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的作战表现为什么那么差？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海军北洋水师虽然输得很惨，但好歹打过黄海海战这样还算象样的仗。对比之下，清朝陆军的表现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在整场战争中，清朝陆军除了少数场合能够勉强一战外，大多数战斗都是一触即溃或者望风而逃，整体表现完全可以用不堪一击来形容。当时的清军在甲午战争前经历了镇压太平天国、围剿捻军、收复新疆、中法之战等多场战争的锤炼，战绩卓著，战将如云，武器装备水平在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也得到了极大地改善，给外界的观感并不是一支弱旅。在观感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之下，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久经战阵、人数众多的清朝陆军为什么会在国小兵少，多年没打仗的日军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的作战表现为什么那么差？

粗疏混乱的战略谋划指挥

甲午战争之前，清廷虽然对日本的动向抱有警惕之心，但针对日本进行的国防建设整体上是无序的，缓慢的，缺少通盘的统筹设计和持之以恒的努力。举凡指挥体系、兵役制度、装备更新等各个方面均逐渐被日本抛在身后。

在日本会不会发动战争，何时发动战争这个关键问题的研判上，清廷出现了致命的误判。清廷中负责对日防务,意见建议能够左右枢机对日决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时对日本的野心和实力认识最清醒，到临战却将料敌从宽的原则置于脑后,低估了日本一意发动战争，侵略中国的野蛮决心，一厢情愿地认为日本不会开战，一误再误，枢机中也无人能予以匡正。朝鲜危机出现，驻日大使汪凤藻、驻朝商务大臣袁世凯密报日本正在增兵求战，李鸿章仍主观地认为日本首相“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嗾韩匪起事”，“伊藤与吾交好，非虚伪”，日军却大举入朝，占据仁川、汉城一带战略要地，做好了先发制人的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清廷一开始表示震惊，但又认为日本只是“造声势”、“争体面”，仍做着完全凭外交手段退敌的迷梦。此后，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前线将领提出“事至今日已无可闪避，不如制敌先机，予敌人以迎头痛击，挫其锋锐”，但李鸿章却给提出先发制人建议的人记过处分，认为“日本添兵，虽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 清廷指挥决策层对战略形势分析判断的粗疏糊涂，到了如此荒谬可笑的程度，战争的布置准备也就可想而知。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大使田贝在致美国总统的秘密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中国以完全无准备状态卷入战争，乃史无前例。”直到战争爆发，清廷仍对战争全无设计和谋划，既没有一套应付日本进攻的战争构想，更没有制定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预案，战略指挥完全是反应式的，战争动员、兵力布势、后勤保障处处后于敌手。陆战首战成欢之战时，清军到达朝鲜的兵力不及日军机动部署兵力的一半，首战即寡不敌众，对后续入朝部队的兵心士气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平壤之战前夕，清朝才急忙急脚地大量招募新兵，充实兵力，这些新兵连开枪开炮的基本的训练都没有时间完成，作战表现不难想象。平壤之战爆发时，清军本应运抵前线的大量后勤物资还滞留国内，成了平壤守将不敢与日军相持的重要原因。

至于战略指挥应该做到的高度集中统一，由于清朝高层政治斗争激烈，军队又派系林立，清廷根本就做不到，在战场上多次形成了日军力量集中，清军力量分散的不利局面。鸭绿江之战，因为作战部队来自于八旗练军与勇营两个系统，清廷只好将防线一分为二，由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和四川提督帮办北洋军务宋庆分别负责。山东半岛作战，清廷在同一战场上委任了两个战区指挥官，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海军基地威海卫防卫，其它陆上作战则由山东巡抚李秉衡调度。李秉衡是李鸿章的政敌，对李鸿章护卫后路的支援要求各种敷衍拖延，很有作壁上观的嫌疑，导致威海卫守军在战争期间，一直是独自与优势兵力日军对抗。

在战争期间，由于李鸿章、刘坤一等战略指挥员信心不足、军队野战能力差、战术战法保守等原因，清军实际上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违背了战略指挥应牢牢把控主动权的基本原则，一再在战场上陷入以寡敌众或坐困危城的被动局面。在朝鲜战场上，李鸿章要求“先守定局，再图进取”，入朝各军听令株守平壤孤城，不主动出击，将战场主动权拱手让与日军，在后勤不继的情况下失败只是早晚的事情。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抗登陆作战中，清军同样实行单纯守点、分兵把口的消极战法，完全没有集中必要力量实施机动阻击的布置，被日军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是必然结果。

弱势的有效作战兵力

甲午战争前夕，清军的兵力看起来很庞大，计有八旗、绿营以及湘淮军等地方勇营部队110余万人。但是纸面上与实际可用的兵力并不是一回事。其中，总数多达近70万人的八旗、绿营因为吏治腐败、装备老旧、不思训练，早已丧失了战斗力，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中表现得不堪一击，只能勉强充当维持治安的角色。清军能够一战的只有以淮军为主的各路勇营部队，以及借鉴勇营兵制，以勇营出身将领为骨干，从八旗、绿营中择优编练的练军。练军整体作战能力虽然强于八旗、绿营，但是大多数也没有达到清军精锐淮军的水平，而且大多分散各地，抽调不及，也上不了前线。根据李鸿章的报告，当时清朝可以作战的精锐陆军，总数只有区区53281人，计有驻防旅顺、大连湾、天津、威海等地的淮军勇营部队38642人，驻在奉天（沈阳）的勇营部队奉军，直隶练军中较有战斗力的正定、通永、古北口练军14639人。由于这些军队中，很多都担负着守卫炮台要塞的重任，并不能随意调动，真正能够机动作战机动的兵力仅有驻所在天津的卫汝贵淮系盛军11384人，叶志超、吴育仁、聂士成等部直隶练军，武毅军10357人，以及驻扎在奉天等地的左宝贵奉军3879人，总计只有2万5千人。

此时的日本经过军制改革，已经全面实现了军队训练、制度、装备、战术的近代化，除守备兵力外，还编练了7个野战师团，多达12万余人的机动作战部队。也就是说，日军的机动兵力达清军的5倍之多。

由于堪战兵力的巨大差距，在甲午战争的系列战斗中，清军始终处于以寡敌众的不利境况。清军与日军的首次陆上交锋是成欢之战。这是双方开战之前已进驻朝鲜部队之间发生的一场战斗，清军总兵力3800余人，参战兵力2800人，日军总兵力8000余人，参战兵力4000余人。平壤之战，清军防守平壤的兵力为11000人左右，而日军兵力为16000多人。鸭绿江之战，清军名义上的总兵力达到28000人，但实际上参战的只有20000人，只有日军30000的三分之二。到鸭绿江之战时，李鸿章眼中的能战之兵，已大多投入战斗，其中机动作战兵力已经在第一梯次全部投入朝鲜战场，原本防守炮台的兵力不得已也抽调了大部参与了鸭绿江之战。其后的战斗，与日军作战的多数清军都是仓促募集的新兵，这些人没有时间经过充分的训练，连枪炮响声都怕，其实不能算作有效作战兵力，反倒带来了巨大的战场控制和后勤保障麻烦。就算把新兵算作有效兵力，日军进犯大连、旅顺时，清军防守兵力仍不及日军。直到日军深入辽阳之后，陆续聚集的清军才开始在数量上超过日军。但此时清军精兵和重武器消耗损失殆尽，光谈数量意义已经不大，比如海城之战中的主力湘军，只不过是起用一些湘军旧将在湖南重招募的兵勇而已，与太平天国战争时的湘军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不是能战之兵，这也是清军四次反攻海城不能得手的重要原因。清军兵力在辽东战场处于弱势，在山东战场也是同样的问题。日军在山东登陆的兵力34600余人，但清军驻防兵力只有22200余人，并且分别听命于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山东巡抚李秉衡，原本就单薄的兵力经分散在作战中更加弱势。日军在攻克北洋水师基地威海卫的作战中，始终面对只有淮军的8000人，而李秉衡手下的兵力龟缩在烟台以东，没有一营一队前往救援。

经不起考验的能力素质

清军官兵的思想素质先天不足。在长期的愚民政策之下，当时的民众国家民族意识十分薄弱，大多处于赤贫状态，没有机会受教育，目不识丁。他们之所以参军，所追求的不过是当兵吃饷，出人头地，升官发财而已，谈不上有任何职业理想，也没有忠君爱民、保家卫国的自觉。由于思想素质上的缺陷，清军官兵严守纪律、服从指挥、顾全大局的意识非常淡薄，在缺少利益刺激的情况下和挫败恐惧的压力下，很容易丧失斗志，甚至溃乱哗变。而那个时代清军的领导层，除了湘军创始人曾国藩以外，似乎也一直没有认识思想教育和改造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性。他们维持士气的唯一办法，就是晓之以利，靠斩首一人赏银多少，命中一炮赏银多少这样粗陋直接的物质利益刺激来集结振奋人心。即便以曾国藩的嫡传大弟子，得意门生自居的李鸿章本人，也没有意识到曾国藩在军营中进行经常化思想教育的意义所在，他在军队建设上，关注得更多的是武器装备和战术操法，部属只要能打仗，其它的包括贪污受贿乃至刚愎犯上都可以优容。领导层对思想素质改造的忽视，又进一步加剧了清军官兵素质的败坏，让他们变成了一群目无法纪的骄兵悍将。将领们在战场上协同作战时门户之见严重，不是同一个系统的就不协作配合，而且在同一系统内还分小派系，对于上级明确的指挥员，只要不是同一派系，就公然不服从调度，即便是同一派系，也要一争高下，互不服气，活脱脱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前世版。直隶提督叶志超在被任命为平壤前敌指挥官时，知道卫汝贵、左宝贵、马玉昆、丰升阿等其它各路将领不会听自己的，只好哀求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文人，代表李鸿章上前线督军。其实这几位将领，除了丰升阿属八旗系统之外，都出自淮军，叶志超和卫汝贵还一直在李鸿章麾下共事。士兵们则纪律荡然，稍有机会就扰民害民，杀人抢劫强奸放火，无恶不作。作战其实较为得力的盛军统领卫汝贵在兵败平壤后遭到清廷处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鸿章的政敌抓住了盛军军纪败坏的辫子，得以借惩处卫汝贵来打击李鸿章。

清军官兵的军事素养也颇为低下。淮军是当时清军中武器装备最先进，作战经验最丰富，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然而，即便是淮军，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战斗素养在整体上也是乏善可陈的。袁世凯曾经在前敌电报中痛陈淮军官兵战斗技能低下：“洋人用兵，概分四排，队前一排散打，败则退至第三排后整队，以二队按步散接应，后排亦可防包抄、傍击。右后支队伍数十里设兵驻防，遏退兵，整残卒，虽败不溃，各军平时操练亦有此法，然临阵多用非所学，每照击土匪法，挑奋勇为一簇，马奔直前，宛同孤注，喘息难定，簇后不敢放枪，恐自击，只恃簇前数十人乱打，且簇拥易中弹，因难制胜。”日军随军记者也对清军低下的军事素养印象深刻:“清军从不考虑利用有利地形，和使用跪射和卧射，一律使用站射。他们浪费弹药，对少数侦察兵，也使用120mm重炮”，“清军炮兵一般在步兵阵列，技术很差，开火毫无节制，打光炮弹算事，大炮旁还插有大旗，成为显眼的目标”，“清军武器不错，个头很高，但是完全不使用白刃战，每当白刃战，他们都把子弹上了膛的步枪丢弃一哄而散，一溜烟的逃跑。所以有好机会也不冲锋，更不追击，作战就是排成一线。”将领的作战指挥也显得十分粗漏呆滞。平壤守将叶志超等，株守孤城，完全不敢主动出击，尽远布势，坐等优势敌军来攻。宋庆守鸭绿江，布置防御没有纵深，手中不掌握预备队，结果一处遭日军突破，便全线崩溃。

低下的军事素质后面隐藏的是清军原始粗糙的军官选拔及教育训练方法。依托军校逐级进行军官的选拔培养是军事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当时西方列强的普遍做法。日本在明治维新学得很快，到了战争前，其各级军官大多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和培训。清朝洋务动时间虽然较明治维新早，但是军官的选拔培养整体上仍沿用中古时代的老一套做法。即军官的选拔任用，战争时期靠实战汰选，和平时期则主要论关系，讲资历，从中下级到高级，都没有军事教育和培训。到甲午战争前夕，各路勇营、练军的军官要么出身行伍，要么由因私人关系得以谋得职位。没有人受过近代化军事教育，仅因为自己或长辈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作战中立有战功，就得以逐级晋升。他们的作战知识和习惯要么来自于自己在太平天国战争、镇压捻军的实战经验积累，要么来自于自家长辈和同僚的言传身教。这些与低武器装备水平、低组织程度的作战对手在低烈度战争对抗中获取的知识技能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但是基于功利化的入伍动机和普遍低下的文化素质，清军军官对近代化作战知识技能，既没有主动学习的兴趣，也缺乏透彻掌握的能力。人数寥寥的受过近代化军事教育的军校毕业生，则在军队得不到重视，不仅无法染指部队指挥权，还处处受到旧式军官的打压。清军在勇营、练军中推行的西式训练，由于组织不得力，方法不得当，最终的效果的也是画虎类犬，东施效颦。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对清军编练新军成效不大的原因作过剖析：“旧日洋操，兵之所以练不能精者，以用教习为弊为最大，设有教习，则营、哨官皆可以以庸劣无能之人滥竽充数，营垒法式，枪炮理法，队伍分和，一切教练事宜，懵然不知。一切教法，付之教习，权力不专，临操时已不甚听从，操场一散，即仍听营、哨官之指使，课令杂役，纷纭百出。全与操法制度相违戾。临操之时，统带官熟视其旁，一若不与其事者，最为可怪。一旦出防远征，则仍听统带之官妄加调遣。如此，则永远练习不成，何论战胜外国。”从张之洞的观察来看，清军新军编练几无效果，出现袁世凯电报中 “临阵多用非所学”，仍按“击土匪法”打仗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

落后的编制编成

参战清军的编制编成是曾国潘在创立湘军时参照戚继光练兵方法设定的，为与清军八旗、绿营军制相区分，可称之勇营制。勇营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步兵每营500人，按哨、队两级编成，1营下辖4哨，1哨分8队，每队编有10到12名士卒，此外每营还雇有负责后勤保障的长夫180人，不列入编制；骑兵每营250人，分哨、棚、什三级编成，营以上再无固定编制。带队营官以上的军事长官即为统领，每个统领辖军少则数营，多则十数营以至数十营不等。各统领无论统兵多少，相互之间无隶属关系，全都直接听令于统兵大帅1人。营以上各级设有营务处，协助营官处理文书及后勤事宜，不是协助作战的参谋机构。后来淮军沿袭湘军，练军模仿湘军、淮军，数十年间没有对这种编制编成作过大的调整改变，只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武器装备的西化逐步编入了开花炮营等新作战兵种单位。

这种脱胎于冷兵器时代的编制编成在清军与组织度很低、武器装备以冷兵器为主的太平军、捻军对抗时，问题尚不明显，但放眼世界，它就如同清朝这个老大帝国一样，已经被时代的车轮远远地抛在后面。同时代的西方列强，早已普遍采用了适应热兵器、大兵团作战需要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的树状编制结构。日本在明治维新过程中，效仿这种编制结构，对军队编制体制作了彻底的革新。日军以师团为最高固定编成单位，下辖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各级，配有骑兵、炮兵、工兵、辎重等各个兵种，战时员额接近两万人，而且团以上单位设置了司令部，辅助指挥官进行作战指挥。

与日军作战时，清军编制编成不利于有效指挥、集中作战的缺点一起集中迸发出来，成了清军屡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基层组织方面，勇营制中步兵编制缺少排一级建制，导致基础战术指挥严重不足。勇营制中，营相当于近现代编制中的营，哨相当于连，队相当于班，没有热兵器化军队中最重要的基本战术单位，也是培养基层指挥员的重要岗位---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论是在戚继光的时代还是湘、淮军的时代，他们及其作战对手的火器化程度都很低，采用密集队形进行白刃冲锋格斗，是主要作战方式。在这种作战方式下，一个哨的作战正面和纵深都不大，指挥起来相对容易，不需要太多的指挥官进行分级分层控制，设立排级建制及指挥员没有现实需要。遭遇近代化的日军后，清军没有排这个建制的缺陷就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清军在战斗队形上要么就是蜂拥猬集，造成无谓的伤亡，要么是就是散开之后，士兵没有军官的指挥，无论是战斗意志还是战斗动作都上不来，“遇敌即逃，遇敌即溃”，小部队的运用根本无从谈起。在中高级指挥控制上，勇营制层级过少，跨度过大，导致不少统领需要指挥数量过多的营作战，超出了他们的调度能力，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即便是现代化军队，有先进发达的指挥通信和完备成熟的参谋机构作辅助支撑，一个指挥官直接指挥的作战单元也不会超过5个，而勇营制中各军统领领军多在这个数目之上。在甲午战争中，面对师团编制，多路分进的日军，清军将领普遍难以驾驭调度为数众多的作战单元，筹划指挥纰漏失误频出。如盖平、牛庄、田庄台等战斗，清军频频被日军攻破侧翼或被包抄。这种编制编成本身也不利于清军集中兵力进行大兵团作战。大规模战事，出兵动辄数万，达数十以至上百个营。如此庞大的兵力不是某一个统领出动得了的，必须出动数军联合作战。此时受命节制诸军的统领却无法指挥他部，原因一在于上文提到的清军顾全大局，服从指挥的意识本来就很差;二在于平时各统领不相隶属，地位相近，一时难以磨合，结果往往在亟需集中统一行动的战场上形成有将无帅，各行其是的局面。直隶提督叶志超在平壤担任前敌指挥官时，根本无法指挥左宝贵、马玉昆、卫汝贵率领的其它部队，遇事只能会商而已。接替叶志超担任前敌指挥的宋庆遭遇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他本身不属于淮军嫡系，淮军诸将自然更加不听调遣。所以他名为“诸军总统”，但实际上能调遣只有直属他的9个营而已。勇营制也不利于高级指挥员的培养养成。勇营制下各统领辖军不等，如果以一般情况下的8，9个营计，则相当于师的编制，如果以淮军最大的一支盛军为例，多达16个营的兵力，已经相当军的编制。从营到师、军这么大的跨度，中间竟然没有一个衔接的层次，使得各军的统领只能从营官中选拔，导致了很多统领实际上是以一个营长的历练在承担方面指挥的职责。众所周知，作为战术分队的营和战役兵团的师军，对其指挥员的能力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营长只需要在很小的战术范围内考虑问题，但是师以上指挥员则必须能够控制整个战局。没有几个人不经层层磨练，天生就具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才能。甲午战争中，淮军的主要统领如叶志超、卫汝贵、刘盛休等人都是从营官的位置一跃而上的，事实证明，他们都不具备担任高级指挥员的能力。整个战争中，淮军诸统领，除了聂士成之外，大多表现得庸懦无能，与勇营制这种编制编成是有着莫大关系的。

紊乱无力的后勤保障

落后、混乱、拖沓的后勤保障经常使前线清军处于给养军械供应不足的窘境，有时甚至到了缺衣少食、枪炮俱无的地步，严重影响了清军的战斗力和作战表现。据甲午战争研究委员会委员陈午所著《沉没的甲午》一书的分析研究，平壤之战，叶志超之所以在战况尚可的情况下弃城逃跑，清军由于后勤不济，弹药、粮食已不足以支持坚守数天的用度，的确是重要原因，不完全是因为叶志超胆小庸懦。宋庆率军增援金州的过程中，由于粮秣转运不及，士兵们只能每日背着饭锅，到附近农村搜集粮食，以得一饭之饱，一军主帅宋庆也吃不到象样的东西。反攻海城之战中，清军调配不到攻城大炮，直接导致了四次反攻海城劳而无功。在如此糟糕的后勤之下，想让军队打赢硬仗、恶仗的确是勉为其难。清军的后勤之所以如此糟糕，跟后勤统筹组织调度不力、缺少有效的机构体系支撑有莫大的关系。在战前爆发之前，李鸿章对日本一意发动战争的狼子野心估计不足，寄希望于与日本同为一丘之貉的列强英、美、德、俄调停，对后勤工作未作通盘的筹划准备。中日开战不久，进驻朝鲜的清军所携粮饷弹药不足，各军保障途径不一，不相接济，后续转运保障紊乱的情况就暴露了出来。后来虽经清廷着力补救，设立了统一的全军后勤部门和前敌后勤保障部门，任命派遣干员盛宣怀、周馥、袁世凯专门负责，并于后方至前线沿途设立兵站转运保障，但是关键之战平壤之战此时已经打输了。清军各勇营本来设有用于后勤的长夫，但是为了节省粮饷，出征朝鲜的各军大多没有携带长夫。结果清军不得不抽出本来相对日军就不占优势的作战兵力负责繁杂的后勤事务，进一步分散了力量。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清军后勤还有一个特别不合理的地方，那就是战斗负伤竟然需要自费治疗。如此不近情理的卫生医疗制度，对兵心士气的掣肘制约可想而知。

日军则因为后勤保障体制近代化，保障机构体系完备，保障力量充足，组织调度有力，虽然远离本土作战，但是对于清军，仍占尽了后勤优势。日军师团下面编有工兵、弹药、辎重大队负责工程作业、军械、给养等事务，卫生队负责战地医疗救护，在军一级则设立兵站部统一负责全军的后勤保障。除编设专职机构和人员负责后勤事务，日军还征用了多达15万人，不占军队编制的军夫负责粮秣转运、工事构筑、桥梁架设等后勤事务，使野战部队能够集中精力作战。

历史不容忘记

甲午战前约三十年，日本与清朝各自进行了旨在富国强军的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在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年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这足以让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文明高速发展的时代尤其如此。日军在明治维新期间，大力吸纳西方军事文明的先进成果，走上了近代化的快车道，从内到外脱胎换骨。而清军在近代化的路上走得蹒跚踯躅，直到甲午战争前夕，即便是清军近代化程度最高的淮军，也不只过是装备了一些近代化武器，引进了一些西洋操法，但是教育训练、军官选拔、编制编成等内核仍然停留在中古时代的旧式军队而已。进步速度的不同，使得清军惨败的结局在战前业已注定。清朝陆军也有不少尽忠职守、浴血奋战的勇士，他们的精神值得后人崇敬和缅怀，但是即使每个人都像他们那样血性忠勇，也难以改变战争的结局，充其量输得不那么惨烈、难堪而已。国家和民族为甲午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至今日，时时牵动国人神经的台湾和钓鱼岛问题仍可以追溯到一百二十年前的那场战争。沉痛的历史告诫我们，战争准备的实质是敌我双方战争能力建设的竞赛，是动态的，双向的，既往的战绩和经验在时空的变换之中，往往已不足以作为未来战争的凭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国防建设上，任何的懈怠，任何的疏忽，都会成为残酷战争中血的教训，必须抱有“永远在路上”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