。

可即便是按照《明史·王通传》的记载，明军的损失也很惨，战死了“二三万人”。

（王）通引军与瑛，合至应平之宁桥中伏，军大溃，死者二三万人，尚书陈洽与焉。

注意，是战死两三万，不是死伤两三万。

想当年，明军征讨蒙古，最多也就是战死三四万。

现如今，打一个小小安南，竟然就战死了两三万。

崒洞之战后，安南战事恶化。黎利的部队控制了安南大部分地区，而明军在王通率领下，只能龟缩于河内等几个被包围的大城市。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宣宗任命黔国公沐晟为征南大将军，安远侯柳升为征虏副将军，率军十万，增援王通。

与王通一样，沐晟和柳升也非籍籍无名之辈。

沐晟是黔宁王沐英的次子，早年曾追随英国公张辅征讨安南。

柳升是火器专家，组建了中国历史上首支正规编制的“炮兵”。

朱棣五次征讨蒙古，柳升都有参与，且屡立战功。

比如朱棣第二次北征瓦剌，与马哈木血战于忽兰忽失温时，就是柳升率神机营顶住了瓦剌骑兵的第一波攻势，为朱棣排兵布阵争取宝贵时间，明军最终大败瓦剌铁骑。

宣宗派沐晟和柳升出马，足以说明他对安南战事的重视程度。

可以说，宣宗是把自己手上最好的牌都打出去了。

然而，两员老将出马的结果，依旧是惨败。

1427年九月二十日，柳升率军在支棱关（位于谅山省）遭遇伏击，当场战死。

柳升阴沟里翻船后，黎利派人将柳升的印信送交给沐晟。

沐晟见到印信，知道继续前进，必然也是同样下场，只得黯然下令撤军。

到了十月，王通获悉沐晟退兵的消息，心里是哇凉哇凉。

等不来援军，王通也也办法。无可奈何之下，他便主动与黎利谈判，表示愿意撤军。

就这样，明朝在占领安南二十一年后，又丢掉了这片土地。

1428年初，王通“丧师弃地”的消息传到京城，举国哗然。

御史们纷纷上奏，弹劾王通，希望明宣宗对其处以极刑。

同样的，沐晟也以“逗留及丧师辱国罪”，遭到百官弹劾。

按理来讲，丢了一个省，就算处以极刑也不过分。

不过，由于宣宗此时已经有了放弃交趾的想法。

所以沐晟、王通等人最后均是从轻发落。

沐晟只是被宣宗收回了宝印，以示惩戒。

王通则被革除爵位，贬为庶民。

宣宗默许安南独立，对当时乃至后世而言，可谓挖了个大坑。

就在同一年，安南独立的消息传到缅甸，引发地缘政治地震。

担任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的思任发产生错觉。

他觉得黎利可以反叛，最终脱离大明独立。自己也可以。

思任发也想独立，于是，明朝的西南也乱了。

当然，思任发此时闹出的动静还不大。麓川的大规模叛乱，还要等到十年后。

大明的南方存在各种问题，同时期的北方，问题也不少。

由于宣宗的判断错误，明朝对瓦剌崛起缺乏警惕，只是一味的对鞑靼进行打击。

宣宗的这种误判，最终导致瓦剌吞并鞑靼，在漠北做大做强。

除了对瓦剌崛起不作为外，宣宗对边军的整顿工作做得也不到位。

据《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八年（1433年）十一月，山东巡按张聪至辽东巡视，竟然发现山海关的守备兵力仅五六人。

土木堡之变，明朝三大营覆没，究竟谁该为此负责？

而当张聪叫来守将问话，守将竟然大白天说鬼话，表示“俱有差遣”。

海州卫官军旧有定数，今阅教场全废，操练守门者止二三人，守山海关者仅五六人，又南海口旧置官军一百三十人，今存者惟老疾军五人。比询指挥使俞通等，皆称各军俱有差遣，苟且支吾。

你敢信吗？山海关如此重要的战略重地，守军竟然是个位数！

而守将对此竟然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敷衍态度。

鞑靼、瓦剌若是此时入侵，就靠这几个大头兵能干什么？

后来，边军贪污腐化的问题愈演愈烈，宣宗大概也是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从1434年开始，宣宗便反复带着军队在边地巡视。

可是，就在宣宗正准备大干一场时，他却突然病死了。

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在乾清宫驾崩，时年三十八岁。

临死之前，宣宗召见杨士奇、杨荣、杨溥、张辅、胡濙。对他们说道：太子朱祁镇年幼，我死之后，你们要竭力辅佐他。

从宣宗留下的辅臣阵容上看，文有三杨，武有张辅，还有一个专干秘密工作的，朱祁镇的皇位应该稳如老狗。宣宗可以安心闭眼了。

但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朱祁镇实在太能作死，纵然是有五位精英辅佐，也依然扶不起。

宣宗驾崩几天后，朱祁镇即位，改明年为正统元年，是为明英宗。

英宗即位之初，朝政有“三杨”处理，军事有张辅负责，内廷有张太皇太后盯着，大明朝的秩序也还算正常。

然而好景不长，1440年，杨荣去世；1443年，张太皇太后去世；1444年，杨士奇去世；1446年，杨溥去世。

随着三杨去世，及张太皇太后的薨逝，英宗开始亲政，一直以来被英宗宠信的宦官王振也开始崭露头角，兴风作浪。

王振这个人，不用过多介绍。作为明朝第一代权阉，他的名气太大了。

需要指出的是，王振的专权，并非是因为英宗不理国事导致的。

相反，王振兴风作浪，完全是由于英宗在背后推波助澜的结果。

换言之，王振对于英宗而言，就是马前卒。

当时朝内老臣势力强大，英宗对此很不满。

为了制衡文武百官，英宗将王振推出去，并对其无底线的纵容。

英宗的那点心思，王振也很清楚。

对了对抗百官，或者说，为了给文官们一个下马威，王振竟然派人将朱元璋早年所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字的铁碑移出了宫外。

而英宗知道后，对此不仅不过问，反而称王振为“先生”、“翁父”，以示信任。

英宗的操作，直接把大臣们看傻了。

见王振与皇帝的利益高度绑定，一些仕途不顺，“心思活络”的大臣开始行动，竞相拿着银两去贿赂王振。

面对大臣们的行贿，王振起初是来者不拒。

后来，由于贿赂的官员太多，王振嫌麻烦，便定下受贿标准：低于一百两白银的就别来了，想求咱家办事，至少要一干两白银。

明朝中前期，朝廷禁用金银交易，白银还不是合法货币，就算是官员，手上其实也没有多少银子。一千两白银，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

但是，为了巴结王振，与皇帝攀上关系，行贿的官员依旧络绎不绝。

当然，当时也有正直官员不买王振的账，比如时任山西巡抚的于谦。

但是像于谦这种宁可被降职、下大狱，甚至掉脑袋也坚持不巴结王振的官员，实在太少了。

或许，英宗重用王振的本意并不是祸乱朝纲。

他的初衷，也许只是想重塑权力结构。

可是，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上梁如果不正，下梁必然歪。

英宗无底线的纵容王振，一副昏君做派，默许王振狐假虎威，导致的结果，必然就是官员纷纷暴露人性中的恶的一面。

受此影响，大明朝的政治乌烟瘴气。明朝的国势自此也开始走入下坡路。

明朝不行了，北方的蒙古必然要开始刷存在感。

1434年，马哈木的儿子脱欢率军击败阿鲁台，大体控制了漠北草原。

五年后，脱欢病死，其子也先即位。

相比于爷爷马哈木和父亲脱欢，也先的野心更大，能力也更强。

他从来不满足于做草原的老大，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仿效昔日的成吉思汗，带着草原牧民入主中原！

为了实现自己的宏图伟业，也先即位后，四面出击，先派兵攻打哈密，后又亲自率军攻打东北的兀良哈和女真族。

在也先的扩张下，西至准噶尔盆地，东至辽河的广大土地，都纳入了瓦剌的势力范围。

有一段时间，就连偏远的朝鲜半岛也处在瓦剌的军事威胁之下。

1448年，收拾完一众小卡拉米，也先开始把矛头对准明朝。

而就在此时，明朝的后院还起火了。

前面说了，从1428年开始，割据麓川的思任发便不断搞事，试图吞并周边部落，发展壮大，寻机脱离明朝统治。

对于思任发的作死行为，明朝屡屡派人宣旨，要求其安分守己，但思任发每次都拒不理会。

1438年十二月，思任发进攻掠夺腾冲、南甸、孟养等地，并在腾冲制造屠城事件。

这起事件的影响过于恶劣，明英宗不能视而不见。

随即，镇守云南的沐晟领兵征讨，拉开了明朝四次征讨麓川的序幕。

可是，由于沐晟的指挥失误，明朝的第一次征讨，最终以失败收场。

英宗得知战败消息后，大发雷霆。沐晟也因此忧惧而死。

为了镇压叛乱，之后的五年，明朝多次出兵。

面对明军的镇压，麓川土著反复横跳，时而投降，时而叛乱。

直到1446年，思任发被干掉，麓川之乱才暂时平息。

但消停了没两年，思任发的儿子思机发再次叛乱，引兵攻打孟养（缅甸孟养）。

得知消息后，明廷内部对于要不要派兵征讨，产生了分歧。

很多大臣认为麓川荒远偏隅，即便叛乱也伤不到中国根本。而北方的瓦剌强势崛起，边患日益严重，已经到了不得不防的程度。现在应该专心对付瓦剌，麓川那边，采取适当的军事打压（羁），将重点放在招抚（縻）上就可以了，没必要再派大军征讨。

以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臣们的建议和忧虑不无道理。

土木堡之变，明朝三大营覆没，究竟谁该为此负责？

但是，由于王振希望通过打仗控制兵权，英宗也希望通过抬高王振来制衡百官，因而明朝最终的决策仍然是武力征讨。

1448年十月，靖远伯王骥率十三万大军征讨麓川。

这一战，明军如先前一样，凭借兵力优势，打得思机发狼狈逃窜。

但王骥率军班师后，麓川叛军再次拥戴思机发的儿子思禄法叛乱。

面对麓川的又一次叛乱，王骥心累了。

考虑到大军连年征战不平，军事打压恐怕难以解决问题，王骥主动派人与思禄法谈判，与其划金沙江而治，并定下盟誓：“石烂江枯，尔乃得渡。”

骥还兵，其部众复拥任发少子思禄据孟养地为乱。骥等虑师老，度贼不可灭，乃与思禄约，许土目得部勒诸蛮，居孟养如故，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

就这样，麓川之乱才得以在形式上平定。

总体来看，明朝四次征讨麓川，虽然令麓川土著势力开始走向衰落。但明朝的损失也不小。

加之同一时期，福建、浙江还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起义”。

可以说，此时的明朝，元气大伤，急需要休养生息，避免再开战端。

然而，由于王振当时的骚操作，明朝在虚弱之际，又陷入了与瓦剌的战争。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也由此拉开序幕。

1449年五月，也先向明朝派遣了一支两千人的庞大使团，对外宣称三千，想借此从明朝获得更多赏赐。

王振知道后，不仅令人严查使团人数，扣下了使团带来贸易的牛马羊群，并且还一口气减去了明英宗赏赐给也先赏金的五分之四。

王公公这时候来这一出，倒不是他重视国家利益。而是因为此前也先给他的回扣太少，没有满足他的胃口。因此，王振怀恨在心，借机报复。

也先得知王振扣了自己的赏金，大发雷霆。他早就想入侵明朝了，只是苦于找不到借口。

现在借口有了，他便不再藏着掖着，派出四路大军，分别进攻辽东、甘肃、宣府、大同，对明朝发动全面战争。

前面说了，此前由于征讨麓川，明朝元气大伤，此时不宜与瓦剌大战。

所以，当得知瓦剌大军南侵后，以吏部尚书王直为代表的大臣均主张以守为主，瓦剌军的粮草不足支撑其长期作战。只要坚守数月，也先必然撤军。如果不放心，可以派驸马井源领一支军队增援大同，稳固长城防线。

大臣们的建议，英宗起初深以为然，予以采纳。

可是，就在井源率军增援大同后，皇宫却突然传出一个爆炸消息，这个消息震惊了满朝文武——王振鼓动皇帝御驾亲征，大军五天后出发！

大臣们很清楚英宗的军事水平，就他那两下子，御驾亲征就是送人头啊！

并且，就算要御驾亲征，也要有准备。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又不是儿戏，短短五天，就想完成准备工作，怎么可能呢！

为了让英宗收回成命，兵部尚书邝埜、兵部侍郎于谦等一百多名官员以死相谏。

但此时的英宗，意念很坚定，一意孤行。

七月十七日，英宗下诏，令老将张辅，兵部尚书邝埜等一百多名官员陪同出征；留吏部尚书王直、兵部侍郎于谦等人辅佐郕王朱祁钰镇守京城。

诏书下发后，英宗带着京师三大营的二十万大军，对外号称五十万，杀向宣府、大同，踏上了不归之路。

就在英宗北上期间，驻守大同的四万明军在大同总督军务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朱冕、左参将石亨的率领下，在阳和口（今山西阳高西北）与瓦剌军大战。

此役，瓦剌军仅三万，并且还是客场作战。

无论怎么看，明军都占有优势。

但是，由于担任监军的太监郭敬的瞎指挥，诸将难以发挥才智，明军最终全军覆没，宋瑛、朱冕战死，石亨败逃回大同，郭敬靠着躲在草丛中装死，逃过一劫。

明军兵败阳和口后，大同以北各卫所守将纷纷撤退，城堡接连失陷。瓦剌军乘势南下，攻破长城防线。

八月初一，英宗率大军抵达大同。

这时候，郭敬带着残兵也退回了大同。

见到王振，郭敬六神无主，将前线的残酷，添油加醋说给王振听。

王振听后，吓得半死，立即劝英宗退兵。

从宣府到大同的这一路上，明军尸横遍野，英宗看在眼里。此时的他，心里也在害怕。

他从小到大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种场面，看着王振主动给自己台阶下，便立刻同意撤退。

这时候，如果大军按照计划原路返回，那就不会有后来的土木堡之变了，明英宗朱祁镇同学也不会到蒙古留学。

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王振却跳来整幺蛾子事。

王振的老家在河北的蔚州，离大同不远。

他觉得自己来都来了，不如就带着皇帝和二十万大军回老家转一圈吧，让老家的人看看我王振现在混得有多风光！

“王先生”提的要求，英宗当然是不会拒绝的。

加之，大军走蔚州，避开战区宣府，经由紫荆关入关，撤回北京，也是一条安全线路。

因此，无论是英宗还是随军的文武官员，对改道一事均没有异议。

然而八月初三，大军刚刚转向蔚州，走了五十余里，却又收到新命令——全员返回大同，沿着来时的路，返回京城。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按照《明实录》记载，王振突然想起八月正是秋收的季节，浩浩荡荡的大军进入蔚州，定然会践踏破坏成熟的庄稼，而蔚州最大的地主就是他自己。

为了避免自家的庄稼被踩踏，于是王振便建议英宗收回成命，让大军再次转向。

不过，按照《宣府镇志》的记载，王振并没有建议明英宗改道。

如果《宣府镇志》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那么朝令夕改的人，就是明英宗。

史官为尊者讳，让王振给英宗背锅了。

当然，不管是王振鬼迷心窍，还是英宗胡闹，最终倒霉的都是明军。

收到再次转向的命令，明军上下简直要疯了。

短短半月，皇帝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计划。

由此，明军上下身心俱疲，仗还没打，将士们的士气就跌到了谷底。

明军的动向，也先看得很清楚。

他其实早就可以发动进攻了，只是因为摸不清明军实力，不敢轻举妄动。

现如今，明军士气低落，也先很清楚，只要发动攻击，必定能够击败这个所谓的庞然大物！

八月初十，明军抵达宣府。也先也在这一天对明军发动第一次攻击。

得知瓦剌主动进攻，负责垫后的明军将领吴克忠、吴克勤率军拦截，但全军覆灭。

英宗得到消息，命靖难名将朱能的儿子朱勇率五万人断后，为大军撤退争取时间。

土木堡之变，明朝三大营覆没，究竟谁该为此负责？

这时候，朱勇的任务很简单，布置防线，尽可能的拖住瓦剌军就行了。

但是，担任监军的太监刘僧却想立功。他在大军阵势没有摆开之前，就贸然率部突入鹞儿岭隘口，结果惨遭瓦剌军包围。

得知监军大人有难，朱勇不敢坐视不理，只得硬着头皮挥兵跟进，结果也中了瓦剌军事先设下的埋伏。

最终，刘僧、朱勇双双战死。五万明军也全军覆灭。

这场鹞儿岭之战，完完全全暴露了明军的真实战力。

不客气的说，此时明朝最精锐的军队，在瓦剌军面前，也不过是纸糊的样子货而已，随便一捅就破。

虽然吴氏兄弟和朱勇死的很窝囊，但他们的拼死拦截，还是明军主力争取到了三天时间。

三天救命的时间，从宣府撤回关内，绰绰有余。

实际上，明军当时已经赶到了土木堡，这里距离怀来只有二十五里，只要大军进入怀来，所有人就都安全了。

然而，就在明军即将逃出生天时，王振又跳出来整活了。

他对英宗说：“我还有一千多辆车没有运到，大军暂时不入城，就在这里等等吧！”

注意，不是明军的一千多辆辎重没有运到，而是王振在北上期间搜刮而来的一千多车私人财产没有运到。

兵部尚书邝埜得知王振为了自己的那点家产，竟然置皇帝安危不顾，置十几万明军将士的性命不顾，气愤不已，大骂王振混蛋。

随后，邝埜求见英宗，希望英宗先率少量精锐入关，他率主力留下，拖住瓦剌军队。

但就在这个关头，英宗拒绝了邝埜的建议。

为什么拒绝呢？

按照《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英宗鬼迷心窍，表示王振不走，自己也不走，一定要等辎重车来了之后再一起走。

但是，根据近些年专家对土木堡实地考察后的研究，认为英宗驻跸土木堡的真正原因是他不甘心就此灰溜溜回京，想留下来与也先决战。

此时明军由蔚州改道，折返回大同，主动暴露在瓦剌军眼皮子底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英宗不想回去，他想留下来打一仗。

然而，英宗糟糕的军事指挥能力，最终坑了十几万明军。

英宗选择留下后，命令部队依山扎营，而山上又没有水源，只有几口井。

试想，十几万人靠几口井，怎么可能长期坚持呢？

就这样，明军彻底陷入绝境。

八月十四晚上，瓦剌军杀至土木堡外围。

也先观察战场形势，发现明军防线以南十五里有一条河，但河边却没有明军把守。

这条河，就是胜负关键！

随即，也先派人在河流北岸布设防线，阻止明军前来打水。等到英宗发现自己的部署有多么愚蠢，派人去河流打水时，为时已晚，瓦剌军已经严阵以待，掐住了明军命脉。

到了第二天，十几万明军饥渴难耐，也先趁机派遣使者，假装与王振议和，并做出撤军，将南边的河流让出的假象。

王振不知是计，天真地就以为也先要撤军，便建议英宗移营就水。

渴了一天一夜的明军看见水源后，疯狂地扑过去，全军处于无序状态。

趁此机会，也先命令瓦剌军出击，三万瓦剌骑兵蜂拥而上，一边用汉语大喊“放下武器者不杀”，一边抡起马刀见人就砍。

这时候的明军，已经完全没有士气可言了。

一听缴械不杀，又看见瓦剌骑兵来势汹汹，便纷纷放下武器。

就这样，十几万明军顷刻之间便全军覆灭。大部分都成了瓦剌的俘虏。

在混乱中，王振跟随英宗逃命，但此时皇帝身边的护卫队早就跑没影了。

护卫将军樊忠见大势已去，气愤不已，用手中铁锤将王振捶死。

王振死后，明英宗就像失了魂一般，他不再逃跑，主动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着被俘。

不一会儿，瓦剌兵冲上来，一个士兵上前要剥取英宗的衣甲，但见到他的衣甲与众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将情况报给也先。

也先得知后，是又喜又忧，喜的是抓了大明皇帝，真的是捡了天大的漏。

忧的是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处置这个大明皇帝，杀了不好，留着也不大合适，所以就只好将英宗好生安置着，决定留着要挟大明换取钱财。

土木堡之变，明朝损失巨大。

京师三大营，二十万精锐，全军覆灭。

永乐朝留下的武勋贵族，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战死，一批名将就此殒命。

朝堂之上的高级文官，损失至少一半，包括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栗，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等五十余名文臣遇难。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文选郎中李贤等数人侥幸逃出。

近些年，阴谋论盛行，很多人说“土木堡之变是一场阴谋，是大明文官集团对武勋集团的一次清扫”。

可是，文官集团在土木堡也死了五十多个大佬，杀敌八百，自损一千，这算哪门子的阴谋？

总体来看，土木之变谈不上有什么阴谋论。

要说有，那也是史官为尊者讳，让王振为明英宗背了黑锅。

有明一朝，宦官仅仅是秉承皇帝意志的代言人，本身并没有足以左右皇帝的权柄，强如党羽满朝的九千岁魏忠贤，也不过是明熹宗的一条狗罢了。崇祯帝刚登基，就能轻松将其拿下。

相比于魏忠贤，王振那点权势又算得了什么？

明英宗当时已经23岁了，这么一个成年人，整场战争中，居然就像个王振的提线木偶，王公公怎么说，他便怎么去指挥群臣三军去做，全无半点异议。这怎么可能？

因此，土木堡之战的真正罪魁祸首，必然是明英宗无疑。而王振王公公，很大程度上只是为英宗的进退失措、指挥不当背锅罢了。

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身为四朝老臣，大明朝的军神张辅，在战争期间为什么碌碌无为，全程隐身，预见不到面临的危险，只能眼看着大军蹈入死地，最终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一个王振，不足以让张辅三缄其口，不敢发表观点。

但是，如果这个瞎指挥的人，是身为皇帝的明英宗，这就够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宣宗朱瞻基也有责任。

从朱棣去世到土木堡之变，中间隔了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可能你会时间很短。

但是，从宋哲宗的熙河开边到靖康之耻，中间也就二十五年。

从凡尔登绞肉机到在法国投降前进入巴黎，中间也就二十年。

从古至今，二十多年看似短暂，实则并不短。这个时间，足可以让打过硬仗的老兵换过两茬了。

作为承上启下的皇帝，明宣宗在位期间，其军事成就实在太低，对边军也过于纵容，以致为后世埋下诸多隐患。

可以说，明宣宗对于父祖和儿子，都有失责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