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隆庆开关”后，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华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月港只供出海贸易的中国商船停靠，但此时的中国却已经因为解除“海禁”而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来华通商，而小小的月港已然是无法满足庞大的海外贸易市场，但聪明的葡萄牙人又开辟了另一个海外贸易港口——澳门。

其实早在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就已买通了广东地方官员，被允许入居澳门，澳门也迅速兴起成为中外贸易的中心，中国大量的商民和工匠趋之若鹫。

到了万历元年，葡萄牙人更是以每年500两贿银交给广东地方官作为地租，从此，澳门作为广州的外港，成为明朝的一个对外窗口，并接通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和广州——澳门——长崎，这两条航线。随着海外贸易的高度发达，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奠定了结实的基础。

产生于1世纪的基督教曾在唐贞观年间传入中国，即景教，唐后期趋于泯灭，在元代时，又在中国活跃一时，时称也里可温教，元朝灭亡后趋于平静。在“隆庆开关”前，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一直被明朝政府所拒绝的。

一直到“隆庆开关”后，正如上文中提到，万历年间，广东官员被葡萄牙人所收买。明朝政府开始正式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合法居住通商，这才为传教士入华传教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大批传教士的到来，同时也携带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一同到来，葡萄牙耶稣会士伯来笃是第一个被允准在中国登陆的西方传教士，他和公匝勤最早在澳门吸收华人入教。

明代“隆庆开关”后，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华所带来的影响

他们于万历二十二年开办圣保禄学院，对传教士进行培训，让他们学习汉语和中国的风俗习惯，了解中国文化。而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是罗明坚，他在万历初年先以商人身份到广州了解情况，后应两广总督陈瑞的邀请到肇庆定居。

陪同罗明坚到达肇庆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那里创办了中国内地第一所天主教堂——仙花寺。他们在接受中国传统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传播西方近代的地理、天文、历算和医药等科技知识，逐渐为一些中国人所接受。

后来利玛窦两次赴京，将自己携带的西洋器物、书籍献给明神宗，获得明神宗的认可，准许其在北京居住，由官府供应一切生活之需。至此，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打开了局面，西方文化开始大量地传入中国，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与利玛窦同时期活跃于中国内地的耶稣会士很多，比较著名的有庞迪我、熊三拨、艾儒略、邓玉函、金尼阁等。这些传教士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其他地方，都受到各级官员和学者的热烈追捧。

传教士们遵循“知识传教”的方针，以学术思想为媒介，力求扩大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流社会的影响。他们传播到中国的科技成果，几乎包括了当时西方科技领域的方方面面，如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绘学、机械制造学，以及音乐、绘画和文字拼音等。因此对中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其中对中华影响最大的则主要在四个方面：数学、地理、天文和物理。

（一）西方数学带来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数学未曾形成以宗教、哲学的层次思辨自己的方法、结构形式，而是形成了专司具体数学问题的特征。即它的价值取向就是在筹算运演机械重复的条件下尽力构造简明的运演方法，以此准确地解决实践提出的具体问题。

直到万历三十四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古希腊著名学者欧几里得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的前6卷，填补了中国数学界的诸多空白，如在翻译中使用的一套术语：点、线、面、平行、直角、锐角、钝角等，到了今天仍在使用，其影响力深远。

他们还共同翻译了《同文算指》一书，该书根据克拉维斯的《实用算术概论》和程大位的《算法统宗》编译而成，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数学基本理念，为建立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创造了条件。

（二）西方地理学带来的影响

在古代社会，由于古人缺乏对自然科学的认知，因此长期存在“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思想，直到万历十一年，利玛窦等人利用欧洲通行的《万国舆图》，仿制了《山海舆地全图》，后加中文标识，称为《坤舆万国全图》。

这是中国诞生的第一张近代意义的世界地图，此后，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用中文写成著名的地理著作《职方外纪》，对当时世界各国的地理沿革、风情民情进行了介绍。这些地图和地理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明朝各阶层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和知识群体的注意，影响深远。

西方地理学和地理观的传入，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思想变革，中国人从此开始认识世界地理，打破了传统的“中国”与“四夷”的天下秩序的旧观念，接受万国并存的世界意识，开始明白大明王朝这个庞大的帝国其实只不过占据地球的一小部分，进而充分理解到自身缺陷，产生向西方学习的念头。

（三）西方天文学带来的影响

天启三年，汤若望到达北京，他同时携带了西方重要的数理、天算书籍列目，后来他与龙华民、邓玉函及罗雅谷等传教士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等编译西方历书，推步天文，制造仪器，共同编制了《崇祯历书》。

该历书采纳了当时西方天文学最为前沿的天文科学知识，如第谷·布拉赫的宇宙体系理论，托勒密的系统理论，还引用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一些天文数据和资料。

因此《崇祯历书》是我国最早吸收西方先进天文学知识对中国传统历法进行改革的大型学术著作。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知识，形成了对中国已相对落后的传统天文学的冲击，使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从此走上了一条吸收与融合西方天文学为主的新路，对推动中国天文学向近代模式发展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清史稿·畴人列传一》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后世）言历者，莫不奉为俎豆。”

（四）物理学带来的影响

崇祯七年，邓玉函口授、王徽译绘的《远西奇器图说》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近代工程物理学专著，其系统阐述了物理学中力学的重心、比重、杠杆、滑轮、斜面等理论，以及运用这些原理制造的起重、取水、转磨等器材。熊三拨编著的《泰西水法》对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产生很大的影响。

明清之际，西方物理学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还有火器制造之法，在天启至崇祯年间，徐光启、李之藻与在澳门的西方传教士龙华民、毕方济等购买、研究与制造的西洋武器——红衣大炮，其就当时而言，威力十分巨大，曾一度有效地阻止了后金的来犯，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清易代的进程。

通过上方所阐述的内容，可以说，自明朝政府隆庆开放港口和允许葡萄牙人租借澳门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开始日益密切，在这一时期，近代西方主要的自然科学知识大都传到了中国。

就其知识水平而言，基本上能代表当时欧洲知识界的水平。西学的东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地发展。英国著名地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指出：“到明朝末年地1644年，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差别，他们已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可见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