梃击、红丸、移宫三大疑案，开启晚明党争时代

明朝皇帝朱常洛，是著名的万历皇帝的长子，他在万历皇帝死后，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初一登基为帝。万历皇帝并不喜欢这个儿子，屡次动念头想废掉这个儿子，改立自己的宠妃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朱常洛早年生活在被万历皇帝嫌弃和被废的恐惧之下，心灵饱受创伤，加之自己过度沉溺酒色，身体早就垮了。登基之时，他的病情已经很重，勉强挣扎着才撑过了登基大典。

此后一直到八月十二日，朱常洛硬撑着身体上朝，但之后实在撑不住了，一病就卧床不起了。据说他服用了内侍崔文升给的去火排毒的泻药，一夜之间竟腹泻三四十次，别说是病人，就是正常人的身子也顶不住。自此之后，朱常洛已经是头晕目眩，身体软弱，不能动履。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便接连在病榻上召见诸臣，安排后事。他又把长子朱由校和首辅方从哲叫来，准备将明朝未来的大任交给他们。

朱常洛偶然打听到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方，可自知不行的他想要一试，就命方从哲召李可灼献上仙药。这颗红色的药丸，朱常洛初服后感觉很舒服，不住地称赞李可灼，要他再进一丸。但是到了次日一早九月初一，才登基一个月的皇帝便去世了。一个并非御医的人，给皇帝吃了一个不知为何物的药丸，吃完皇帝就没了，这件事想想就知道有多么重大——后世称此为“红丸案”。

风雨飘摇的晚明

晚明时，与“红丸案”同名的还有“梃击案”和“移宫案”，被人们称为“三案”。这三件案子都是发生在万历后期，围绕着帝位争夺的三次政治斗争，涉及皇帝、阁臣、宦官、后宫等多方势力。在之后的政治斗争中，各方借此三案余波大搞政治迫害，牵连者从朝堂之上到全国各地，俨然在当权者的眼中此案的价值绝非结论报告上说的那样简单。文史学者温功义先生的《三案始末》就是通过这三件晚明大案，透视明代权力运作，解析各方势力的博弈，从案情的关联和后续余波中，探寻明代政治根源上的问题。

三案最早的梃击案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其他两案都发生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此时距离明朝灭亡只剩二十四年。前一年，明军萨尔浒大败，后金女真人撕破了明朝的防御，兵锋指向辽东。明朝内部高昂的赋税和黑暗的政治也酝酿着人民的愤怒。三案在这一时间发生，在作者看来是明朝制度设计使然，与王朝末路有着一定的关联性。

梃击案中，明光宗朱常洛还是太子，有人持木棒擅闯东宫，打伤守门内监，对太子图谋不轨，后来牵扯出郑贵妃的阴谋，万历皇帝不愿深究最终杀了主犯草草收场。红丸案便是前文所述的皇帝之死案。而移宫案则是明光宗朱常洛因红丸案去世后，他的宠妃李选侍以照顾年幼的朱由校为由不肯搬出皇帝居住的乾清宫，为此朝廷上分成了两党，最终在杨涟、左光斗的强硬逼迫下，才使李选侍被迫迁出。三案虽然看上去各不相同，但其中都牵扯到皇权之下各种衍生权力之间的关系。

红丸案因直接导致皇帝殒命，在三案中看起来极为重要。因为红丸是由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人为痕迹明显，案件就在阴谋论的调性之中打转。立储之时相互对立的两派更是借此互相攻击，都力图用此事扳倒对方——尤其在案件中本该力挽狂澜一锤定音的内阁首辅，却成为混乱的制造者，凸显出了此时内阁首辅在权势上的衰弱。

梃击、红丸、移宫三大疑案，开启晚明党争时代

红丸案中前有崔文升献药致朱常洛腹泻伤身，后有李可灼献药致他殒命，这两人背后一个是万历宠妃郑贵妃以前的属下，另一个是首辅方从哲带进宫的。郑贵妃和方从哲也就被人们怀疑为“幕后黑手”。郑贵妃在太子之位问题上与朱常洛早已剑拔弩张，民间都知道太子和郑贵妃间的矛盾，所以她一直都是朱常洛任何不幸的第一怀疑人。但是这案子，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其实是当朝首辅方从哲。

万历皇帝是有名的“不上朝皇帝”，国家大小事务都由内阁来做唯一的中枢。但同时，虽然万历皇帝不上朝，但他绝不允许内阁擅权，与他争抢权力，更不能再出现如同张居正般的首辅。万历皇帝通过对张居正的清算，杀鸡儆猴，让之后的首辅心存恐惧。万历皇帝与祖父嘉靖皇帝的“不作为”略有不同：虽然他们都被文官集团制约着，但是嘉靖采取的是积极地对抗，扶持自己的人搅进朝廷权力之中，在不断的斗争中将内阁的权力重新整合；而万历皇帝也对抗，但他选择的是消极的方式——反正权力是我的，你们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们的，暗地对抗不合作，通过不合作的方式架空内阁。这也导致万历一朝首辅虽然是实际上的政治第一人，但首辅的政务处理和政治建议向上反映后都没有了下文，首辅没有指示也不敢自己做主，只能上下敷衍，因此万历时期的首辅大多不愿意管事、怕事、躲事，方从哲就是代表。《明史》说他：“性柔懦，不能任大事”，而作者认为，方从哲不光是懦弱，还贪婪，他热心权力和财利；却又无能，只能靠钻营、依附才能得到这些，他能被一些大臣看作是依靠郑贵妃的人，并不是空穴来风。

红丸案的愈演愈烈与方从哲的处置失当有着直接关系。首先事件被人们指认为弑逆，他如果听之任之不加辩驳，只处理嫌疑人，毕竟是皇家的事，可能舆论也就不了了之了。但对他来说李可灼是由他引进的，他生怕沾上弑逆的恶名，他不但立刻命人加以申辩，还搬出先帝，说李可灼是先帝所召，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而后，他更是把皇帝的遗诏搬了出来，提到了遗诏中皇帝夸奖李可灼并赐以银币的事。但是他忽略了内阁首辅有代拟遗诏的方便，他搬出遗诏想力压舆论，却让自己陷入了为了庇护逆贼而徇私枉法的问题。

首辅时代的落幕

在党争之中想说句公道话，自身先得行得正。方从哲为李可灼说话，在另一些大臣们看来就是在为郑贵妃一党辩护。而方从哲在情急之下，又使出了第二招，给所有质疑他的大臣们扣上“陷先帝不得寿终”的逆臣帽子。这种论调一出，惹火了更多人，人们纷纷将矛头对准他，从就事论事到揭发黑料，方从哲这两步棋，让他从主持大局的唯一人选，变成了失去立场为徇私护短的小人。

方从哲本就懦弱无能，如今的局面他也控制不住，只能寻求自保上书致仕，借此逃脱舆论核心。明代首辅致仕，有时是真的告老还乡，有时是以退为进，向自己的党羽和皇帝释放信号，让他们挽留自己重获名声与地位，有时甚至是对皇权的要挟。温功义先生在书中剖析了明代首辅制度的机制——即使首辅卸任，由次辅补位后，当旧首辅重回内阁后，他依然能凭借旧规重回首辅之位——这就使得首辅辞职演变成了一种展示实力的手段。

但这次就算方从哲致仕，对他的声讨仍是络绎不绝，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弹劾他的疏文还是持续不断。方从哲面对攻击，一方面上书辩解，另一方面自请削去官阶，并愿远流边疆。他希望以自己的低姿态平息众怒，并促使自己的党羽和门生为他辩解，不过他的党羽虽然为方从哲说话，但辩解都很无力，红丸案一时僵在了这，无人出面主持大局。最后还是由为人老成、不趋附方从哲的阁臣韩爌上疏说明了此事。韩爌作为红丸案发生几天前才入阁的大臣，比较客观中立，他建议将崔文升和李可灼按罪责另行处理，这才压住了众议，让此案了结。

此案虽然还有后续的余波，但就从此案结束时的纷争来看，此时的内阁首辅，早已没有了嘉靖时期那种政府代理人的威严。权力的丧失也让嘉靖时期持续恶化的内阁争夺告一段落，在此后明代的历史中，内阁暂退，以道义为核心的东林党与以魏忠贤为主的阉党，成为明末明朝政治的最大问题，内阁也变成了两党控制朝政的工具。此三案也随着阉党和东林党之间权力的此消彼长，被不断地拿出来反复提起。魏忠贤就曾为了打击东林党，图谋改造人们对三案的记忆，将《明实录》中记载的忠臣面目和案情细节进行了改写，授意党羽修撰了《三朝要典》一书，专门用来给东林党人罗织罪名，牵连无辜。天启崇祯两朝，案件被翻过来又翻回去，直到南明时仍被提起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直到朱家天下彻底灭亡此三案才真的算终结，可以说三案与明代帝室共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