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各方态度如何
西安事变后各方态度如下：
1、最初反应是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由常务委员负责，同时决定剥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2、以何应钦为首的一派主张武力讨伐，何应钦则调集大军，准备围攻西安，一场大厮杀顿成一触即发之势。
3、而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一派则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宋美龄等人四处奔走，为营救蒋介石而力主和平结束事变。
4、国内舆论大声疾呼：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中国人不应再自相残杀！谁挑起内战谁就是民族罪人！
5、国际舆论也普遍要求南京与西安各方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事态恶化。强大的舆论压力，有力地遏制了南京方面主战派的战争叫嚣，对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6、中国共产党没有参与西安事变的策划与发动，但事变发生后旗帜鲜明地拥护张、杨的行动，给张、杨力所能及的支持。
国民党
亲日派：何应钦积极部署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亲美派：宋美龄，宋子文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积极奔走。
地方实力派
西安事变阎锡山在15日发出致张杨的函电：“两兄震机电及汉兄元未电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韩复榘在21日以密码形式致电张学良，称赞张氏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
刘湘在19日致张学良的电文中认为张对蒋的行为“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指出“内战必致亡国，无待赘言，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
龙云在得到部下可靠消息后于14日通电中央，称拥护中央既定政策。又致电张学良，认为其发动事变“自属谋国俱有苦衷”表示同情，但指出此举影响国家前途“务盼再加思索，为国家保一线生机，为环境留相当余地。”
马步芳于15日决定发通电响应国民党中央。遂由姚钧草拟“删”电，即将拍发时，又接受了马绍武、陈显荣的建议，为表白自己对蒋的所谓竭诚拥护，竟将15日签发的电文日期提前两天，改为13日发出的“元亥”电。
李宗仁等于16日通电全国，主张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桂系军队北上抗日。
共产党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派周恩来赴西安参加谈判，促进事件和平解决。
国际社会
西安事变巴黎《救国时报》认为“发生这样重大的内争，对于目前中国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团结，御侮的运动上，实为深可痛惜的事件。”1936年12月14日美国《民声讲坛报》评论道：“张学良此次行动，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
美国《纽约时报》，“蒋介石将军，虽已失去自由，但中国政局仍为彼所操持，全世界闻讯之余，皆为之震惊。足见全世界均认蒋氏，为中国最大领袖，而自动推崇之。”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张学良之叛变，或已救助日本政府，盖日本之对华政策，乃与德缔结反共协定，已引起多数政治家之抨击也。”
苏联《真理报》1936年12月14日的社论写到：“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