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陈桥兵变的历史影响

（一）、陈桥兵变在实际意义上既是以往藩镇割据，军人擅立等诸多政变行动的继承，又是对其的突破，是这类行动的集大成者，亦是终结，唐末以来，藩镇骄横，中央虚弱牙兵集团擅行拥立，下层军士起而谋乱，领导集团内部自我残杀，国家兀陧不安，乱家滋生，延及五代，愈亦炽滥，狐兔布于原野，王朝兴衰更替，大江南北，约略十个小国攻掠征伐，在原大唐帝国主要区域内，真是如“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南宋张孝祥《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同河饱分割之痛，暴动兼星火之繁，引即所谓“开地间一大局。”陈桥兵变前，如匡胤被拥为帝者，屡见不鲜，但皆是“其兴也速，其亡也忽。”中间既有父子相噬，兄弟相煎的人伦剧变。亦多群小相攻，上下相失的道德异轨，璨氏深知今成功不可骤得，往败宜多取鉴，是故他与谋主赵普精心覃思，积慎积微，终于漂亮的实施了陈桥兵变这一石破惊天的行动。纵观整个过程。情节丰富曲折。“书囊得木”这一小序幕，使得赵匡胤作了殿前都检点，执掌禁军实权。边境报寇使得军队被巧妙的开到陈桥驿，为军变准备了充分的时间，“苗训观日”、“赵普宣言”都是在为兵变作充分的舆论准备，太祖醉寐则将一切掩盖得不露声色，“诸军拥立”、“皇袍加身”是这一事件的高潮，亦是中国历史上夺权正剧中有名的漫画。“太祖立约”、“恭帝禅位”是陈桥兵变不同于其他历史上夺权事变之处，也是陈桥兵变的结穴处。由于其处理的十分精彩利落，使得其他同时军中将领妄图阴谋废主者息心绝形，难以相仿，难怪远在华能骑驴作客的隐士陈抟听到消息亦喜不自胜，跃下驴来，以手加额曰：“天下自北太平了。”一场兵变，有旧的夺权过程的再现，又有新的温情仁慈因素的补充，还有天命神意的巧妙使用，其妙处不可凑泊，其巧处可夺天工，是使后来者裹足裣衽，所以说从此一意义上说，陈桥兵变后，在北宋的朝堂上，策划一场军事政变已变得极其困难，更惶论其成功了，这就是成功的谋略造成心理影响的典范。自然，这种心理一旦形成，便令人不可抗拒。（二）、陈桥兵变对政权斗争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陈桥兵变主要在三个方面对夺权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其一，是夺权斗争的方式，陈桥兵变以前是流血的武装冲突造成了政权的更迭，对立双方的军事斗争是异常猛烈的，成功的一方对失败一方的处理通常残酷而且毫无人性，这应了一句中国古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失败者只有死，而陈桥兵变后，恭帝封郑王安置县邑，存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无疑旨一种非常有效的笼络手段，而且宋太祖不仅对兵变后恭帝如此，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也一律优待，诸国被俘的君王，有名的词人皇帝李煜投降后被封为违命侯便是其中一例，这一措施为宋的统一战争减少了不小的阻力。其二，是有夺权斗争的中心。从唐末至五代夺权斗争一直存在于朝野之中，双方在某地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后，胜利的一方成为皇帝又或者夺权斗争的双方都是军事将领，都是军权的掌握者。这在陈桥兵变中，赵匡胤便是如此，在陈桥兵变后，夺权斗争主要是在庙堂之上，是文武百官与老迈皇帝来商讨权力的分割。在众多的皇子内部存在着激烈的夺权斗争，夺权斗争一般与军事将领无关，至少表明国家的政治生活终于恢复以前汉唐秩序。其三，夺权斗争的内容了发生了变化，五代十国时期，争权斗争的主题大多是权力名位，如节充使头衔之类。陈桥兵变后，随着国家生活的正常，太子储君便成为夺权斗争的中心内容，异姓为王又变为赵家天下，这应当看作是藩镇割据在政治上危害走向破灭的一个转折。（三）、陈桥兵变为中央集权的加强提供了理由借鉴，并进行初步实践。在陈桥兵变中作为主谋的宋太祖深感将领军权过大对自己是一种威胁，所以在陈桥兵变发生的一年便发生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在陈桥兵变中，赵匡胤有一篇精彩的与诸将约词：“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人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戳汝。”这篇约词一方面表明兵变是按赵氏事先规划进行，所谓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这是兵变不致演变为以前任何一次兵变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清楚的表明赵氏的节制诸将的思想，分析约词内容不难看出，兵变中有拥立之功的军将其所得十分有限，与他们所熟知以往兵变的诸人所获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在约词中，赵匡胤以不可置疑的口气把拥立诸将的权限定位在仅仅去掉纵其暴掠，抢夺府库。这与后来雪夜访赵普，赵普所言去除藩镇之祸的三法：“祸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十有一脉相通之处，在约词中，太祖已初步实践上述三原则，所以兵变后的王朝政局不仅没有因为兵变而混乱废驰，反尔有所加强。兵变以军事行动开始，以和平禅位而告终，它表明了皇权由一姓转入别姓，中央集权的因之进一步强化了。太祖本人在事否经常对陈桥兵变加以利用，达到扩大中央集权的目的。上述杯酒释兵权不就是那么一句：“假如有一天皇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做皇帝行么？”所以，北宋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实自陈桥兵变始，而不自太祖称帝后，把陈桥兵变和五代十国任何一次兵变比较其结果也可得出这一点。（四）、陈桥兵变直接启迪宋朝抑武右文政策，抑武右文是宋朝国策，宋太祖赵匡胤深知将帅桀傲给制，儒生软弱可控。这一点在兵变后期原北周老臣范质等身上特别明显。毫无抵抗力，而从另一方面上说五代藩镇兵祸连结，也需要以文治矫之。故兵变太祖立刻进行开科取士，大力提举读书人做官，据叶梦得《避署漫钞》载地，太祖兵变后三年，曾密立一碑于太庙，命后世天子继位必遵其誓词，中间有一条即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以读书人来治理天下，自可免军人专政之祸，因为将帅多不知书，这就是陈桥兵变给太祖的启示，以至后来蔡襄说：“今世用人，在率以文词进，在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在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蔡忠惠集》卷十六）在兵变中，作用十分突出的文士赵普在太祖朝极受重用，一时制作率出其手，亦可见太祖重用文士之意，然而太祖却也对赵普说了一句话：“外朝人经为国家皆汝书生事也。”表现根深蒂固的瞧不上文士的思想。这种矛盾思想并不矛盾，归结点在于文士易于控抑，军帅专横难制，文士也好，军帅也罢，充其量都是为赵氏王朝卖命工具。赵匡胤鉴于陈桥兵变，取治以文，既是政治手段，也是现实之需，但却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宋朝文化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