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被视为异端的李贽，实则是东方的启蒙思想家？

公元1600年，被西方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的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被东林党人视为异端的李贽自刎于狱中。也就是说，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晚期虽没有产生文艺复兴那样持续久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却产生出了和当时西方极为相似的异化力量。

当然，作为异端的李贽绝非横空出世的。于个人思想发展而言，李贽经历了从正统儒学到接收心学再到兼容三教的过程。于思想传承而言，在李贽思想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始终是阳明后学中的左派一脉。因此，笔者将李贽思想视为阳明后学的一次现代启蒙尝试。

从所处年代来看，王阳明及其后学弟子与欧洲文艺复兴的诸多代表可谓是同时期的人物，如王阳明、王心斋、王龙溪所处年代与达芬奇、哥白尼、马丁路德基本一致，作为异端的李贽和作为异端的布鲁诺所处年代亦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从现代性的思想来看，阳明后学的诸多思想则与欧洲启蒙运动较为相似。尤其是到了李贽那里，现代性的个体、自由及平等观念都已成型。

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知行合一”及“致良知”的思想，构建出了以心为本体的心学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王阳明那里，“心”其实是一种客观普遍的存在，并未落实到个体身上，其间还存在一个“致”的过程。泰州学派的王心斋则去除了这个“致”的过程，认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如何安排，便是人欲”。

李贽则从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揭示了个人私利是个人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从而将个体观念落到了实处。在《答耿中丞书》中，李贽这样写道：

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毫为人谋也。

此文大概写于万历十二年，当时李贽的好友耿定理已经去世，并与其兄耿定向展开了笔战，这也是李贽异端化的开始。耿定向自视为儒家正统，欲以“公理”劝李贽回归正道，李贽则从“私心”入手进行回击。在《寄答留都》中，李贽还这样写道：我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不顾他人非刺。

从此私心出发，李贽亦将儒释道三教与个体的关系看得极为透彻：孔子知人好名耳，故以明教诱之；大雄式知人之怕死，故以死惧之；老氏知人贪生也，故以长生引之。

除此之外，李贽还通过肯定个人意见的价值将个体观念落到了实处。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李贽明确提出了“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价值观念：

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

也就是说，是非判断并不能简单地以圣人、尊长的标准作为标尺，每个人都有其主体性，是独立意义的个体。值得注意的是，李贽不仅注意到了个体的主体性，还注意到了人的独特性：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所一种也。而王阳明之“良知”，则是一种普遍共通的本体概念。

王阳明晚年曾将自己的学说总结为“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用“意动”来解释善恶的生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意”并非纯粹的自由意志，而是一种不自由的自由意志。

为何说被视为异端的李贽，实则是东方的启蒙思想家？

王龙溪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无说”：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此处的“意”为无善无恶之意，不再被“良知”所约束，可理解为一种自由意志。

对于王龙溪的“四无说”，李贽是极为赞赏的，以致发出“非龙溪先生守其师说五六十年不少改变，亦未必靡然成风”的感叹。李贽本人提出的“童心说”往往被视为文学观念，但其“绝假纯真”其实指的正是自由观念：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

所谓“童心”，指的正是儿童之真，儿童因何为真？在于其内心不受种种观念束缚，能真正自由地表达自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念的生成不仅与心学及佛道有关，还与李贽对文学的理解有关。李贽曾提出宇宙五大部文章之说，其中包括司马迁的《史记》、杜甫的《杜子美集》、苏轼的《苏子瞻集》、施耐庵的《水浒传》和李梦阳的《李献吉集》，这几部书的共同点便是作者都自由地抒发己见、不受世间成见的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李贽不仅提出了自由之学说，还曾在为官之时亲自实践过。万历五年，李贽被任命为姚安知府。在姚安任上，李贽的施政方针为听政及讲学，也就是还民众于自由，希望通过引导他们而达到自治。在《论证篇》中，李贽这样写道：因其政而不易其俗，顺其性而不拂其能。也就是说，李贽的出发点是民众，他已经明确意识到了一切行为必须以尊重民众的自然天性为前提。而儒家传统的圣人之治，则是以圣人为出发点，希望圣人的行为感化、教育百姓。

王阳明曾说：这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无些障蔽，兢兢业业，门门翼翼，自然不息，亦也是学。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认同了圣人和凡人在心之本体上是平等的，也就是“满街都是圣人”；二是揭示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保全了良知，因此凡人需要有一个“致良知”的过程。也就是说，圣人和凡人在人格上并非是平等的，二者之间隔着一个“致良知”的过程。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王阳明虽未完全将平等观念落实到现实中的人身上，但却为阳明后学提供了可能。并且王阳明还将此观念扩大到了社会各行各业，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之说。何心隐则从现实的伦常关系入手，为平等的现实化铺就了道路：天地法此象也，交也，交尽于友也。也就是说，真正的平等关系只有朋友关系，父子、君臣、夫妻等都是不平等。

对于何心隐这一思想，李贽不仅极为赞赏，并且将之付诸于实践。万历八年，李贽弃官不做弃家不回奔往黄安寻友。这种弃其他四伦于不顾的行为，无疑说明了李贽对平等观念的追求与实践。同时李贽本人也透过身份差异的表象，说明了人的人格实质乃是平等的：

人见其有贵有贱，而不知其致一也，何尝有所谓高下、贵贱者哉？彼贵而不能贱，贱而不能贵，据吾所见，而不能致一也，则亦则亦琭琭落落，如玉如石而已。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李贽还提出了男女平等的观念。李贽在麻城讲学时不仅收男学生，也收女学生，此举招来了诸多持男尊女卑观念的正统人士的攻击。对此，李贽写下了《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在文中李贽这样写道：

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

也就是说，见识有长短，但并不能说男性的见识就要比女性深刻，女性并不见得一定弱于男性。在这种男女平等观念的基础上，李贽还提出了婚姻自由的观念，称赞与司马相如私奔的卓文君为“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

在明朝灭亡之后，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三位大儒对阳明后学展开了一系列批判。李贽作为阳明后学中的最大异化力量，更是被顾炎武称作“小人”，被顾炎武称作当诛之“惑人心者”。而黄宗羲则在论及泰州学派时只谈王龙溪、王心斋及何心隐等而不谈李贽，似有不愿承认李贽的儒者身份之意。直到数百年后，五四时期的国人才重新认识到李贽思想的巨大价值，如“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即为李贽作传，高扬李贽的异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