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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为什么不“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为他不需要

袁绍不肯“挟天子以令诸侯”,一向被认为是不如曹操的地方;其实,仔细剖析袁曹的差别,会发现曹操必须“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袁绍不必,不但不必,甚至因为一些原因而不想,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也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多年来,“挟天子以令诸侯”一直为众多三国爱好者津津乐道,很多人都认为曹孟德是凭借着“挟天子”的战略一路高歌猛进、顺水行舟,打败袁氏克定北方似乎是应有之义。而本文的观点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是一套万能的战略,其中有利有弊。

“挟天子”是曹操欲争霸天下唯一能打的一张牌,而对于袁绍来说,真的不是必须打这张牌。

现今能鉴于史料之中的,三国时期第一个明确提出“奉天子”战略的,是曹操麾下的毛阶。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治中从事陈留毛阶向曹操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他说: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三国志·卷十二》)

这是三国时期第一次提出“奉天子”的计谋,只是这次计谋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袁绍为什么不“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为他不需要袁绍为什么不“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为他不需要

三国时期第二个提出“挟天子”主张的是袁绍账下的谋士沮授。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他劝袁绍:

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后汉书 袁绍传》)

袁绍阵营中的另一谋士田丰也为沮授点赞,提出类似战略。但对此也有持反对意见的人,比如郭图、淳于琼就说 :

汉室陵迟,为日久矣 ,⋯ ⋯ 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

袁绍内部仿佛开了一场辩论赛,但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袁绍有着自己的考虑,最后没有听取沮授和田丰的建议。

而建安元年八月,当荀彧再一次向曹操提出迎献帝都许的建议后,曹操却没有再犹豫。在同年九月,曹操火速迎汉献帝都许,自己也被封为大将军,封武平侯。从此开展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 ,也开始了其事业上升期的建安时代。

下面我们从“挟天子”的战略、曹操集团、袁绍集团三个方面分析。

挟天子不能令诸侯

首先我们先给“诸侯”下个定义。诸侯,广义上的定义是古代中央政权所分封的各国国君的统称,从名义上需服从王室的政令,并向王室朝贡、述职、服役,以及出兵勤王等。

在三国时期,咱们姑且将诸侯定义为接受汉室册封官职的、在地方有兵有财的各路军阀势力。比较有影响力的有袁绍、袁术孙策刘表等。我们不妨来看看,在曹操“挟天子”后他们的反应。

首先,曹操迎献帝迁都许昌,刘表虽遣使奉贡,但却北与袁绍相结。治中邓羲劝谏刘表,刘表不听。刘表又派人招诱张济的余部,囤于宛城,使其成为自己在北方的藩属势力,替他抵御曹操。此后也有过秘密袭许的提议与想法。

建安二年(197年)正月,曹操迎献帝都许不到半年,袁术就直接忽略到汉献帝的存在,“称帝于寿春 ”。

袁术称帝是对天子的打脸

同是建安二年(197年)正月,曹操讨伐张绣,军队驻扎在淯水,张绣举众投降,旋即复叛,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猛将典韦战死。

建安四年(199年),曹操派刘备与朱灵一起攻击袁术,袁术于途中病死。建安五年(200年)正月,刘备进军下邳,杀徐州刺史车胄,占据徐州,北连袁绍抗击曹操。

最厉害的是袁绍,“众数十万,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苟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直接要打过来了。

建安五年,孙策秘密筹划袭击许都、迎接汉帝,秘密准备兵马,未及发动,被刺客所杀。

袁术忽略天子而称帝、张绣降而复叛、自诩汉室宗亲的刘备占据徐州反叛、老牌汉室宗亲刘表心怀不轨、袁绍倾巢而来、江东孙策跃跃欲试,这群人根本都没有看天子的面子。

曹操这一拨“挟天子以令诸侯”,反而成了枪打出头鸟。“挟天子”这张牌一打出,曹操即刻陷入“天下围攻”的局面!此时曹操的形势极为窘迫,看不到任何“令诸侯”的效果。

然而,既然不能“令诸侯”,且变成诸侯“公敌”,那么为什么说“挟天子”是曹操唯一能打的一张牌呢?“挟天子”又有什么作用呢?

挟天子可以令士族和豪杰

挟天子虽然不能令诸侯,但是可以令士族和豪杰,所以这是曹操唯一能打的一张牌。

首先,我们来谈谈曹操。曹操自身是个什么情况,大多的士族对曹操什么看法,基本从陈琳的檄文中就可以看到,孟德兄自己也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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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 袁绍传》裴注《魏氏春秋》载陈琳檄文略云:

(曹)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儇狡锋侠,好乱乐祸,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缯缴充溪,坑宑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蹈机陷。

曹操的干爷爷曹腾是中常侍——宦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被陈琳夸张的说成"乞匄携养"之类。就曹操的家庭出身来说,是武力豪族,同时又是阉宦阶级,与士族有距离。曹操虽然对儒家经术颇有研究,但"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在行为上与儒教有龃龉。

《魏志 武帝纪评》说曹操"窣申、商之法术"。《晋书 傅玄传》记傅玄之言,又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这说明曹操施政好重刑、以法术为治,并不以儒家教义为施政理念。陈琳檄文所说"细政苛惨,科防互设",反映的是汉末儒家士族对曹操施政的看法。

曹操知道自己出身不算好,又是个施政严苛的刻深之辈,在士族与地方豪杰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汉末乱世,如果不打出唯一的一张“挟天子”的牌来,凭借汉末士族和豪杰对国家认同来充实自己的政治资本,如何能与昔日的大哥、高富帅袁绍争锋,又如何能有扫平群雄的正当性。

曹操不挟天子则无以招揽人才

挟天子,首先带来的是士族的归心。

《后汉书》记载:“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士人趋之若鹜,汉天子成了聚集士人的最佳旗帜。

举几个例子,颖川士赵俨、杜袭避乱荆州,得知曹操迎献帝都许,随即回归、帮曹操管理地方,拦不拦不住;原汉室官僚钟繇,知曹操有奉迎天子之意,随即归顺曹操。

后来“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余匹给军。”太祖与繇书曰 :得所送马,甚应其急 。”可谓是千里打辅助送补给,帮助孟德兄五杀。

这些马匹是钟繇以其朝廷命官身份结合宗族影响能力供给的,汉末士族的物质动员与支持能力在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样的有名望的士人还有华歆 、王朗、徐奕、何夔、陈群等百数十人。

这些士族人物,被曹操任命为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他们就纷纷化为曹操势力的血与肉,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帮曹操出谋划策或者保境安民,有利于曹操集团地发展壮大。

“挟天子”之后,地方豪杰态度也纷纷转变。

马腾、韩遂曾答应袁氏,对其进攻曹操河东之地保持中立,后钟繇移书于二人、陈明曹操“奉天子”之意义,马腾等遂改为支持曹操。张羡亦因曹操“救朝廷之危 ,奉王命而讨有罪”,而举长沙及旁三郡以拒(刘)表,而内应曹操。建安四年,“庐江太守刘勋率众降,封为列侯。”还有广陵太守陈登,也配合曹操的战略行事。

这些地方豪杰的归附,形成了曹操的势力外围,有效地增强了曹操势力范围的安全性。使得曹操势力虽然地处四战之地,却依然安全。

官渡之战,袁绍迟迟没能开辟第二战场也与此有关。像孙策,也很难跨越庐江刘勋、广陵陈登等亲曹的屏翼势力,达到轻易突袭许都的目的。

然而除却士族和豪杰之外,对于真正的诸侯军阀势力,诸如袁绍、袁术、刘表等等,曹操这张“奉天子”的牌就不是那么好用了,只有依靠寒门武夫的勇武果决和军事家的明谋善断,进行武力征服了。

袁绍不用挟天子也能壮大

我们再来聊聊袁绍,首先看家室门第。《三国志 袁绍传》说:“(袁绍)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可见,这是真正的士族豪门,在政治上掌握了重要资源,并以此形成了“袁氏树恩四世,门世故吏遍於天下”的政治势力。

然后再来看看袁绍自己。《后汉书》记载:

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遭母忧去官。三年礼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阕,徙居洛阳。

如此以仁孝为本,可以说是服膺儒教的代表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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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献帝春秋》云:

绍为人政宽,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伤怨,市巷挥泪,如或丧亲。

《三国志》中也有“绍以宽厚得众心”、“袁绍有恩于民夷”等记载,说明袁绍以宽仁施政,是很符合儒家教义的。

为人仁孝、长得好、出身名族、履历光耀、服膺儒教、身负天下之望,可以说袁本初同学是士族中的完美全明星了!本身就被士族豪杰高度认可的袁本初,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源,确实不用像小弟曹操一样,靠迎汉帝来赢支持。

首先,士族和豪杰的拥戴,袁绍都有。原不用“挟天子”,来换取资源。

《后汉书》说:

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

沮授则夸他:

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

诸葛亮都非常实诚地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

可以说袁本初创业之始,就有巨大的身份加成。而且其本人威望卓著、折节下士,士族豪杰乐于为之用。

他“四世三公”的家室门第与本人巨大的威望,已然形成巨大的认同与影响力,构成其独特的政治资本与压力,吸引各地的豪杰和士族纷纷投奔。甚至其创业的基本盘冀州,基本就是靠这些政治资源直接拿下的。

这种政治压力在曹操“挟天子”之后都没有改变,《三国志 满宠传》记载:

(官渡之战)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

又有官渡之战后,曹操搜出了一大摞部下私通袁绍的书信,放火烧了;甚至袁氏对于河北一些地方与对乌丸的影响力,在袁绍死后都没有消散。

由此可见,袁绍本不用依靠“奉天子”换取政治资源与认同。

其次,袁氏有自己的考虑,更可能看到了“奉天子”这张牌的弊端。

虽然《三国志》中有“会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绍悔…”的记载。《献帝春秋》也记载:绍耻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袁绍生平,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袁绍本就没有将汉室天子放在心上,不“奉天子”也不是不能,而是不想。

《资治通鉴》记载了袁绍年轻时诛宦官的情景:

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诸宦者,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馀人,或有无须而误死者。绍因进兵排宫,或上端门屋,以攻省内。

宦官为天子皇室的内侍,也是一方势力。袁绍进宫兴兵,将其杀的一干二净,历史上这么做的这么绝的一个是袁绍,一个是朱温。这都说明了,他们没有把宦官背后的人——天子放在眼里。

而且董卓挟持天子之后,袁绍还有预谋私自拥立宗亲刘虞为帝的行为,由于刘虞誓死不从才没有成功,这也说明袁绍对于汉室天子根本没有敬意,天子只是实现其政治目的渠道。

而且上文说到,袁绍账下诸位谋士关于是否“奉天子”的辩论赛中,郭图和淳于琼的意见是 :

汉室陵迟,为日久矣 ,⋯ ⋯ 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

其大意就是汉朝不可恢复,群雄逐鹿、强者为王。而袁绍算是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证明在其心中的想法就是“代汉而自立”。

而他的兄弟——淮南袁术,更是在“代汉者,当涂高也”的迷一样的谶语中,早早地实现了代汉称帝的梦想。

挟天子的弊端

而且袁绍不迎天子,很可能也考虑到了“奉天子”这张牌的弊端。

我们对比曹操建安后期来看,就知道“挟天子”这张牌是有很多问题的。当然曹操也知道,只是没得选择。当曹操开始着手一步步取代汉朝的时候,“挟天子”的副作用就逐渐显现出来。

首先,曹操集团中拥汉派的政变活动此起彼伏。建安五年,车骑将军董承等称受献帝衣带诏,联合刘备谋杀曹操;建安十九年,伏皇后父伏完欲图曹操,事泄被杀;建安二十三年,太医令吉、少府耿纪等谋反。这就使曹操集团随时处于变生肘腋的危险中。

其次,是曹操手下的核心谋士,也分化为拥汉和拥曹两派。曹操的重要谋士荀彧,因为拥汉,于建安十七年被逼自杀。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又以怨谤罪名,杀中尉崔琰。建安二十四年,魏讽结党徒谋反,连坐死者数千人,钟繇坐免。

曹操手下的核心谋士荀彧被杀、名士崔琰被害、元老钟繇也坐免,这就给曹操集团带来了很大的不稳定性,使得曹操不得不耗费大量的精力,整顿集团内部,从而影响了他统一国家的步伐。

而袁绍手下本就有大量的人才和豪杰,并且这些人已经因为地域、利益、拥立等事宜明争暗斗。如果一旦“奉天子”,再催生出拥汉的一派人来,这绝非袁绍所乐于见到的。

综上所述,袁绍的本心就是代汉而自立,从来没有把汉室天子放在心上,根本不想“奉天子”;而且自身得到士族和豪杰承认,政治资源足够,也不用“挟天子”来换取资本;袁绍繁礼多仪、外宽内忌,当实力足够时,也不想再树立傀儡,甚至使手下分化出拥汉派,所以更不愿“挟天子”。乃至于我们猜测,袁绍更乐见天子蒙尘,则更符合他“汉失其鹿,先得者王”的本心。

所谓的袁绍看见曹操奉天子都许,感到后悔,无非是觉得有点被动,于实力上并无太大的影响,所以没几年就提着优势的大军杀过来了。

可见官渡之战袁绍失败原因,还真不是没打“挟天子”这一张牌;因为袁绍比曹操能打的牌太多了,而曹操却没得选。至于败绩,更多源于袁绍的战略、战术失误、叛徒的出卖、曹操的勇武果决乃至一点点运气问题。

从曹操差点准备弃守官渡、回防许都,而被荀彧劝住就知道,袁绍曾经距离成功多么近。而且官渡的成功,和曹操乃后的一系列成功的武力征服,或许才使“挟天子”这张牌更有价值。

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是上天对于武力豪族的勇武与才能的肯定。儒学士族不得不暂时隐忍屈辱,承认寒族的政权并与之合作。但其乘机恢复的想法,未尝一刻抛弃。

曹操或许不能想到,数十年后强弱逆转,当只有3000人的司马懿得到多数士族的支持,发动政变,控制住洛阳时,武力豪族的后裔曹爽,在挟天子的情况下,失去了勒令勤王与战斗的勇气,交出了魏国的权柄,最终三族被灭、乃至江山易鼎。

只能说,当武力豪族褪去勇气、谋略和努力,变作庸人时,江山又回到了士族高门手中。袁绍是有后继人的,他的继承人就是司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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