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感叹：只要周恩来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举扣留蒋介石及其正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等人，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了8项政治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完全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迅速致电正在陕西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当天深夜，毛主席和周恩来联名复电张学良表示，“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感叹：只要周恩来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早在一个月以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就曾分析过，现在还没有把握让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的态度可能会随着情况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

周恩来表示完全赞同毛主席的报告，他具体分析认为，目前我们的力量还没大到能够逼蒋抗日，蒋介石目前仍然能够控制各种矛盾而维持他的统治，那么，我们应发动更多的人联合抗日，到蒋介石不能控制的时候，就可以逼蒋抗日了。

西安事变发生得非常突然，中国共产党当时对西安的情况又了解得不够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进行了讨论，最后毛主席确定在军事上采取防御的方针，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

正是在这种方针下，中国共产党派出全权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处理事变。张学良复电表示，一切等周恩来到了之后再详谈。周恩来此次赴西安就成为举国瞩目的一件大事，全国人民都期待从周恩来的一举一动来观察和了解中国共产党。

对周恩来来说，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艰巨任务，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西安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很多问题要等他到了西安弄清楚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如何处理蒋介石以及各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复杂问题，都要由他相机处理、当机立断，不可能事事请示中央。

12月15日一大早，周恩来等一行人冒着纷飞的大雪骑马赶往延安，在延安几经曲折终于搭上了张学良派来接他的专机。一直到17日晚上，才抵达西安。稍事休息后，周恩来就马不停蹄地去见张学良。在周恩来赶到西安之前，张学良曾对人说“只要他（周恩来）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16日，蒋介石的澳籍顾问端纳带着宋美龄的亲笔信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看了宋美龄信中说的“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国民党的何应钦等人想借此机会搞死蒋介石）”，这让蒋介石大受震动。而此时，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形成了3种意见：有人主张杀蒋；有人主张把蒋送到苏区去；也有人主张只要蒋抗日，不但要放他，还要拥护他当领袖。

17日晚，周恩来同张学良谈话到深夜，张学良表示，当下最迫切要处理的问题是，怎样处置蒋介石。张学良认为，现在最有可能争取蒋介石抗日，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放蒋，并继续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当即对张学良的意见表示同意。

周恩来表示，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谨慎，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焦点问题。他分析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一种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能为中国争取一个好前途；一种是杀掉他，那就会给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提供便利条件，就会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周恩来认为，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

就这样，周恩来定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基调，他的意见如此明确，更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这是周恩来争取的第一方力量，也是很重要的力量，与周恩来达成共识，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当晚，周恩来还同张学良会商制定了5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因为宋子文马上就要来西安谈判。

当晚，周恩来就把他到西安后根据了解的情况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报告给中共中央，并立即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第二天，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第二天，周恩来又马不停蹄地拜会了杨虎城。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早就建立了友谊关系，当他听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后，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想到与蒋介石有着10年血海深仇的中国共产党，竟然能大度地放下仇恨，主张放蒋。但杨虎城又表示了放蒋的顾虑：蒋介石事后翻脸会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实施报复。

周恩来提出，只要西北三方面（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17路军和红军）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了强大的力量，蒋介石就是有报复之心，也没有实现的机会。杨虎城听了当即表示：共产党能以民族利益为重，置历史深仇于不顾，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他愿意追随张学良，既然张学良与中共意见一致，他无不乐从。这是周恩来争取的第二方力量。

见了杨虎城的当天，周恩来又把新的情况当即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此问题再次召开会议，最后由毛泽东定下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意见：我们应以抗日为中心，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署。

这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向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进行传达，并要他们通过新成立的民运会等十几个群众团体，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二人，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是周恩来争取的第三方力量，这股力量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

周恩来还对东北军、第17路军其他高级将领、中下级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中有不同意见的朋友，也做了许多细致的说服工作。其间有个小插曲：西安有个自称“雷电社”的电台发布消息说要把红旗插遍西安。周恩来迅速在东北军兵营中找到了这个电台，原来，是参加扣蒋的几个青年军官缴获了蒋介石的这部电台，就自作主张地做了这些事情。周恩来说服他们停止了活动，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排除了内部干扰。这是周恩来争取的第四方力量。

在这段时间里，博古和叶剑英都还没有赶到西安，他们是在22日才抵达西安。也就是说，周恩来一到西安，在情况如此复杂且变化多端的情况下，周恩来以一己之力解决和处理了所有问题。他经常彻夜不眠，甚至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他遇到任何事情都能从容镇定处理，办事果断，事无巨细都能认真研究解决。很多别人没注意的细节他都不但注意到了，还努力解决好了。正如张学良此前感叹的那样：只要周恩来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周恩来在这段时间里的工作效率之高是令人吃惊的，就连杨虎城都忍不住对一名共产党员感叹：你们的周副主席真是了不起！一次我见有人送来一份电报，电文并不长，他看了好一会儿之后又不声不响把电报递还来人。原来，他在看电报的同时就已经考虑好了处理的办法，他办事是这样的认真细致与高效，真是令人钦佩！

参考文献：

《周恩来传》：金冲及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