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的有《杀胡令》吗？

近年来，一份所谓的冉闵“杀胡令”在网络上流传甚广，但是这么一份从语言风格和遣词造句上漏洞百出的低劣伪造之作，居然被相当多的人当做真实历史加以拜读和传播。

很抱歉，原画画的是垓下之围的项羽，不是冉闵，注意背后军旗上的刘字和韩字

本文就从语言学和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份流传甚广的《杀胡令》的纰漏。

首先回顾一下冉闵的生平事迹。冉闵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魏郡内黄（今河南省内黄县）人，以勇猛著称。冉闵原本是五胡乱华时期的后赵君主石虎的养孙，后来发动政变取代后赵羯族政权，建立冉魏政权，公元350年至352年在位。公元350年，冉闵称帝，国号大魏，史称冉魏。公元352年，冉闵率部与鲜卑军队作战，突围不遂，为前燕皇帝慕容儁所擒，被斩于遏陉山。相传他为了为汉族争取生存空间，曾经对赵国境内的胡族羯族进行了屠杀和血洗，下达了著名的“杀胡令”。

历史上真的有《杀胡令》吗？

客观的说，《讨胡檄文》乍一看写的热血沸腾，有模有样，想必电脑屏幕前的原作者作者在创作之时，代入感极强，恨不得“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问题是很明显这份所谓的杀胡令其实漏洞百出，充分暴露了他在文学和历史知识方面的短板。

首先回顾一下这份“文采飞扬”但实际很不考究的檄文：

首先，从语言风格来看，所谓的檄文语言粗糙，用词不考究，与魏晋士卒文学“玄远冷峻”，“高简瑰奇”的语言风格非常不同，很多语言和用词过于直白：比如“烤”这种烹调方法，在当时的书面语中一般都是写作“炙”，烤肉是炙肉，比如汉代的胡族式烤肉就叫“貊炙”，还有一种烤肉是“炮制”的，也就是在猪牛羊的肚子里掏空内脏然后填充枣子。文中所谓的“烤我汉人”简直是用词粗陋，不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当然，文中还有其他的明显错误，且容作者一一道来。

这句话很明显不是魏晋时代的语言，而是来自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也许有人会质疑，虽然这是唐人的语言，但难道冉闵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吗？确实，从逻辑学的角度看，证有容易证无难，人们很难证明，魏晋时代的冉闵不能说出这句话。

但是两晋的檄文整体来看非常文学化，其骈俪化程度，用典的复杂程度，还有语音上的回环效果，都是这篇粗制滥造的所谓檄文的语言难以比拟的。具体可见下面的《讨司马元显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两晋檄文主要是由高门士族书写的，这些人重视玄言清谈，在语言上力求典雅化和陌生化，区别于日常口语和市井俚语，比如暴虐人民，东晋时代的语言应当是“暴军殄民”，语言非常凝练简洁，用一个信息量较大的非常用汉字“殄”，和“暴”字（原意为将鹿皮在阳光下暴晒），达到言简意赅的效果。

成语是汉语中非常精炼的固定词语组合。一般来说成语背后是有固定的历史典故的，是对一个故事的凝练概括，不了解历史典故的人无法从字面正确理解成语的含义，所以成语是判断文本所处时代的重要证据之一。

“罄竹难书”这个成语出自祖君彦为李密写的讨伐隋炀帝的檄文：“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李密（582年－619年）是隋朝人，他生活的年代也要比冉闵（？－352年）晚两三百年，意思是将竹子做成竹简写完都说不尽罪恶，形容罪大恶极。难道冉闵大帝从隋代穿越回了五胡乱华时代？

这句话模仿自我党在1937年7月8日通电全国号召抗日的电文“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很明显不是东晋时代的语体。且不谈这种排比是否符合当时的骈俪文体的音韵规范，东晋时代的士大夫崇尚玄言清谈，在情绪上洗好清净优雅，避免巨大而激烈的情绪起伏。

在民族称呼上，“大汉”一词进一步暴露了作者对历史的不了解。如果说冉闵的时代已经有了华夏这个词的话，比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已经有了有“楚失华夏”之说。但是冉闵将汉民称作汉民，大汉就匪夷所思了：因为到了晋朝，外族和汉族对汉人的称呼毫无疑问是晋人，“汉人”这个概念在当时，直接指涉对象是刘渊复兴的所谓汉国，或者是稍早一点指的东汉王朝。

而在西晋时期和五胡时代，根据“家天下”的原则，汉人百姓和其他朝代一样，以朝代名称呼自己中原百姓被称为“晋人”：例如《刘渊载记》里“...虽然，晋人未必同我...”西晋灭亡之后，南方东晋辖区内的百姓依然称为“晋人”，北方的百姓则跟着政权变更而变更，后赵国内的百姓被称为“赵人”，刘渊的汉国军民则自称为汉人，例如《石虎载记》里说冉闵要杀胡的时候“...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早一点的江统《徙戎论》中有句话，云：“且苦汉人侵之”，这句话里的汉人也是指汉朝的军队，而不是指的晋代汉族人。

所以檄文里称汉族民众为汉人是不对的。

这句话由成语“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演变而来。而此成语前半句出自韩愈的《进学解》：“障百川而东芝，回狂澜于既倒。”；而扶大厦之将倾的时代更晚，最早来自于孙中山的《兴中会章程》：“呜呼危哉!有心者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一篇檄文里的语用和词汇，居然横跨从唐代到民国的语句，冉闵大帝难道真的会穿越吗？

当时汉人对鲜卑的称呼主要是索虏，索指发辫，古代北方民族多有发辫，后来引申为对北朝胡族的蔑称，稍早一点称夷狄为禽兽，虎狼，贪狼，比如管仲的“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胡狗”这样的对游牧民称呼，在晋代和之前的秦汉时代，闻所未闻。这句话90%属于虚构。而且在文言文的书面语体中，对于狗这种动物的文雅称法都是犬：犬马之劳，蜀犬吠日，犬牙交错，鸡犬不宁等等；

而所谓的胡狗，这一称呼在典籍中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呢？出自《后汉书-梁冀传》：“胤一名胡狗，时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胡狗”是大将军梁冀的儿子梁胤的小名，和对外族的蔑称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率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颖。……浚乘胜遂克邺城，士众暴掠，死者甚多。鲜卑大略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沉于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晋书·王浚传》）文中提到的事件原型确有其事，发生于公元304年，当时还是八王之乱时期。王浚是西晋朝廷的人，这个暴行也是朝廷自己的军队做下的，这些鲜卑人也是王浚的手下。在邺城施暴的也不光有鲜卑人，晋朝的汉族军人也一样，原文的记载是“率胡晋合二万人”，“士众暴掠，死者甚多”。西晋八王乱起，王浚意图割据一方，借援夷狄，与鲜卑人交好，还把两个女儿嫁给了鲜卑人。这个悲剧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汉人王浚。

这个说法在东晋和冉闵时代都没有出现，“衣冠南渡”是后人对这段悲惨历史的总结，出自“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唐，刘知几《史通·邑里》篇）。

在当时，晋人对这次变乱的称呼不是衣冠南渡和五胡乱华，而是神州陆沉：《晋书-桓温传》记载：“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作者的用词可谓非常不考究。

羯人把汉人当做“双脚羊”的原型记载，不是出自五胡十六国，而是出自南宋时人宋绰的《鸡肋编》：“唐初，贼朱粲以人为粮，置捣磨寨，谓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览前史，为之伤叹。而自靖康丙午岁，金人之乱，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廋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唐止朱粲一军，今百倍于前世，杀戮焚溺饥饿疾疫陷堕，其死已众，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痛哉！”

也就是说“两脚羊”的说法是南宋时期的，跟五胡乱华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南宋时期把人当做双脚羊的还不是金人，而是范温这个汉人，他还是北方抗金的“忠义民兵”。更残酷的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有记载的很多大规模吃人惨案，主要是汉人干的。耿恭的吃匈奴使者，西晋八王之乱时的张方、隋末的朱粲、安史之乱中的张巡、唐末的黄巢、把人当“两脚羊”的范温，都是汉人。

这句话属于歪曲历史记载。《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夏，四月，石勒帅轻骑追太傅越之丧，及于苦县宁平城，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馀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史书上只有这条记载和檄文中的类似，石勒也确实由此战彻底废掉了西晋武功，并将俘虏的朝廷皇族、王公、大臣全部屠杀。但是围猎和作战根本就是两码事。

当时无论是汉民还是匈奴都不会自称自己是“炎黄”。更有可能称自己是轩辕后裔和黄帝之胄。

炎黄子孙属于近代历史上面对巨大的民族危机构建出来的年轻概念，维新失败后，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眼界稍有开阔，救亡的法宝，逐渐从“孔子”和“儒学”，变更为“黄帝”和“种族主义”；而炎黄子孙的稳定概念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针对顾颉刚对于黄帝存在的疑惑，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认为：“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从此炎黄和三皇五帝的概念就稳定了下来。但是在此之前，各种皇族追溯祖先，一般是选择黄帝这一脉作为始祖，比如《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之后的鲜卑慕容氏，辽国耶律氏，一般都是追认自己为黄帝后裔，很少出现炎黄二帝并提的情况，因为同时提两个祖先，就是血统混杂而不正统的体现。所以炎黄这个非常现代的字词出现，也暴露了作者的真实年代。

错误九：冉闵杀胡之事发生在公元349年末，当时羯族政权后赵的皇帝是石鉴（石虎之子），冉闵当时仍然叫石闵，是羯人皇帝石虎的干孙子（汉人冉闵曾蒙后赵皇帝石虎厚爱，被赐姓“石”），名义上石闵（冉闵）依然是后赵的大将军，他杀胡的表面理由是“孙伏都、刘铢造反，要清算余党。”——从官方名义来讲，孙、刘造反，被后赵的忠臣大将军石闵（冉闵）所镇压。这时候石闵（冉闵）要扮演的是后赵的忠臣，怎么可能以东晋的臣子自居，用两晋的年号来发布命令呢？两晋和石闵之间互相视为伪朝廷。一年之后，冉闵还给自己的儿子加上了大单于的胡族封号，这就是“汉家英雄”的作为吗？

顺便说一句，近年又有一些历史爱好者觉得仅仅“汉族”两个字不够威风，又搞了个“皇汉”的统称，他们认为在“汉”字面前加个“皇”字，看起来威风凛凛。但是实际上“皇汉”这个称呼是最早五胡时代汉国的匈奴人使用的：《晋书·刘聪载记》“晋氏暗虐,视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剿绝其祚,乃眷皇汉,苍生引领息肩”，是为自己的汉国寻找正统依据的，于是寻来了汉的国号“借尸还魂”。

所以考据了这么多，无非是说明一点：文本本身是思想的载体，思想可以骗人和煽动人，但是客观存在的语言材料：成语，术语和俗语都是有出现年代的，这些客观信息可不会撒谎。这些证据也足以证明，这份杀胡令是今人的臆想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