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昭王和汉武帝：继承了相同的王朝，为何却走向不同的拐点？

公元前980年，周昭王继“成康之治”率军征东夷，一战东夷拜服，开疆扩土，是为雄主。八百年余年后，汉武帝继“文景之治”命卫青、霍去病出塞击匈奴，收河套，建朔方，开河西走廊，伐异拓疆，亦为雄主。

可两位雄主境地相似，功业相仿，王朝结局却走向了不同。

1、承继成康之治的周昭王

公元前996年，“康王卒，子昭王瑕立”。周昭王登基，开局是历史上多少君主梦寐以求的“天胡”。

其父周康王不是什么无名之君，反而他和自己父亲周成王，承继爷爷周武王开国之势，大治天下，据《史记·周本纪》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

成康两代，继续实行周公所留“明德慎罚”的政策，推崇德行、德政，不轻言处罚，用宽松的政治环境，不断弥合周朝初定的动荡不安，缓和内部的矛盾，使得四十余年的治理，诸侯安定，百姓修养，国力不断积蓄，史称“成康之治”。

成康两代，虽然对外不断攻伐少数民族地区，但体恤民力，没有大肆征伐，只拓展了很小的疆土。

国力强盛，社会安定，群夷环伺，大量可开拓的疆土碰上胸怀大志且年轻的周昭王，功业待建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2、文景之后的武帝

汉武帝，公元前141年继位，此时汉朝建立60年，历经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几朝，内行黄老之术数十载，与民生息，积蓄力量；外与匈奴和亲，虚与委蛇。

强敌虎视，韬光养晦，汉朝终于等来一位雄姿英发的君主，与匈奴一决高下的时机也随之而来。战败则汉亡，国将不国；战胜，便是千里新边，汉之盛，前所未有。

3、共同的烦恼

看似箭在弦上，只求一发，可无论周昭王、汉武帝，两者想要建功立业，并不轻松，各有各的苦恼。

而且两人的苦恼颇为相似，都来自内部的诸侯国。

周昭王登基当年，就在他预备大展身手时应对蠢蠢欲动的东夷时，东夷先反，新君少立，不宜亲征，于是此战周昭王没有表现的机会，而是指定了一位诸侯征讨。

周昭王和汉武帝：继承了相同的王朝，为何却走向不同的拐点？

1930年出土的小臣簋的铭文揭示了这位诸侯的身份：“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

而师旂鼎上却记录了一个颇有意思的事情：“师旂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告于伯懋父……伯懋父乃罚”。

两者是不是同一件事，因为“方雷”的记载缺失，不得而知，但后者一样是征伐，可铭文说明那时拱卫西周天子的诸侯，手下军队竟然出现了不尊王命的情况。

这在西周是一个极其异常的现象，极有可能说明，周昭王时期的周王室已经丧失了对诸侯的严格控制，后面发生的事也恰恰发生了这一点。

东夷造反的同年，巢侯叛乱，不知是周昭王气急，亦或是想要展露自己，更或是西周王朝真的已经无法号令诸侯，周昭王命令拱卫首都的宗周六师出动平叛，虽然事祸很快被平定，但诸侯之祸已经初露苗头。

汉武帝面临的诸侯国则是汉初的权宜之计，汉初刘邦势微而得天下，离不开异姓王的帮助，为了制衡异姓王，又分封大量宗室王，后来异姓王被革除，宗室王却尾大不掉，诸侯国气焰之盛，史记有所记载：

“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

连城数十的诸侯国，要么骄奢淫逸，要么抗命不遵，国中有此心腹大患，汉武帝怎么能安心出征，强军倾巢而出，不就给了诸侯国趁机取而代之的机会？因此，内患不除，刘彻很难有作为。

1、不同的处理方式

虽然都是面对诸侯国，但两人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这与时代观念有很大的关系。

西周之时，分封制大行其道，诸侯的职责就是要替天子镇守一方，天子也要适时将权力下放。

而汉经历了秦朝大一统以后，封建中央集权的观念深入皇帝之心，皇帝再也不能忍受地方诸侯分享自己的权利，而自己的政令走不出京畿。

因此周昭王选择放任诸侯不尊号令，以安抚诸侯好好管理地方，自己亲自南征北战，开拓疆土。

汉武帝就不是那么好相与的，他采纳了主父偃的“推恩令”：“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

诸侯子弟众多，可除了嫡子或指定继承人，其他人不能继承诸侯的富贵，那未免太不过人道，不如皇上开恩，允许诸侯内部继续分封。

周昭王和汉武帝：继承了相同的王朝，为何却走向不同的拐点？

主父偃的话乍一听是将中央的分封权交给了地方，可实际是既麻痹了诸侯的虚荣心，又激起了无缘继承的诸侯后代的觊觎之心。

诸侯真的上当，就这么分下去，主父偃推断“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事实也正是如此，“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齐、赵、梁、淮南都是当时实力排名前列的大封国，一夜之间分为数个小国，实力大大削减。

开了这个头，小国又要再次分封，原来一个不服从郡县管辖的封国，很快被分割成了一个个“据山为王”的小诸侯，还要受郡县辖制。淮南王和衡山王反应了过来，想要举兵谋反，但实力大减的他们，轻而易举被平定。

后来，南越乱，汉武帝设“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的丰厚奖励，下令各诸侯出兵，结果骄横惯的诸侯们看不上这些奖励，“是时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越”。

汉武帝得了机会，一下子削去百余爵位，国家心腹大患就这么被消除。

2、各自的功业

公元前980年，周昭王磨剑十五年，亲自率领相当于天子亲卫的宗周六师南征，路上先向东再向南，震慑东夷。东夷望风而降后，复南下，威势之大，引东夷、南夷二十六邦国臣服。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任用卫青，卫青携其外甥霍去病开始北击匈奴，历时2年，匈奴王庭破灭，河西、河套、漠南大部分土地尽归于汉。

汉武帝、周昭王相同的经历太多，都蒙受前人泽被，都面临诸侯之患，也都拓土建功、开盛大之世，可选择不同，导致他们的结局也走向了不同。

1、周昭王的放纵

周昭王十四年，鲁国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政变，宗室侯鲁侯姬宰被弟弟姬沸所杀，姬沸趁势夺取鲁侯之位，甚至自己改称魏公。

弑兄多位，已是大逆不道，姬沸又自升其爵，僭越之心太过明显，合该周天子兴诸侯之兵讨伐不臣之臣，可周昭王好像不知道一样，放之任之。

如果通过登基初不正常的征讨，对西周诸侯情况只是猜测的话，鲁侯一事完全说明了周昭王对诸侯的管理并不严格，甚至称得上放纵。

为了帮周昭王开脱，《古本竹书纪年》如此记载“十四年夏四月，恒星不见，秋七月，鲁人弑其宰”，将鲁国发生叛逆归结于星象特异，而不是周昭王自身统治的问题。

周昭王和汉武帝：继承了相同的王朝，为何却走向不同的拐点？

诸侯不从的情况直接导致，周昭王南征所用几乎全为天子亲军，诸侯没有伴随。历史上周昭王三征楚蛮，这样的情况一共三次。后人称周昭王时期是王道微缺，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显然有文过饰非的意味。

周昭王如此“独立”，几乎已经可以预见他的结局。当时楚蛮之地大概在今天的长江沿岸，与中原平原不同，古时候那里山高树密，瘴气丛生，谁也不能全身而退，哪怕是天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

周昭王的结局便是如此，过汉水时，桥梁坍塌，昭王落水而死。

昭王死后，天子六师也大败，损失惨重，周天子彻底丧失了羁绊诸侯的能力，继位者穆王无力重振天子之威，只能日渐放松对诸侯的管理，诸侯的僭越行为自此开始。

周衰，则诸侯兴，此消彼长，大争之世的端倪初现。

2、汉武帝的奋扬

汉武帝选择了积极面对，用一手旷世阳谋解决了诸侯之患，再去实现抱负，武帝也确实善于识人、用人，大胆起用卫青、霍去病，成功击退匈奴，拓展疆域，汉朝因此大兴。

但汉武帝很快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百越、西南夷、西羌、朝鲜、西域，汉武帝目光所及之处，即是大汉兵锋所指。

虽说广开疆域，但汉朝也因为连年征战，从汉武帝登基初的“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之鼎盛变成了末期的“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颓像。

穷兵黩武不外如是，不过打了近50年仗，不少领土稳固异常，兵强将勇，所向披靡，又因为尽除诸侯之患，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发达，复加外敌尽除，汉之潜力达到顶峰。

有了这些打底，武帝之后，昭宣二帝励精图治，重整山河，大汉再现繁荣盛世。

汉武帝和周昭王相比，都是外拓，都打空了家底，但不同的是，前者扫清了一切王朝发展的障碍，后者不顾一切，罔顾内患，盲目扩张，有好大喜功之嫌。

一个有效扩张，一个无效扩张，王朝也因此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1、《史记》

2、《西周师旂鼎铭文》

3、《小臣簋铭文》

4、《汉书》、《资治通鉴》、《古本竹书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