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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中兴:宽厚仁和的朱佑樘更新庶政,言路大开

“弘治中兴”指的是明朝在明孝宗朱佑樘治理下,出现了的短暂而辉煌的“治世”。明孝宗是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由于他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现了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明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成化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

明孝宗即位初期,对于大明王朝来说,是一个多难之年,黄河发大水,陕西闹地震,外加遇到国丧,件件都是麻烦事。明孝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套明智的政治措施:凡是明宪宗亲信的佞幸之臣,一律斥逐。于是,吏部尚书万安、礼部侍郎李孜省、僧人继晓等,或杀或贬,或逐出京师;获罪较轻的贬官放逐,流放边地。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同时,更定律制,复议盐法,革废一应弊政。致使一时政治清明,朝野称颂。

明孝宗在内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开封一处的黄河决口,明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五万人修治。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明孝宗命令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由于明孝宗励精图治,使明朝再度中兴盛世,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是明代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之一。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弘治中兴”。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兴之令主”。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明宪宗驾崩。太子朱祐樘于九月壬寅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弘治”,是为明孝宗,又称弘治皇帝。

事实上,明宪宗留给儿子的朝政局面并不乐观。首先,是财政亏空,为了镇压成化年间声势浩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大藤峡地区瑶族和壮族起义,财政支出日益增加,国库储蓄减少。在内乱的同时,且有外忧。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鞑靼部首领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骚扰延绥、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鞑靼各部则去而复来,迄无宁岁。

还有就是行政效率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是混日子。最后,是自然灾害多,四川、河南、陕西等地相继闹灾,各类问题成堆。

对于这些情况,明孝宗在宫中为太子时,应该是已经有所了解的。

明孝宗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先着手人事安排,后改革政策。他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成化时期,许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李孜省以方术、房中术进献皇帝,得到宠幸。然后,与太监梁芳一起,狼狈为奸,祸乱朝政,打击忠臣,扶植朋党。明孝宗即位之后,立即逮捕了两人,使文武百官皆感高兴。

接着,明孝宗开始整顿吏制,将成化朝通过贿赂,溜须拍马发迹的官员一律撤换,改革首先从内阁开始,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万安遇事除了喊“万岁”,没有半点主张,明孝宗罢免他不久,和他一起混日子的尹直,也黯然离职回乡,只留下了刘吉。明孝宗看得出来,刘吉除了混事,也会干事,接替内阁首辅的刘吉,在弘治年间一反常态,不但时常建言国事,更是对工作极其负责,特别是西北的哈密战事,正是在他的统筹下,得以圆满解决的。

弘治中兴:宽厚仁和的朱佑樘更新庶政,言路大开弘治中兴:宽厚仁和的朱佑樘更新庶政,言路大开

明孝宗还罢免了大批的“传奉官”,在明宪宗时期得宠的诸多僧道门,也都被赶走,少数罪大恶极的,依法惩治。比如,成化年间的和尚继晓,由于仗着明宪宗的宠信,作恶多端,弘治元年被斩首示众。

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使明朝有了中兴的希望。后来,又去掉佞臣李广。

明孝宗对于文臣极其礼敬,特别是对待王恕等老臣以及谢迁、刘健、李东阳几位阁臣,更是体贴备至。

在清洗了诸多混日子的大臣同时,明孝宗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象王恕、怀恩、马文升等,在成化朝由于直言被贬的官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贤臣。为于谦建旌功祠,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宫中都为之一新,时称朝序清宁。

明孝宗登基后,马上召回了王恕,王恕上任后,没有辜负明孝宗的期望,在他的主持下开展了官场考察,考察的标准也极其严格:不但经济有问题的要被追查,就连身体不健康不能胜任工作的,也要一概被罢免。仅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从中央到地方经过吏部考察被罢免的官员,就多达一百多人。和王恕一样,马文升在部队里,也开展了整顿。除了罢免大批不合格的武官外,还清理屯田,整顿地方武备,明军的战斗力,一度焕然振作。

正是在王恕和马文升的强力行动下,基层的一批慵懒官员被清除,诸多的才俊良臣得以提拔。

治水有功的刘大夏,成为明孝宗身边最受倚重之臣。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过度的宠任颇遭诽议,有些大臣不平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也传到皇帝耳中,但是,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刘大夏是正直而传统的官员,他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刘大夏更被认为是“弘治三杰”之一。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像刘大夏一样,更能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端的,恐不多见。明孝宗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了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

当时人称:“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近臣尝造膝,阁老不呼名。’盖实录也。”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明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明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发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明孝宗对个中因非常清楚,也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此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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