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和历史作用

在中国近代五次反抗外侵的战争中，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法战争是一场颇具特点的战争。在中法战争过程中，由于中国挫败了法国的侵略攻势，最终与法国签订了既不割地也不赔款的《中法简明和约》，从而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奇迹，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最高成就。中法战争在时间上恰好处在其他四次对外战争的中间，因而具有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中法战争既吸取了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外交涉和冲突的经验教训，而它本身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则影响了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并以此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等方面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中法战争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和历史作用

在中国近代史上，在中法战争之前40余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战争结果，中国战败，被迫与英、法、美等国订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包括割让香港、赔款3200万元等条款；约20余年前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1860)，结果中国又遭惨败，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丧失了许多权益；在中法战争之后的十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争只进行了约8个月，被打得大败的中国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包括割让台湾、赔款银3亿3000万两等苛刻条款；再过5年，则是八国联军侵华。在这次战争中，天津和北京再次被占，全国许多地方被侵略者蹂躏，中国被迫与侵入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银4亿5千万两，加上利息和各省的地方赔款，总数约达到10亿两白银，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国家还是这些国家，军队还是这些军队，但中法战争与其他四次对外战争的结果却完全不同，那么，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呢?

　　原因是很多的，主要有两点:

　　(一)中枢了解敌情，制定正确决策。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刚与西方列强作战，对外国的情况缺乏了解，当然也就不可能制定适当的对策。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举棋不定，忽战忽和，弄得前敌将帅和士兵也无所适从，不能激起杀敌热情，自然难以取胜。而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较日本在军事上本来占有优势，但清政府却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军事力量，过低地估计日本的军事力量，严重轻敌，在备战不足时即仓促出战，人为地将全局的优势变为局部的劣势，而稍遭败挫，则又怯战求和，严重地挫伤了前敌将士的抵抗意志。至于与八国(实为十一国)联军开战，则完全是被迫的，主动权并不在中国方面，战败就是意料中事了。

　　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却通过各种途径，较多地了解到法国的情况，特别是从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步兵得三千人，厘饷得五万两”（1），却能在越南长期抗法，斩将搴旗，屡建功勋，以及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多次报告法国情况:“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艘移近南服，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至剥肤噬脐之侮。法人内怯于德，又丢尼斯之役未甚如意，断不敢与我轻开衅端”（2）中，知道经过普法战争惨败的法国，国力削弱，已非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那样强悍，要跨海万里来侵略经过20余年洋务运动、国防力量有所增强的中国，可能不易占得便宜，并最后得出诸如张佩纶奏折所说的:“中国诚贫，法亦不富，中国诚弱，法亦不强”的结论（3）。这种对敌人较为正确的了解，为清政府制定坚决抵抗，不轻易向法国的勒索讹诈屈服的决策提供了依据。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清政府及前敌将士的抵抗意志比较坚定，即使遇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或对方外交上的威胁恫吓，也不轻易动摇，不让法国勒索巨额赔款的阴谋得逞，这是中法战争取得不败结果的保证。

　　(二)文韬武略，发挥极致。抗法的方针大略决定以后，能否实施，还要看文武官员和前敌将士文韬武略的发挥。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除了林则徐守广东、邓廷桢守福建、僧格林沁守大沽打过一些胜仗外，其他文官武将似乎都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而在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海陆各军的装备远较中法战争时优良，却只有在聂士成指挥的摩天岭保卫战中打败了来攻的日军，陆军除了在平壤一战抵抗较为激烈外，余下的则是从朝鲜退过鸭绿江，再从九连城、海城、牛庄、营口、田庄台、旅顺、威海卫一路狂退，说不上是进行了真正的作战，而北洋舰队主力则从汉江退到黄海，在黄海一战败后，再退旅顺、威海卫，只知龟缩海港，避战保船，直到全军覆没。

在中法战争的抗法卫国阶段，这种情况却有了根本的改观。其中枢决策方面，首先是不因前敌的一时败挫而向法国的讹诈赔款阴谋低头，这对鼓舞全国军民的抵抗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马江战败后，毅然对法宣战，这个极具魄力的举动，不但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外侵的意志和心声，也是亚洲各国反帝斗争的创举；其次是在法军集中兵力围攻台湾的紧要时刻，制定了“战越牵敌”的战略决策，命令援越各军主动攻击侵占越南北圻的法军，牵制住侵越法军使其不能调援侵台法军，迫使法国将战略重心从中国的东南沿海转移到越南北圻，极大地减轻了国内的战争压力；特别是在中法重新起衅之初，任命淮军宿将刘铭传督办台湾事务，成为台湾抗法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一着；又在“战越牵敌”的关键时刻，任命老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为组织和指挥取得镇南关大捷创造了条件，终于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前敌将帅和士卒的聪明才智在这次战争中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首先是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将士，团结越南抗法军民，坚持在越南北圻长期抗法，取得阵斩安邺、力歼李维业、两败波滑、左育轰敌等辉煌战绩，狠狠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阻滞了法国侵略和吞并越南、进而染指我国西南边疆的进程；其次是刘铭传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卫台北，先后取得第一次基隆之战、沪尾之战的胜利，为挫败法国“踞台为质，勒索巨款”的阴谋奠定了基础；并巧妙地施行“弃基保沪”策，把本来可以给中国沿海各地带来极大危害的孤拔舰队困于基隆一隅约8个月，为粉碎法军侵华企图作出重要的贡献。至于冯子材指挥取得的镇南关大捷，更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外侵战争的一次光辉的战例。当时冯子材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华，勉励和团结友军联合作战，调动敌军在不利的条件下决战，变我军的劣势为优势，终于在关前隘大败来犯法军，并乘胜追击，收复文渊、谅山等失地，迫使法国主战的茹费理内阁下台，不得不与中国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中法和约》，奏响了中国人民反帝战争的凯歌。

　　在中法战争的整个作战过程中，虽然中国军队战败的时候较多，但在抗法卫国阶段，却是屡蹶屡起，屡败屡战，没有那种一溃即不复成军的情况。如援越桂军虽在北宁一战惨败，但在随后而来的观音桥一战却痛惩法军；台湾守军刚放弃基隆，马上又取得沪尾大捷；潘鼎新、苏元春指挥的援越桂军虽然在郎甲、船头、谅山、文渊等战中吃了大亏，甚至丢掉了镇南关，但完成了“战越牵敌”的战略任务；当冯子材振臂一呼，他们又积极协助，并肩作战，终于取得了镇南关大捷。这些情况在其他四次反抗外侵战争中却很少见到。综上所述，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抵抗外侵的最高成就，创造了中国近代史的奇迹，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辉典范。

中法战争对中国近代史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政治上改变了中国的政局

光绪十年(1884)二月，由于援越桂军在北宁一战遭到惨败，清政府追究主持中枢的军机处的责任。早就对领班军机大臣奕訢不满的慈禧太后趁机酝酿一场政变，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法，撤换了以奕訢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换上了更加听话的新军机处。这件事开创了慈禧太后独裁统治的时期，严重地影响了晚清历史的发展。不过，就中法战争而言，新的军机处对法态度比较强硬，对于争取一个不割地不赔款的结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果断地启用休致在家的刘铭传和冯子材到重要的军事指挥岗位，为取得台湾保卫战和镇南关大捷创造了条件。从这些方面来看，军机处对中法战争还是有贡献的。

经济上开始借用外债支持战争

清政府对法宣战后，批准两广总督张之洞向汇丰银行借款以充军饷，成了中国政府利用外债支持对外战争的滥觞。后来，在甲午战争开始，清政府就想方设法向外国银行借款以支持对日战争。再往后，借用外债支持内外战争便成了历届旧政府的惯例，为了偿还这些债务，必然会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军事上影响了海陆军对外战争的战略战术

　　1.清廷开始比较认真对待对外战争。在援越抗法之始，清政府并不十分重视，只是派当时国内军事水平比较低下，甚至没有攻敌利器西式大炮的广西边军担当抗法重任，其结果是北宁惨败，损害了国威和军威。而在筹备甲午战争之始，清政府派出的主力军队是配足洋枪洋炮、战斗力最强的淮军。虽然清军在战争中仍然是以惨败而告结束，但这只能归因于他们面对的敌人更强大了，而不能说清政府在这方面没有了进步。

　　2.对海军的建设及其战略战术产生了影响。首先，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因海军力量薄弱，深受法国海军挟制之苦。战后，清政府对海军建设比过去更为重视，以至在甲午战争前夕就拥有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当时全国四支舰队的总吨位约8万吨，其中，北洋舰队一支即已拥有大小舰只约吨位4万吨，而日本全国舰队总吨位仅约6万吨，整体实力不及中国；其次，在中法战争中，南北洋大臣李鸿章、曾国荃因为看到中法海军的巨大差距，坚决拒绝执行清政府关于集中全国的弱舰去马江对抗法军的强舰的命令。地方官员这样拒绝中央政府集中舰队力量对外作战命令的做法，却为后来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以致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多次提出调动全国海军力量以加强北洋舰队的主张，都得不到其他三支舰队的支持，结果，中国海军变全局的优势为局部的劣势，以致北洋舰队越战越弱，最后全军覆没；其三，马江之战的惨败以及南洋舰队五舰援台的失败，也许成为中国军舰不敢轻易出洋与敌舰搏战的理由，致使过后的十年中很少这方面的训练，导致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的队形混乱，不成阵势，最后被日舰各个击破，损兵折将。后来更只知“避战保船”，不管战事如何需要海军作战，却长期龟缩旅顺、威海等海港，宁愿被日军逐渐消灭，也不再出战；其四，南洋三舰和镇海岸炮相配合，终于击退来犯法舰的战例，使得清政府将军舰与岸炮配合作战，作为保护海军基地和军舰的一种重要战术。在刘公岛、旅顺口等重要海军基地，都加强了港口后路的陆上防御，配置了相当的军事力量。但是，这也许又成为中国海军不愿出海与敌搏战的又一条理由，是北洋舰队最后困守刘公岛的滥觞。

　　3.清政府及时加强了台湾防务。进入近代以来，外国侵略者觊觎台湾的事件层出不穷。台湾限于自身条件，驻军有限，难以独力抗御外敌。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在中法衅起之始，清政府就及时调兵遣将，拨械济饷援助台湾防务，终于挫败法军占据台湾为质，向中国勒索巨款的阴谋，成为两岸合作，共抗外敌的光辉典范。战后，台湾建省，军事力量大为增强。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在中日衅起之始，即着意加强台湾防务，派遣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等率军援台。可惜为德不终，竟割让台湾给日本，并断绝对台湾抗日军民的接济，使得台湾抗日战争终告失败。

外交上出现了新变化

　　中法战争从酝酿到结束，时间跨度很长，前后约有五年。在这五年中，中国打破了过去被孤立在国际外交舞台之外的情形，开始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各国外交官和政府周旋。在国内，北京有总理衙门与法驻华公使的交涉，并要求英、美等国公使出面调停；地方有天津、上海、台北、台南、镇江等与各方面的交涉，其中又掺杂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税务司德璀琳与各方斡旋的活动、越南陪臣赴天津、广东请援等；在国外，则有中国驻法使臣曾纪泽、李凤苞在国外的各种交涉，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在伦敦、巴黎与伦道尔、茹费理的周旋，还有唐廷庚、唐景崧暗访越都顺化会晤越南大臣等；此外，英、德、美、俄、奥、意、日等国政府的外交使节也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希望插手其间或混水摸鱼。真是场面纷纭，错综复杂。各式各样的人物纷纷登台表演，纵横捭阖，折冲樽俎，其中，法方代表脱利古、巴德诺狂妄自大，横蛮无理；宝海、福禄诺则外强中干，貌似委曲而内藏机械；茹费理力不从心、色厉内荏；而中方代表虽然有的表现不尽如意，但基本能据理力争，在法国武力威胁下并不轻易屈服让步，留下不少可圈可点的案例。

　　李鸿章圆滑老练，曾纪泽血气方刚，张佩纶锋芒毕露，赫德左右逢源，都得到充分的表现。这一出出的精彩表演，令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给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的国际关系留下了丰富的资料。甲午战争期间，在衅起之始，清政府就企图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和及早介入，借助列强的外交压力遏止日本的侵略野心；到了在战场上无力招架的时候，清政府更四出乞求美、英、法、俄、德等列强诸国的外交调停，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还演出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一幕。

　　2.创立了以战争解决藩属国被侵的模式。在中法战争爆发前，曾发生过法国侵略越南南圻、日本并吞琉球和出兵侵扰朝鲜等事，这些都威胁到中国的藩属国，那么，清政府将如何对待这些问题呢?李鸿章认为按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保护这些藩属国，因此，主张不必为争藩属国“朝贡”的虚名，而冒与强国开战的风险。但曾纪泽出使法国后，却在没有清政府训令的情况下，擅自过问法越纠纷，并很快就建议清政府出兵慑敌，清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把外交交涉演变为武装冲突。自此以后，宁冒战争风险也要出兵干预，就成了清政府处理藩属国被侵事件的模式，以致甲午日朝矛盾乍起，清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出兵援朝，掉入日本的战争圈套，而以惨败告终，被迫对日签订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思想上树立起刘永福、冯子材、刘铭传等爱国英雄的形象

　　在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然也涌现了像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僧格林沁等英勇抵抗外敌的官员将帅，但由于这两次战争都是以中国惨败而告结束，因此，上述人物在时人眼里褒贬不一，并未能为全国人民树立起具有强大号召力的爱国英雄榜样(他们的显赫影响更多的是解放后才形成的)。至于甲午战争中的邓世昌、左宝贵，及抵抗八国联军入侵的聂士成，虽有殉国之烈，却无胜敌之绩。战败而死，当然不及战胜而活更令人钦佩。而在中法战争中，先是刘永福率黑旗军在越南坚持长期的抗法战争，屡败法军，勋绩显著；刘铭传卓越地领导了台湾抗法战争，为粉碎法国勒索赔款的阴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冯子材组织和指挥的镇南关大捷，重创法国侵略者，打出了国威和军威，创造了中国近代反对外侵战争不以战败结束的奇迹，从而为广大民众树立了英勇抗敌的反帝爱国英雄形象。

　　刘永福、冯子材、刘铭传等人成了在全国人民中具有强大号召力的爱国英雄榜样，他们的事迹成为中国人民巨大的精神财富，培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地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在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史所不可绕越和忽视的组成部分。不弄清中法战争的情况，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就会出现断裂，许多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将被掩盖而模糊不清，更不利于我们深入探索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