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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战一生的朱高煦,为何起兵仅20天,就被朱瞻基轻而易举给平定了

朱高炽去世后,由其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年号宣德。在明宣宗继位不久,其叔父汉王朱高煦便效仿朱棣靖难之役发起叛乱,企图推翻明宣宗,进而夺取皇帝宝座,但没过多久便被平定,历史上将此事件称为“高煦之乱”。

朱高煦是明成祖朱棣的次子,朱棣继位之后,将其敕封为汉王,封地乐安。在靖难之役和后来的北征战役中皆立有战功,加上朱棣对他的重视,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能继承皇位,但事不遂人愿,皇位最终还是落到了太子朱高炽手中,朱高煦因而心存不满,久而久之便起了谋逆之心。宣德元年八月初一,朱高煦正式在封地乐安起兵谋反。

宣德元年八月二十日,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率领大军抵达乐安,驻扎在乐安城北,随即便派兵将乐安城团团包围,逼迫朱高煦出城投降。神威天降,叛军逐渐失去斗志,城中将士欲将朱高煦绑起来献给明宣宗,以保全自己。朱高煦惊恐万分,随即便秘密派人前去明宣宗行营,表示愿意出城投降。宣德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朱高煦出城认罪投降,这场持续仅二十天的叛乱最终被平定。明宣宗轻而易举,兵不血刃地就平定了朱高煦之乱,保住了自己的江山,并由此将大明朝推向一个兴盛繁荣的时期。

那么问题来了,朱瞻基刚刚继位,按理来说根基尚未稳定,但为何平定“高煦之乱”会如此之神速呢?我们本文就来探析一下朱瞻基这次平叛成功的原因!

我们知道,自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后,便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比如在中央废除丞相制度,设立六部;在地方上废除行省,设立三司;在司法方面则建立都察院、刑部和大理寺三大系统;在军事方面则建立了卫所制度和五军都督府,这些措施都使得明朝的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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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在位二十二年,很好的继承了朱元璋的基业,巩固中央集权,在政治上则调整中央行政机构,设立内阁;在经济上加强农业生产,加大海外贸易;军事上则训练军队,加强边防力量。永乐十九年,朱棣做出了重大之举措,即将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并采取措施加强北京地区的地位:一方面大规模地向北京移民屯田,加强其经济力量;另一方面则征调军队布置在它的周围,从而加强其军事力量。而这些举措,都促使明朝的中央集权更加强大。后来的仁宗朝虽然短暂,但是其统治期间仍延续了永乐时期的强盛。在经过洪武、永乐两朝的经略,明帝国政治已经高度集中,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军事力量强大,已经迈步进入到了强盛时期。所以明宣宗朱瞻基继位之后,其中央政府的实力已经非常之强大了。

再者来说,北京地区有力的地理位置也使得行政中央占据了“地利”之便,就像《明史》中所说的那样:“燕城为元旧都,形势可以制虏,……虽殽函之固莫能及矣。”北京作为前朝立都之地,有着很高的战略地位,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北京之地。前有历代王朝的沉淀,后有明朝初期的打理经营,此时的北京都城已经为明宣宗朝廷的安全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朱棣即位之后,沿袭了建文帝朱允炆的削藩政策,那些在洪武年间被册封出去藩王或是被削掉护卫,或是被贬为庶人,或是被迁出军事要塞,总而言之其力量已经相对于洪武时期来说被大大削弱了。在宣德初期,经过建文帝和明成祖两次大规模的削藩,藩王们已经难以形成威胁到中央集权的势力,其威胁朝廷之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而这便为宣德朝廷创造了一个相对缓和的内部政治局面,同时也为朱瞻基在平定“高煦之乱”的时候,减少了不少的压力和阻力。

更何况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就对朱高煦进行了制裁,此时朱高煦的实力已经相对削弱。朱高煦只拥有少量的护卫,其封地也只限于他的王府城内,其花销也由朝廷按时按量拨付,地方民政又不归他管辖。所以此时的朱高煦,既没有军队保障,也没有财政支撑,更无地方作为根基,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对抗朝廷的实力,故而他的反叛就是典型的不自量力之举。

再者来说,朱高煦的封地乐安本就是一座小城,且他在此地经营的时间仅十年之久,怎么能与朱棣经营三十年之久的北京城相提并论呢?关于乐安之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地不过乐安,煦非有吴楚七国之强也。”此外,在《罪惟录》中也有明确的记载:“洪武时,外防切,故雄燕北平。永乐末年,内防急,遂狭汉乐安”。所以由此来看,乐安之地基础弱,实力小,难成大气候。朱高煦之所以能败得如此之快,究其根本还是双方力量太过悬殊,以乐安一城之力,怎能与京师劲旅相抗衡呢?想要凭借这点力量就发动叛乱,可以说是自不量力。所以最后朱瞻基仅用二十余天就平定了这场叛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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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朱高煦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悍将,这一点在《明史》中就有记载:“汉王高煦,成祖第二子,性凶悍”,“有膂力,善骑射”。早年的时候,朱高煦跟随朱棣起兵靖难,并屡建战功,深受朱棣喜爱。在白沟河之战中,“成祖几为瞿能所及,高煦师精骑数千,直前决战,斩能父子于阵。及成祖东昌之役,张玉战死,成祖只身走,适高煦引师至,击退南军。”

但是,朱高煦仰仗着自己的战功和朱棣的喜爱,变得狂妄自负、目中无人,常常将自己比作唐太宗李世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英武,岂不类秦王世民乎?”后来朱高煦滞留南京时,便开始私募兵士,并纵兵在城中肆意抢掠,时任兵马指挥使徐野驴因惩治不法之徒激怒了朱高煦,于是便将其残忍杀害,众将士也是敢怒不敢言。后来,朱高煦被朱棣囚禁在西华门数日,要不是太子朱高炽求情,恐怕他已经被朱棣给贬为庶人了。但受到打击的朱高煦并没有就此收敛,相反他还越发狂妄,公然违背朱棣的旨意,拒绝就藩。直到永乐十五年,朱棣强令其就藩,朱高煦才肯遵行。朱高煦的不善谋略,任意而行可见一斑。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朱高煦横行无忌,为众人所不齿;违背上意,为明成祖朱棣所厌弃,如此心无城府之人可以说势必难成大事。在《罪惟录》中就有明确记载:

“煦残无谋,不能用人,寡助,徒一往为伸足之计,即汉无能为也。”

总的来说,朱高煦在战场上可能是一个所向披靡的大将,但是在权利斗争中却是一个“拙夫”。后来朱高煦在被禁之时还脚绊朱瞻基,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一日,上过视庶人,庶人犯上,覆之铜缸,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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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煦人心未附、民心不归、内不服亲、外不服众。在其内,有他的儿子朱瞻圻与他作对;在其外,他朝中既无内应,地方上也无援兵,所以在反叛的一开始就使得自己深陷于孤立之中。虽然在永乐初期的时候,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等人都与汉王交好,但这都是因为此时的朱高煦还受到朱棣的喜爱。但即便如此,支持者也只是少数而已。至于朝廷上的重臣,如解缙、杨昌隆、“三杨”等,大部分还都是站在明宣宗这一边,真正拥戴朱高煦的重臣并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朱高煦曾命自己的亲信潜入到京城中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然而张辅不仅没有答应,还将朱高煦派来的亲信抓起来交给了朝廷;此外,朱高煦还曾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共同起事,但结果却受到了山东布政使和按察使的阻止而未能使靳荣发兵。等到朱高煦起兵之后,一些护卫军官甚至是临阵逃离乐安,归到明宣宗军中,倒戈相向。

除此之外,朱高煦所依靠的并非都是正规军,而大多是一些乌合之众,其部下士兵鱼龙混杂,有的是监狱里的囚犯,有的则是无赖子弟和逃亡人员,朱高煦将他们编入军队,许给他们优厚的待遇,训练他们习武打仗。但这样的军队,素质低下,恶习难改,加上军营管教不严,所以他们经常跑出去四处劫掠,骚扰百姓。百姓因常常受到这群盗贼士兵的侵扰,四下逃窜、怨声载道。

朱高煦手下的这些流氓军队和霸道的行为根本不能服众,进而失去民心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这也最终导致支持朱高煦起兵反叛的人少之又少,很多人都心向朝廷,人心向背最终也决定了朱高煦必然失败的下场。

综上所述,明宣宗在这场权力角逐中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他既有强大中央实力作为后盾,又有北京有利的地理位置作为根基,此外还得到了满朝文武大臣以及士兵,百姓的拥戴,再加上本人的才能和对手的无能,最终使得他轻而易举地就平定了这场叛乱,避免了当年靖难悲剧的重演,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当然了,关于明宣宗朱瞻基平定“高煦之乱”,除了上述四个原因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例如朱瞻基本身的才能展现等等,因篇幅有限,我们就暂时说到这里。寥寥数笔,仅供参考!

参考文献:《明史》、《罪惟录》、《明宣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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