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的有吕不韦这个人吗？

吕不韦是战国晚期活跃于秦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位政治家。

吕不韦是由商人入仕的。他在参政之前本是“阳翟大贾”，靠“往来贩贱卖贵”致千金“家累”。他在经营邯郸之际，见质于此地的秦“诸庶孽孙”异人，便发出了“此奇货可居”的感叹。因为他在全面了解秦国国情后，深知异人此时虽“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但只要经过人为的努力，是有希望继嗣为君的。此时，秦昭王年已六十有余，异人之父太子安国君也已年近四十，王位的更替已是随时可能出现的事情。加之太子安国君及所幸华阳夫人尚无嫡嗣，更使王位的再传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谁能成为华阳夫人嫡嗣，谁就能成功获取王位。更为重要的是，吕氏深知，做“建国立君”交易将会给他带来较之贩卖珠玉高出“无数”倍的丰厚利润，甚至“泽可以遗世”。

于是，他欲“倾家事之”以建异人之国。“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随后，他就紧锣密鼓的实施起来。他先是鼓动异人，告之“钓奇”之谋，并得到了“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承诺。接着，他就用金钱为异人购嗣。一方面，他用金钱包装异人，使其得以结交达官贵人，制造其“绝贤”的美名；另一方面，他用金钱收买华阳夫人，使异人得以顺利的“拔以为嫡”。通过吕不韦从“邯郸钓奇”到“委质子楚”，再到“华阳立嗣”这一系列的努力，异人终于公元前235年孝文王去世之际，荣登秦王宝座。“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国事皆出于文信侯。”吕不韦政治投机遂顺利实现，得到了是他经商所获远远不能迄及的丰厚回报。

吕氏这一购嗣举动，主观上遂了其赢“无数”之利的愿望，客观上也适时的促进了秦国的内部稳定。“孝文王元年，立即死。”在主死国疑的情况下，极易发生动乱。吕不韦为异人购嗣定国于不疑，解决了一场继嗣危机，这对于秦国的稳定、不间断的发展，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公元前247年，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国位传给了年仅十三岁的幼儿秦王政，吕不韦顺理成章的担当起了抚孤重任。“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吕不韦成为了秦国实际掌权者。

当时，秦“为诸侯雄”，“六国日见衰颓，天下将趋于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这时吕氏

“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欲以并天下”便成为了吕不韦这一时期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

吕不韦深知发展农业对于秦国的社会稳定乃至在实现天下一统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他不仅把重农作为富国强兵的根本，更认为是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吕氏为政期间，努力教民务本，不作“以妨农功”之事。还“修利堤防，导达沟渎”，著名的郑国渠，即是在吕不韦任内所修。郑国渠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吕不韦深知得天下须得贤人之助。吕不韦在其当政后，不拘一格的选用了一批人才。“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这其中不泛贤良俊能之才，为秦统一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李斯，本为楚上蔡“闾巷布衣”，西入秦后，投到吕不韦门下当“舍人”，“不韦贤之”，任命其为秦王政的侍卫官“郎”，使他获得了向秦王政进言直陈的机会。又如蒙骜，本为昭王时的名将。吕不韦上任后，执行了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让“良将行其师”，任命蒙骜为将军。蒙骜也不负重望，在秦的兼并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吕不韦主张兴“义兵”，“攻无道而伐不义”。他在执政期间，继承了秦日益明朗的形势，以先进的军事理论为指导，兴起了一系列兼并战争，为秦的最后统一基本扫清了障碍。正是在吕不韦的主持下，秦对六国的兼并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造成了切断东方各国联系，包围三晋，便于各个击破的有利形势。这时秦的威势，正如时人所说，“注齐秦之要（腰），绝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不敢救也。”

在吕不韦的主持下，到公元前239年，天下一统于秦已是大势所趋。吕不韦目光并不短浅，他又着手准备统一后天下的治理方略。《史记·吕不韦传》载这时吕不韦是“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该书是他“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而总结出来的以达“天下治”的“君子为国”之术。

这是他从政治、文化上着眼而建功立业，取得了比第一阶段“奉先王”更为突出的成就。他也因此获得了更为丰厚的回报。政治上有“仲父”之尊，经济上不但“食蓝田十二县”，“食河南、洛阳十万户”，还以河间十城作为封邑。这时吕不韦的威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连曾专断一时的应侯范睢都无法与之媲美。即如张唐所言：“应侯不如文信侯专。”

吕不韦权大势胜，功高震主，用权又专，必犯秦王政之大忌。

秦王政是一个专横独断之人。《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是一个“贪于权势至如此”的权力欲极强之人。卧塌之侧，且容他人酣睡？他绝不会甘心大权旁落，因而吕氏势在必除。

更何况，吕氏以一部《吕氏春秋》来宣扬自己治理天下的主张。而通过该书，秦王政很清楚的知道吕不韦和他在思想上已经是怎么也不能解的一个死结。如吕氏主张分封。“王伯之君亦然。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秦王政则赞同韩非观点，坚决反对“战胜而大臣尊，益地而私封立。”吕氏主张虚君实臣，“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秦王政则主张独裁，“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统治手段上，吕氏主张首德次刑，实行德政，“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秦王政则主张严刑峻罚，“事皆决于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在文化政策上，吕氏主张以“齐万不同”统一思想，秦王政则主张“非秦记皆烧之”，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在经济政策上，吕氏主张重农但不抑商，“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三者全面发展。秦王政则主张“上农除末”。吕氏主张纳贤，认为人君“其本在于得贤”。秦王政则妄自菲薄，“得志亦轻食人”。等等，都显示了吕不韦和秦王政在思想和政见方面的冲突。

更有甚者，书成之后，吕氏大肆宣扬，令人公布于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大有树立理论权威，迫使即将亲政的秦王政成为其政治理论的实践者之意味。这对于天生刚戾自用的秦王政，无疑是难以忍受的。因而，“秦始皇要除掉他是理所当然而亦势所必然。”

嫪毐的叛乱正好给了秦王政一个剪灭吕不韦的契机。嫪毐是吕不韦有染于太后，恐秦王政发觉祸及自身，采用“金蝉脱壳计”，进献给太后的一个假宦官。嫪毐依附于太后很快发迹，不仅和吕不韦分庭抗礼，还在秦王政有所察觉他与太后淫乱的丑行后，阴谋发动叛乱，被秦王政处死。接着，秦王政又乘机以吕氏为嫪毐举荐人为辞罢免了吕氏相位，令其就国河南。又过了一年多，“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政“恐其为变”，乃赐吕氏情断义绝之书，令“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在秦王政一连串政治迫害下，“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