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懒惰怠政，给大明带来了哪些影响？

明神宗万历初即帝位时，是一个比较勤勉、善于纳谏的年轻帝王。在老师张居正的指导下，讲学、亲贤、爱民、节用。他喜爱读书，张居正认为自古帝王虽有神圣的天资，但仍要加强学习，明朝也有为皇帝开经筵日讲的传统，请求为神宗开设经筵日讲，他欣然同意。神宗每逢三六九日上朝，其余时间在文华殿设经筵讲读，有专门的讲读官给皇帝讲经史，只有遇到大寒大暑才会辍经筵，上朝的那天也会免讲读。张居正认为太仓(明朝政府储放银钱物资的仓库)入不敷出，请求神宗量入为出，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神宗虽不情愿，但大多听从他的，裁剪或禁止了一些宫中的用度、服饰、赏赐。然而，在张居正去世后，神宗年纪渐长开始掌握皇权之后，却变得懒惰怠政，他的怠政有哪些表现，这其中的缘由又是什么?

神宗的怠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亲郊庙，不御朝讲，不上朝，不见大臣，奏章留中不发。

不亲郊庙。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非常重视祭祀活动，“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逞，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者儒，分曹究讨。洪武元年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拟祀典。乃历叙沿革之由，酌定郊社宗庙以进”，祭祀宗庙、天地本应由皇帝亲自举行，神宗以身体有恙，派大臣代替他。史书上记载，十九年(1591年)，“享太庙，遣官摄行，自后以为常”，到四十一年(1613年)，“二十余年不躬亲”，神宗在位的半数时间里，都是遣官代他祭祀。二十四年(1596年)，嫡母仁圣陈太后去世，神宗也称病不去。

不御朝讲。十八年(1590年)取消了日讲，之后就再也没有开过经筵日讲。不上朝。从十四年(1586年)开始，神宗多次免除早朝，或许是身体原因，他自称“一时头昏，眼黑，四肢乏力，己谕卿等暂免朝讲数日，以为静养服药，使之产生功效。但近日连服药物，还是身体虚弱，头晕未止”。到四十六年(1618年)，神宗“不视朝己三十载”。

奏章留中不发。对于大臣上奏的奏章，神宗也不批阅，到后期，中枢权力机构运行己经非常困难了，首辅叶向高感慨，“御前之奏犊，其积如山，列署之封章，其沉如海”，“更有朝端事体千古未见者。如，阁臣羁栖于荒庙己及三年，部、卿候命于近郊亦经数月，公车不报之疏积于丘山，言路无职之官多至百十”。

对皇帝的怠政直接牵动了统治政权中其他力量的态度：

万历皇帝懒惰怠政，给大明带来了哪些影响？

一、大理寺等监察机关。大理寺评事锥于仁曾上疏，指出神宗怠政的原因就是“酒”、“色”、“财”、“气”，“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栽生”。嗜酒。一日，在宦官孙海客用教唆下，神宗出宫去喝酒，狂饮不止，醉酒后竟滋事打人。恋色。大婚后，神宗开始沉溺后宫，万历十年(1582年)，一日封九殡，后来最受宠幸的郑贵妃也在这之中，一次，神宗去李太后宫中请安，又临幸了慈宁宫宫女王氏，王氏怀孕，生下皇长子朱常洛。不仅有妃殡在侧，又宠幸了十余个小宦官。贪财。神宗本质上是一个贪财的人。张居正死后，有人告发他贪污受贿，称张府中藏有宝藏，神宗对传闻中的巨额财富很是心动，将张居正和他的几个儿子兄弟都抄家，共查出万两黄金、十多万两白银。皇宫中的奢侈生活花费了大量白银，在全国大量开矿，派宦官到各地当税监矿监，搜刮民脂民膏。尚气。神宗脾气差，喜怒无常，时常无故打骂宫女宦官，有人被打死于杖下。一些直言进谏的大臣，因违背神宗心意而获罪。应当戒色、戒酒、戒财、戒气。看到锥于仁的奏疏后，神宗震怒，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将其罢免。再则确实是有病，嗜酒和好色使得神宗的健康出现问题。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十四岁的神宗开始出现头晕体虚的症状。

二、李太后为代表的辅佐力量。神宗年幼时，李太后、冯保、张居正都对他管教很严格。神宗在经筵上读《论语》时，将“色勃如也”读作“背”，张居正听见后，厉声训斥应读作“勃”，神宗感到十分害怕。神宗结婚前，李太后搬来乾清宫与他同住，监督他读书，稍有懈怠还会罚跪，遇到上朝的日子，李太后在五更天的时候叫他起床。一次神宗在宴会上饮酒，强迫一个内侍唱歌，内侍推脱不会，神宗用剑敲打他，李太后知道后，让神宗罚跪，数落其过错。冯保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神宗小时候爱和宫中内侍玩闹，每次冯保到他宫中，他总会正襟危坐，十分惧怕冯保。神宗性格中的叛逆因素也是他怠政的原因之一。幼年时，有张居正、冯保、李太后的管教，本来就贪玩的神宗还能勉强作出勤学勤政的样子，当张居正去世、冯保被驱、李太后年老，正值盛年的神宗便自由了，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了。再一点就是在“国本之争”中，神宗并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他与支持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大多数大臣的意见不一致，大量的奏章催促他应立即立太子，使得他烦不胜烦，他索性撒手不管了，不上朝也不批阅奏章，把立太子这件大事一直搁置，好像是在和大臣赌气。

神宗长期怠政，对明朝政治统治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时神宗怠于政事，曹署多空”。史书上记载，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吏部尚书孙不扬考察官员后认为“员缺数多”;二十四年(1596年)，“六科中见在止有掌科一人，署印五人”，“十三道中并无一人主印”;三十年(1602年)，“蓟辽总督己缺两月，延绥、陕西、河南、浙江、凤阳等五巡抚官缺事废，又天下两司方面官缺至六十员，未经补足”;三十七年(1609年)，“大僚多缺”，“吏、礼二部既无尚书，也无侍郎”，

“兵部止一尚书，养病不出，户、刑、工三部暨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注籍，通政、大理亦无见官……九卿俱旷”;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去世时，阁臣只有一人，尚书仅吏、户、兵三部不缺，刑、工、礼三部皆由人掌署”。由此可以看出，神宗统治的中后期，从中央到地方、从高级官员到低级官吏，都存在着严重的缺官现象。缺官不补，也是神宗限制大臣权力的一种方式，即使皇帝几十年不上朝、不批阅奏章，权力也要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神宗初即位时就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当时他仅是个十岁的小孩，就己经懂得操纵权力了。明朝中枢权力自上而下的混乱使得明军在对外战争中失败。

这一时期明朝的边疆也时常被侵犯，如东南沿海的倭寇，东北的女真族。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落，建立了后金政权，是明朝的极大威胁。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与后金在萨尔浒决战，明军大败，后又接连失去开原、铁岭，明朝的北方门户岌岌可危。外部威肋、己经开始危及明朝统治的存在。

在这样内忧外患的重重压力下，宦官的势力不断壮大。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缠绵病榻多年的神宗去世了，继承皇位的是太子朱常洛，即光宗，短暂地当了一个多月的皇帝，朱常洛也离世了，他的皇长子朱由校登上了皇位，即熹宗。虽然从神宗去世到熹宗即位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皇位三次更替，其中又发生了红丸案、移宫案，但好在朝中还有杨涟、左光斗等正直大臣，熹宗顺利地坐上皇位，政局也还算稳定。但好景不长，魏忠贤的崛起将晚明政坛将推向黑暗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