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为什么备受推崇，却无法成为文化主流？

关于"理学"的诞生发展史以及它的是是非非。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核心思想没有问题，但理学的修行方式是"天理外求"，要求人们必须通过外部学习才能获得天理，这就存在重大的缺陷。

既然是外部获取的知识，那么理解不理解，做不做，则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要表达出来，因此理学家都特别重视笔墨文章。道理说得头头是道，科举考试文章写的辞藻华丽，但放在自己身上却不践行。其实践行不践行也无所谓，因为没有人重视，所有人都在看你如何表达，而不是看你如何做。时间长了，理学家们就退变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把道理拿来生搬硬套，文章讲话常常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所谓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

早在朱熹时代，就有人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但为什么反对的声音无法撼动理学的影响力呢？其实逻辑很简单，理学要求人们外求天理，理学家们就一定会给人们划定一个"参考书目"，在一个限定的文化圈子内进行研究。这叫什么？这就叫"文化禁锢"。人们不知不觉就陷入到了一种思想控制中，不能说"不"。

谁最喜欢这样？当然是统治者，因为这样民众思想统一，容易约束和管理。所以，自明朝开始，理学都被树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只要脱离理学圈子，就是异端邪说。有了统治者的加持，理学更加无坚不摧，甚至老百姓以为私塾里摇头晃脑的老先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却不知道其实传统文化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

所谓"其他的声音"中，有一种与理学对立的思想，长期活跃在中国社会中，甚至漂洋过海到了日本。尽管从来没有得到历代王朝政府的官方认定，但其门徒遍天下，对社会、政治，甚至企业经营，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就是"心学"。

北宋陆九渊继承了程颢的思想，创立了"陆九渊心学"，但在朱熹的阴影之下，陆九渊心学在社会上引起的波澜甚小。在后来的大明王朝，有一个理学家名叫吴与弼，是朱熹的死忠粉，天天抱着理学经典，诵读朱熹语录。但他的徒弟陈白沙却是个叛逆者，他跟着吴与弼学了一段时间，发现没啥新奇的东西。尤其是在践行"格物致知"时，没有从外在事物中参悟出所谓的天理，内心就开始怀疑。吴与弼看出了陈白沙的心思，觉得他对朱熹不够心诚，就把他逐出了师门。

陈白沙离开吴与弼后，依然在思考，但越想越觉得朱熹的理论好像是错的。朱熹让人到外界“格物”，从而获得“天理”，但他又觉得，我本身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呀，即便我从外界获得了天理，那究竟是应该信外界的呢？还是信我自己内心的呢？他读了朱熹的《四书集注》，但他发现朱熹的注解有问题，但大家都说朱熹是天理，那么我究竟该信朱熹？还是信我自己？

左右为难之下，他就把目光转向了"陆九渊心学"，在其中发现了一个核心思想，即：想要获得天理，首先要抑制人欲。这与朱熹倡导的先求天理，再依据天理去灭人欲正好相反。陈白沙了解到这些之后，大为惊喜，他终于解决了长久困扰在自己心里的问题——外部求取的天理如果无法被自己接受怎么办？原来，想要感悟天理，首先要抑制自己的欲望呀。

引申而言，理学认为天理在外部，人必须要不断通过外部学习才能"懂理"，所以朱熹重视诵读经书，以不断的获取天理，从而灭除人欲。而心学则认为，想要获得天理，首先要清除欲望，否则无法获得天理。因此，人的修行就是不断挖掘自己内心，回归善良本性。所以，陆九渊重视静坐冥想，通过思索感悟来获得真理。

英国作家乔治·弗雷泽曾说：当人类的思维之船，从其停泊处被砍断缆绳，颠簸在怀疑和不确定的"艰难之海"时，他们会感到痛苦与迷茫，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消除这种痛苦迷茫，那就是，思维之船必须重新进入一种新的信仰体系中。

陈白沙由朱熹转投陆九渊，让他成为了明代第一位心学家。但是，理学在当时的明朝已经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一些机缘巧合的特别机会，是很难产生新的学说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时势造英雄"。这个"时势"，让一个名叫王守仁的人赶上了。

王守仁就是现在被人们熟知的王阳明，王守仁是他的本名，为了让大家更熟悉，后面我就都以王阳明来称呼他。王阳明年轻时立志做个圣人，并且自幼热爱军事。为了当个圣人，他研究过道家、佛家、朱熹理学。为了践行朱熹倡导的通过"格物"来获得天理，他曾经盯着院子里的竹子看了三个月，直到头晕眼花，晕倒在地，也没有感悟出什么天理。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觉得朱熹的理学有问题，原因与陈白沙觉得的一样。

既然质疑理学，就必然在科举考试中屡屡受挫。王阳明两次院试落榜，第二次落榜时，周围的落榜秀才都潸然泪下，只有王阳明表情木然地直视前方。朋友们以为他悲伤过度，劝他哭出来，他却说：“你们都以落榜为耻，我却以落榜动心为耻”。

后来好不容易考中了，被分配的刑部工作。当时太监刘瑾作乱，残害忠良。王阳明也上书明武宗，要求法办刘瑾，结果被刘瑾迫害，投入了锦衣卫大牢，受尽折磨。好不容易出狱，被发配到贵州龙场，在发配路上，差点被追杀的锦衣卫害死。幸亏他急中生智，在钱塘江边伪装成自己投江自尽的假象，才骗过锦衣卫。

在贵州龙场这个当时鸟不拉屎的地方，王阳明开始了他的艰苦生活。当地苗族少数民族民风彪悍，而王阳明却用自己的诚意与他们打成一片，甚至苗族人帮助王阳明抵抗前来找麻烦的贵阳知府。

但王阳明并没有停止思考。朝廷中央的官老爷们大多是朱熹门徒，但他们与刘瑾也打成一片，这算是天理吗？如果这不是天理，那么天理究竟在哪？为什么朱熹让我到外界找天理，我却找不来我所认可的天理？究竟是我错了还是天理错了？一系列问题在王阳明的脑海中萦绕不去。

发配到龙场后艰苦清净的生活，反而给了王阳明更多思索的时间。结合王阳明自己在儒释道三教中的积淀和个人坎坷的经历，终于在1508年的某一天，他顿悟了。他明白了天理根本不需要外求，天理不在外界，天理就在我心中——"心即理"，这个天理就是人的"良知"。王阳明相信人性本善，因此，他认为人人心中都有良知。只要人能够挖掘出自己的良知，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帮助。整个理论归纳为八个字：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王阳明顿悟这件事，史称"龙场悟道"。

从此，他开始在龙场给苗族人讲课，提升他们的心性。直到后来离开龙场，用心学的力量与军事策略相结合，横扫困扰官军多年的湘西土匪，后来又以43天的神速平定宁王叛乱，立下盖世奇功。

究竟心学有什么样的力量？浅显地归纳起来的话，可以凝炼成"心即理、致良知、事上练"这三个关键词。

"心即理"即“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本来就有天理，根本不需要去外界寻找天理。因为我们心中与生俱来就有辨别是非的“良知”，所以想要成为圣贤之人，就是要努力实现最真实的自我。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圣贤的基因，那人人就都是平等的，谁也没有权力支配谁。只有一个人有权力，那就是我自己，我才是自己的主人！

“王阳明心学”为什么备受推崇，却无法成为文化主流？

其实这也是历朝历代不愿意将心学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因为倡导心学必然崇尚身份平等与自由意志，这往往是与集权统治思想相违背的，自然也就无法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可能有人会质疑，难道我不需要学习任何东西就懂得天理良知吗？举个例子来说，有时候我们总是会带着答案去问一些问题。比如，一个穷困潦倒的朋友找你借钱，被你拒绝了，然后你跟父亲诉说了这件事，你问父亲，自己这样对待朋友是不是不太好？如果你的父亲就是王阳明的话，他一定会说：你能这样问我，说明你自己原本知道究竟该怎么做，只是欲望让你没有这么去做。

心学的第二个核心理念是"致良知"。当你理解了"心即理"后，你就要去努力实现真我，挖掘自己内心的良知。但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往往受到社会大染缸的熏染，导致心上遮蔽了一层层厚厚的欲望，即"人欲"。如果想要挖掘心上的"天理"，则必须要先取出遮蔽的"人欲"，这一点来说，王阳明心学与陆九渊心学是类似的。

老人摔倒，你的第一个念头是扶还是不扶？

如何才能做到"致良知"呢？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遵循你脑子中的第一个念头，它往往就是良知的驱动。比如，当你看到一个老人摔倒在街道上时，你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一定是去搀扶，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内心本来就存在的良知，根本不需要别人教你。但为什么很多人最终没有搀扶呢？因为你没有遵从自己的第一念，而是进一步思考了"如果我扶她起来，会不会给自己找麻烦"。这时候，你已经被自己的欲望所控制，自然也就无法"致良知"了。

心学的第三个核心理念是"事上练"。"致良知"是通过去除自己心上的欲望遮蔽，让自己的良知得到光复。这个过程往往通过长期的静坐冥想就可以做到，事实上，陆九渊心学的主要修习方法就是静坐。但如果只是静坐，那与佛教禅宗就没有区别了。王阳明并不认同禅宗理念，他认为如果只是光复良知，但实际行动什么都不做，就没有任何意义，而是一种逃避。他甚至认为，凡是出家当和尚，整日打坐的人，就是畏惧现世生活，逃避承担责任，才打着光复良知的旗号整日空想。所以，他提出心学不仅仅要"致良知"，还要"事上练"。

所谓"事上练"，就是在工作生活中去实际践行自己良知指引的事情。那么，究竟应该是先"致良知"还是先"事上练"呢？王阳明的观点是，这两者不分先后，必须同时进行。在实践中感悟良知，在感悟良知的同时实践，即所谓"知行合一"。

"事上练"是王阳明心学区别于陆九渊心学的最大不同点。因为陆九渊心学并不强调知行合一，更多强调的是回归真我，所以陆九渊心学与禅宗很类似，一不小心就陷入出世的枯禅打坐。而王阳明心学则始终强调知行合一，强调实践，是一种入世的学问。

"事上练"也是王阳明心学区别于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标志。理学虽然也强调实践，但理学主张在获得天理后再去践行天理，所以理学认为"学习"和"实践"是有先后顺序的，所以一不小心就容易光说不练了。而王阳明则认为，这两者始终合二为一，没有谁先谁后，该学中干，在干中学，知行合一才能让人的心性不断提升。

如果说"心即理"是王阳明心学的根基，那么"知行合一"（致良知+事上练）则是修习王阳明心学的方法。是的，王阳明的心学就是这么简单，也正因为简单，所以心学从诞生之日开始，就得到了民众的追捧，尤其是崇尚自由意志的进步民众。

说了这么多，"心学"这些对于普通人有啥用处呢？仅仅只是提高个人修养吗？这能当饭吃吗？

1529年，王阳明病逝于青龙岗，一叶小舟里，徒弟问王阳明还有何遗言，王阳明只说了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其实无论心即理、致良知、事上练，最终都凝练在这八个字上，这八个字也充分展现了修习心学的最高境界——“不动心”。

当年，王阳明平定宁王的功劳被明武宗强行霸占，要求王阳明在表奏中把功劳归于武宗本人。徒弟们纷纷替王阳明鸣不平，王阳明却说：“有荣耀是我幸，无荣耀是我命，此为良知”。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是在计较自己为别人的付出有多少，然后就会衡量别人给自己多少回报，如果回报达不到自己的预期，就会焦虑、烦恼、怨恨，最终痛苦的还是自己。就好像我写这篇文章，如果点赞少了，是不是我也应该焦虑呢？

其实，这就不叫凭良知做事了，而是一种交易，因为只有交易才要等价或超额回报。如果你是凭良知做事，那你做的就是你想做的一件事，而有没有回报则是另一件事，这两件事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普通人能够深刻体会这一点，就可以放下内心芥蒂，消除焦虑，获得人生的自由。

再比如这篇文章，我就是想写清楚王阳明心学，这是良知告诉我要做的事情。至于点赞嘛，有点赞更好，没有点赞也无所谓，这是读者的事情。那我在写完这篇文章后就少了很多焦虑。修习心学达到"不动心"的境界，从而获得内心的"自由"，这就是心学对于普通人的最大的实用主义作用。

在王阳明去世之后的五百多年中，把他当作精神导师的伟大人物不胜枚举，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都是他忠实的拥趸。1513年，日本人了庵桂梧在与王阳明交心后，倾心折服，他把心学带回了日本。经过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坂本龙马、东乡平八郎、西乡隆盛的发展，300多年后，日本人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发动了举世皆惊的“明治维新”，摇身一变而成为世界强国。（参见文章《王阳明心学成就了日本，日本却用它来回击中国》）

后来，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在"致良知"的影响下，提出了"作为人，何谓正确"的观点，进而提出了围绕"以心为本"的经营哲学，带领京瓷和日航两家企业走入世界五百强。

从明治维新思想萌芽开始，直到现代日本，王明阳心学都给日本思想文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冲击，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封闭国家塑造成了世界强国，让濒临破产的企业摇身一变进入世界五百强。这让我们又惊叹，又遗憾，惊叹的是源自中国的心学能够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遗憾的是，为何心学没能将近代中国带入强国之路？

也许，日本心学大师高濑武次郎的一番话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凡阳明学都有二个元素，一是事业，二是枯禅。得枯禅者可亡国，得事业者可兴国。中日两国各得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