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宋丢掉襄阳后很快就灭亡了？

襄阳之战是蒙古帝国统治者消灭南宋政权的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重要战役。 近六年来，它以南宋襄阳的沦陷而告终。 失去襄阳对南宋意味着什么？

襄阳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以汉江为界，这个城市被分为两部分。 江北的樊城和南岸的襄阳。 樊城和襄阳一样古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唇齿相依，以一切荣誉为荣，损害一切损失。 173年初春的一天，这两个城市迎来了“一切损失”的时刻。 随着城门缓缓打开，蒙古军队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襄阳城。 以前，他们刚刚屠杀毁灭了隔一江之隔的樊城。

那一天，吕文焕看着痛苦了六年的襄阳，痛苦、无奈、悲伤，也许还有些轻松，但同时涌上心头。 无论是南宋王朝还是吕文焕本人，都是命运的转折。 南宋最重要的北部屏障崩溃，元朝南下的步伐急剧加快，他自己也从此背上了判臣的骂名。

吕文焕的投降和襄阳的失守可以看作南宋灭亡的前奏。 这场旷日持久的会战，在一定程度上让人联想到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发动攻击的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被动应战的是偏安南方中原王朝。 但是南宋没有东晋那么幸运，输掉了这场会战，基本上等于输掉了整个国家。 六年后，南宋退出历史舞台，元朝统一了中国。

南宋死于蒙古之手，是两个军事力量迥异的政权之间长期博弈的必然结果，毫不遗憾。 败在战惯了的蒙古铁骑手里，也是当时已知称霸世界一切暂时帝国的必然结局，南宋战败也不足为耻。 南宋偏一隅，国祚却屹立不倒一个半世纪，在与北方蒙古、黄金、西夏等政权的恶战中仍未斩获，为何忽必烈在1268年正式出手才八年就开城投降呢？

从襄樊失守算起，南宋只坚持了两年。 蒙宋两者在地理上发生了什么致命的逆转，让持续了这么久的南宋一下子失去了精神。 为什么襄阳对宋朝的存亡如此重要？

公元1268年，继承蒙古大位的忽必烈经过一年的准备，从北宋故都开封起兵，南下汉江流域，矛头直指襄阳和樊城两个双城。 襄樊之战一触即发。 通过对金庸文学作品的渲染，襄樊之战成为南宋抗元战争中最有名的一场。 虽然侠客为报国而死的场面有些夸张，但襄樊之战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是现实存在的。

南宋方面进入襄樊的是与当时权相贾似道关系非常密切的吕文德吕文焘兄弟。 但这两人本质上并不是贾似道的亲信，而是南宋时期地方军阀博弈中与中央关系密切的“荆湖制置司”。 吕氏兄弟率领的亲卫队虽然以中央边防部队的名义，但实质上是民间部队。 这种部队的性质，为南宋在后来荆襄之地的崩溃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当时南宋军阀认为，擅长野战的蒙军攻城水平不值得担忧。 只要准备持久战，敌军终究会撤退。 但襄樊之战是忽必烈南下攻打宋朝的第一场战役，没想到竟成了决战。 双方都尽了主力，蒙古军队的战术能力也远远超出宋军的想象力，最终取得了精彩的胜利。

为什么南宋丢掉襄阳后很快就灭亡了？

蒙军陆续到达襄樊城下后，一直处于集结状态，没有采取攻城的态势。 出乎吕氏兄弟意料的是，蒙古人不但没有用弓骑兵骚扰，反而开始了罕见的土方工程，在城外挖土，修起了高墙。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外的土墙越来越坚固，也出现了设置指挥部的平台。 城外蒙军据点长达一百多公里，形成了巨大的包围圈。 城内守备队与城外的联系被完全切断，襄阳和樊城成为两座城中城。 守备队反而成为试图突破包围的攻击方，但包围屡遭失败。

远在临安的贾似道当然对这种局势非常紧张。 失去襄樊的代价是蒙军沿汉江南下，直接威胁南宋天堑的长江。 于是在1271年6月，几次增兵都没有成功，贾似道再次派出范文虎率领的十万大军，从水陆两线沿汉水北上，孤投试图打破蒙军的封锁圈。 但是经过三年的准备，蒙军的土工工作已经非常成熟，尝试增援的范文虎部队成为攻城部队，攻击难度大幅度增加。 这时，蒙军向华北派出了水军应援战，宋军的水上优势也不是压倒性的，增兵襄樊最终失败了。

在城中焦急等待中央援军的吕氏兄弟不等增兵，贾似道认为自己抛弃了襄樊。 再加上吕文德战死和蒙军新的回归炮对两城城墙的猛烈打击，吕文焕决定开城投降。 持续了6年的襄樊围城，终于在几乎没有流血的情况下结束了。

拿下襄阳和樊城后，忽而必烈的攻宋之路看起来很顺利。 吕文焕利用自己在荆湖一带的个人影响力帮助蒙军迅速控制包括鄂州在内的许多城市。 此后，贾似道亲率水陆军在芜湖与蒙古司令伯颜稍有决战，蒙军沿河毁灭南宋几乎无异于枯萎腐朽，毫无抵抗。 只用了两年就到达了首都临安城下。

由此可见，南宋似乎支撑了一个多世纪的防守，最终的转折点在襄樊。 襄樊的失守，彻底敲响了南宋灭亡的丧钟。 经过千辛万苦，用蒙古人不熟悉的土工作业方式强行攻打襄樊，似乎是正确的选择。 但是，这不是突然的创见。 长江中上游控制，是蒙古军队南下时一贯采取的战略。

从蒙古时代开始，蒙古人就想在长江中游施压，给最下游的首都临安以迫降打击。 1251年蒙哥即汗位后，开始策划大举南下，派弟弟忽必烈率兵南下，进行了大量探索，熟悉了四川盆地和更西南的大理国的情况。 复旦大学温海清的研究表明，当时忽必烈掌握西南总体情况后，认为四川防御过强，更容易拿下大理国，东进，于是致力于优先攻击大理国。

但这一策略其实遭到了蒙古的反对，他不仅突然将必烈召回北方，而且后来在对四川的正式进攻中雪突然将必烈藏了起来。 其理由是，蒙古高层极端重视控制长江上游。 占大理只是这一战略的副产物。

1258年秋，蒙古率领蒙军主力4万人，号称10万人，分三路入蜀。 与此同时，蒙军分别攻打鄂州和荆山，对长江中游的全面施压意图十分明显。 如果蒙古能顺利控制整个四川盆地，三路蒙军合一，沿江而下，南宋将提前20年灭亡。 然而，蒙古死于重庆钓鱼城，这一战略未能实现。 蒙古内部陷入了抢汗的内战，给南宋一个喘息的准备机会。

忽必烈问世后，蒙古高层改变了对长江中上游这些城市的看法。 四川盆地内的川西和川中平平原当然容易征服，但川东的岭谷地区对蒙古骑兵来说太痛苦了。 与其敲掉川东山城，不如在江汉平原与南阳平原交界的襄樊下手。 攻击襄樊后，同样可以起到东进威胁江淮乃至浙北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堵塞四川援军东出的路线，比攻击四川追求高势能更实用。

结果，对襄樊发动了突然的不顾一切的围攻，最终蒙古军完成了统一大业。 蒙古大军控制襄樊后，从水陆两路南下，进入长江流域，威胁东方临安。 另一方面，从汉江南下，蒙军也可以降低吕文焕的个人威信，攫取长江以南的鄂州。 从此，南宋引以为豪的长江天险也不复存在。 贾似道的军队和蒙古军在芜湖对峙时，蒙古骑兵可以在江两岸布阵，同时江上也有实力较弱的水师，胜负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 襄樊之战对蒙、宋两大政权国运的真正影响，要通过实际解读地理条件来全面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