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将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这段时间称为“轴心时代”。在这段时间内，希腊进入了城邦时代，文化艺术高度繁荣；印度出现了佛教。世界主要文明国家的文化都基本在这个阶段奠定基础。这段时间在中国处于春秋战国时代（前770—前221），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局面。百家争鸣的出现具有诸多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小编试图来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

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第二年，周平王动迁洛阳，东周开始。然而东周并非是一个王朝，只能算一个小国。由于王畿面积大幅缩水，导致周王的财力、兵力和权威都大不如前。周王权威失去以后，便缺乏了对诸侯的控制，同时也失去了对传统制度的维护能力。这时候诸侯国“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因此分封制走向了瓦解。

在缺乏最高权威的约束后，各国上到君主，甚至下到黎民都开始僭越礼制，周代的典章制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在国家大政上，强大的诸侯开始称霸代行天子以令天下，所谓“政由方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生活方面，他们已经不再遵守周公制定的那一套严密的等级礼乐仪式，而是肆意践踏。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仁人志士开始思考应该如何重建社会秩序，由于身份不同，地位不同，经历不同，产生的意见也就不同。如鲁国一带的因为深受周礼文化的熏陶，因而这里的儒生会提出恢复过去的等级体系，并以身作则，强调“克己复礼”“修身养性”等，其代表人物有孔子、左丘明等；而三晋一带因为“公室荡灭”，生存环境恶劣，因而这里的士人提出要因时而变，提倡变法图强，其代表有之产、郭偃、商鞅、申不害等。楚地早期生产力较为落后，地广人稀，风光秀丽，因而让人产生回归自然，逃避现实的想法，道家思想就是在此出现。而齐国有“渔盐之利”，工商业繁荣，有泱泱大国之范，因而成为百家思想融合之地。

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都处于一种危险的竞争环境之中。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列国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改变过去“亲亲恩恩”的任人唯亲制度，进而广泛选拔任用人才。这些人才有的可以提出社会改革方案，增加国家经济实力，加强中央集权；有的可以用兵如神，能够在军事上保卫国家安全；有的有口舌之利，能够在外交中纵横跋扈，远交近攻，为争霸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甚至有“鸡鸣狗盗”之徒也能够得到重用。

春秋战国时代许多国君求贤若渴，他们身份不一定高贵，但是一有能力。如齐桓公不记私仇，重用管仲，楚庄王重用孙叔敖，秦穆公重用奴隶出身的百里奚。到了战国时代，列国国君礼贤下士的更是不少，如魏文侯、秦孝公、齐威王、赵武灵王、燕昭王等都纷纷发布招贤令，甚至修建专门的机构以养士，如齐国有稷下学宫，燕国有碣石宫、秦国有咸阳宫。人才的多寡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所谓“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即如此。

春秋战国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

除了国君养士以外，士大夫也盛行养士之风，如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都礼贤下士、收养了几千门客，后人称之为“战国四公子”。战国末期的吕不韦也养士达三千人。士大夫养士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国家服务，而是为了对付政敌。许多穷困潦倒的士人因为受到士大夫的重用而变得衣食无忧，甚至飞黄腾达。

总之，春秋战国时代，士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士人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加上他是列国未统一，这些士人的人身自由没有得到多大的限制。他们不用担心言论受到压制，也不用担心衣食保暖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著书立传，畅所欲言，抒发自己的思想和意见，形成了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

夏商周时代，文化教育被贵族所垄断，也就是“学在官府”。这时候的教育特点是官师合一，政教合一。其教育的对象主要是针对贵族子弟，教育的内容以“六艺”为主。这种局面导致贵族世代垄断教育文化，民间黎民则永远愚昧无知，“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便是对该现象的总结。

不过在春秋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周王室衰微，诸侯兴起，过去学术的垄断也开始被打破。黄绍箕说：“周室东迁，王纲解纽，学校庠序废坠无闻。”，王畿地区的学校系统遭遇极大的破坏，这导致许多文人学士只能流落诸侯或者民间。《史记·历书》记载：“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司马迁自己的家族历史也说明的该现象。在司马家世世代代为周王室掌管图书典籍，到了春秋早期也分散到了各国。

孔子曾经对此现象感叹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论语》对当时主要人才的流向有具体的介绍：“9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这反映了当时的的文化中心从周王室转移到了诸侯国，士人也向各国流动。这种现象造成文化的下移，推动各国文化的繁荣。

这些士人除了在列国担任官职以外，还会开坛讲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有弟子三千余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因此孔子被视为私学的开创者。然而实际上，在孔子之前私学就已经出现，如柳下惠曾为鲁士师，“九十岁，从游者逾众，担簦负笈而来者，百余人。”这些私学招揽的弟子往往没有身份等级的限制，这使得许多黎民能够接收到教育，推动了文化的下移。文化下移推动了整个社会文化的繁荣，这给列国变法和百家争鸣提供了文化的基础。

无论从经济、政治上还是文化上来分析，百家争鸣的出现都离不开春秋战国时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如果以一个词语来总结春秋时代的特征，我想就是“变革”。春秋战国时代处于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转变的的重要时期，这种转变引发了社会各方面的剧烈变动，因而引发了思想的活跃。和其他文明一样，中国的“轴心时代”为中国的文化奠定了基础，此后的两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春秋战国时代为基础不断总结，虽然也不少的突破，但是总体未出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