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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第一谋士范文程

范文程,字宪斗,号辉岳。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辽东沈阳卫(今沈阳市)人,出身于明朝官宦之家,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后裔。

范文程小时候聪明好学,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在沈阳县学考取了生员(秀才),时年仅18岁。正当他踌躇满志,决心在仕进道路上有所作为的时候,厄运却降临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政权首领努尔哈赤带兵南下,攻克了抚顺等地,大肆掳掠,并将所得人畜分赐给有功官兵,2l岁的范文程也在被掳之列,从而论身为奴。

努尔哈赤对明朝的“书生”非常反感,他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恨不能将这些人斩尽杀绝。努尔哈赤在攻占抚顺等地后,对明朝的“书生”进行了血腥屠杀。在成批的“书生”引颈就戮时,由于范文程相貌堂堂,仪表非凡,与一般的迂腐书生迥然不同。努尔哈赤偶生恻隐之心,便放了他一条生路,将其赐给了镶红旗下为奴。范文程这次死里逃生,为他以后的出人头地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于天命十一年(1626年)即位,改元天聪。皇太极不愧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登基后,对各项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范文程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皇太极即位后的第八天,便让所辖汉民“分屯别居,编为民户,选汉官之清正者统之”,从而使百分之四十的汉民奴隶恢复了民户的地位。不仅如此,皇太极还更新观念,摒弃了努尔哈赤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偏见,多次选拔和荐举汉族与蒙古族官员加以“量才录用”,赢得了不少汉族和蒙古族有识之士的支持,甘愿“实心齐力报答皇恩”。

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设立文馆,要求文馆“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躬之得失”。目的是为了知兴衰、明得失。文馆设立后,急需有用之才供职其中。于是在同年八月,皇太极颁布了一道上谕:“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艺文通明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以下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扰。有考中者,仍以别丁赏之。”

这次考试的生员一共300多名,最后取了200名,范文程有幸名列其中。这样,范文程因祸得福,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终于有了出头之日。

计除袁崇焕

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在整顿好内政后,便大举出兵进攻明朝,范文程也随军出征。自从努尔哈赤在宁远被袁崇焕挫败身死之后,皇太极在宁远、锦州一线与袁崇焕也进行过反复较量,但都以损兵折将而告终。因此,皇太极心中十分苦恼。

范文程感激皇太极的真心相待,便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袁崇焕此人不可小看。宁远一战,此人所显示的军事才能和敢战、敢守、敢拼、敢胜的气魄,在明朝将领中是少有的。更令人担忧的是,此人有一颗清醒的头脑,不因坚守宁远、掠取锦州、大凌河、杏山、连山诸城堡的胜利而自满,也不因晋升为辽东巡抚而陶醉。他能清醒地看到自身目前的弱点,这就是在宁远战斗中损失的兵力需要补充,掠取的锦州、大凌河诸城堡需要巩固,新任辽东巡抚后与辽东各地明军将领的关系需要调整。所以他在加紧战、守的同时,要以‘议和’使我们上当受骗,目的就是要拖延时间来解决以上问题。由此看来,袁崇焕不除,终将成为我军西进叩关的羁绊。”听了范文程的一席话,皇太极便向范文程请教对策。范文程建议:以“议和”对“议和”。对此策略,皇太极心存疑虑。范文程非常坚定地认为:“‘议和’自然不能除掉袁崇焕,但‘议和’产生的流言可以除掉他,‘议和’产生的猜疑可以除掉他,‘议和’破裂后的结局可以除掉他。只要‘议和’的消息传到北京,袁崇焕‘先主守而后战’的方略就说不清楚了……”并进一步分析道:“袁崇焕借‘议和’积蓄力量,汗王(皇太极)借‘议和’调整部署,两者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汗王亲自决定‘议和’,大臣贝勒明其要旨,必全心拥护;而袁崇焕决定‘议和’,纯粹是自己所为,即使征得明朝皇帝的默许,也会为反对者提供口实,招致明朝群臣的猜疑。遭受猜疑的边臣边将能够长期执掌兵权吗?况且,袁崇焕生性刚烈,行事果敢,遵奉的信条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宁远之战前夕,他曾经对抗兵部尚书、辽东经略使高第的军令,拒绝撤兵,因此结怨于明廷擅权的阉党。凡此种种言行,都是招致‘猜疑’的土壤。”范文程的一番话,使皇太极大彻大悟,于是依计而行。

皇太极这次大举入关,曾俘获两个明朝太监。撤退途中,他密令副将高鸿中、鲍承先等坐在离两个太监很近的地方,并故意悄声说道:“今天退兵,其实是汗王设下的计策。前不久,汗王单骑到袁巡抚阵前,跟袁巡抚派的两个人谈了好长时间。袁巡抚跟咱有密约,图明的事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之后,又故意给姓杨的太监逃脱的机会。杨太监逃回北京,立即把他听到的“重大机密”禀报了崇祯帝。当时,朝中一些反对袁崇焕的人早已纷纷诬告袁崇焕引狼入室,是要胁迫朝廷答应他提卅的与后金议和的主张,好与后金订立城下之盟。崇祯皇帝一向多疑,听了杨太监的密奏,便不分青红皂白,召袁崇焕问罪,将其下狱。第二年,袁崇焕被凌迟处死。

范文程略施小计,使明朝杀了袁崇焕,扫清了入关的最大障碍。

收服洪承畴

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宣布废除“女真”称号而定族名为“满洲”。第二年五月,又改“大金”为“大清”,正式建立清朝,当上了皇帝。他称帝后,对政府文武机构进行了扩充,把原来的文馆扩编为内三院,即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各设大学士一人主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官爵晋升为二等甲喇章京(汉语称为参领)。

内秘书院大学士的地位虽然相对较低,但所掌握的都是国家的机密要事。皇帝敕书的草拟、各衙门奏疏的收录、与他国来往书信的撰写等等,都出自内秘书院大学士之手,范文程实际上充当着皇帝秘书长的角色。他虽不在议政大臣之列,却往往参与着政府内外重大方针政策的制订,而且对朝廷要员的任免,他从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皇太极对范文程的倚重,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皇太极每次召见范文程,商议政事的时间都特别长,而且经常是刚被召见回到家中,还来不及吃饭和休息,即马上被再次召入宫中。凡遇军国大事,皇太极总要问范文程是否知道。有时觉得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便问大臣为何不跟范文程商议。若大臣回答说范文程的意见也是如此时,皇太极便批准同意。各种外交文书,均由范文程批复或草拟,起初皇太极还要亲自过目审查,每

一次都感到非常妥帖,后来通常的文书便不再看了。有一次,范文程因病告假,好多事情因一时拿不定主意而无法决断,皇太极便谕令等范文程病愈后再行决断。皇太极对范文程言听计从,成了他离不开的智囊。

满清第一谋士范文程满清第一谋士范文程

皇太极从即位之日起,到清朝崇德六年(1641年)间,历时十五六年之久,虽曾三次率军突入关内,但却总因拿不下山海关与锦州而难以实现他的宏愿。于是,皇太极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自己人关的最大障碍——山海关与锦州一线。崇德四年(1639年),明蓟辽总督换成了因镇压农民起义军有功而成名的洪承畴。崇德六年(1641年),清军开始采取行动,派兵包围了锦州。这年七月,洪承畴率吴三桂等八总兵、13万人马驰援。大军云集宁远之后,便分头向杏山、松山缓缓推进,准备步步为营,稳中求胜。但新上台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却以持久费粮为由,派员临阵监军督战。洪承畴经不住催促,便轻易将粮草留在宁远、杏山和塔山外的笔架岗,仅率6万兵马贸然前行,命其余兵马随后赶上。洪承畴到达松山、杏山一带后,将骑兵驻扎在松山东、南、西三面,将步兵布防在离锦州仅六七里地的孔峰岗,与清军成对垒之势。

皇太极获悉这一情况,便于八月亲率大军从盛京(今沈阳)赶来,驻扎在松山、杏山之间,截断了明军的联系,断绝了洪承畴的归路。随后,又派兵夺了塔山的粮草。洪承畴失去了战机,固守松山半年之久,被部下出卖,清军城破后被俘。皇太极知道洪承畴对自己将来入主中原会有很大的用处,就一面派人款待洪承畴,一面让范文程前去劝降。

范文程来到洪承畴的囚室,洪承畴知道对方的来意,便大骂范文程没有骨气,投身事清,为人走狗,并慷慨激昂,立誓要杀身成仁,绝不投降。范文程并不和他争辩,而是随便与他谈古论今以及生死得失。谈话间,屋梁上偶尔掉下一撮尘土,落在了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赶紧用手将灰尘轻轻拂去。范文程看在眼里,心中已有了打算。他辞别了洪承畴,便去告知皇太极:“洪承畴必不肯死。”皇太极问他为什么,范文程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洪承畴对衣服尚且如此爱惜,更何况自己的生命呢?”皇太极听了,非常高兴,便亲自去看望洪承畴。见洪承畴衣着单薄,当即脱下自己的貂皮裘袍,亲手披在洪承畴身上,并关切地问道:“先生还冷吗?”这一招使洪承畴大为感动,目瞪口呆了半晌,方才叹道:“真不愧是救世之主啊!”说罢伏地便拜,叩头请降。

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还有皇太极利用自己的爱妃用美色诱降的说法。但不管怎么样,范文程能从“拂尘”这一细节中得出洪承畴不想死的结论,真正做到了“见微知著”,不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谋略家。

定计取中原

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二十六日,顺治帝福临登基。

福临被推为新君,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福临继位后,这一斗争仍在进行。在这场斗争中,范文程由原来的镶红旗被拨入了镶黄旗,险遭不测之祸。不久,范文程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摄政王多尔衮的亲弟弟多铎,竟然要抢夺他的妻子。范文程费了一番周折,保住了自己的妻子,但因得罪了多铎,范文程不免忧心忡忡。从此以后,他更加谨慎小心了。

尽管处在这样的环境下,范文程还是以大局为重,竭尽全力为朝廷献计献策。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范文程在上书中分析道:

明国必亡,清将与农民起义军争天下。他强调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矣。”认为此可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成败与否,在此一举。于是向多尔衮提出,此次进取中原,应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纲要性地提卅四条原则:“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这样一来,汉民必然纷纷归顺,“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

四月初九,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率十万大军出发攻明。四月十四日,明平西伯吴三桂突然派人前来求兵。多尔衮听了这一消息,对李白成的农民军有了惧怕心理,就想停止进军,以观动静,但一时又拿不定主意。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多尔衮忽然想到了范文程,就立即派人到盖州,把正在养病的范文程请来商议大计。范文程分析了李白成农民军攻占北京后的所作所为,果断地做出了“李自成必败,清军必胜”的结论,从而坚定了多尔衮继续进军的决心和信心。四月二十二日,两军大战于山海关石河西,李白成果然大败而走,清军获得大胜,并乘势追击。

范文程抱病随征,所到之处,张贴檄文,安民告示,按照自己的主张所做,果然稳定了民心。五月初二日,多尔衮入居北京城的武英殿,实现了多年以来入主中原的宏愿。

清军占领北京后,范文程又协助多尔衮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安抚人心的措施,很快稳定了北京地区的局势。

清军根据范文程制定的政策,顺利南下,势如破竹,顺治二年(1645年)就平定了江南。

清统一全国已成定局,多尔衮志得意满,为所欲为,竟然不顾众人的反对,在全国强制推行了“剃发令”。随着“剃发令”的实施,民族矛盾迅速激化,而这时的清朝统治者又恢复了大肆杀戮的本性,对抗清势力进行了血腥镇压。多尔衮的所作所为与范文程的政治抱负大相径庭,范文程便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进行消极对抗,这就引起了多尔衮的不满。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多尔衮以范文程多年来身体不好,不宜劳累为由,削夺了范文程的权力,不久又因为一件小事而把范文程下司法问罪,后将他释放。

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在内部斗争中再次获胜,一人独揽大权,更加嚣张。他令大学士刚林等人删改《清太祖实录》,并让范文程参与其事。范文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便借故养病,闭门不出。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病亡。第二年初,顺治帝开始亲政。有大臣告发多尔衮的种种罪行,顺治帝一怒之下,将多尔衮及其母、妻的尊号统统削去,并废除庙享,抄没财产,诛戮党羽。曾为他删改《清太祖实录》的刚林等人都被处死。范文程由于有先见之明,终于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

顺治九年(1652年),清廷任命范文程为议政大臣。他复出后,很快就辅佐顺治帝将国家的大政方针迅速扭转到以德治天下的轨道上来。当时,清政府还面临着经济危机的严重困扰,范文程建议实行屯垦政策,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同年十一月,他还建议顺治帝为那些因反对“剃发令”而被多尔衮降罪革职的官员进行了平反,昭雪了一大批冤案。范文程还建议顺治帝对选拔官员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到了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政府把六部尚书的官阶统一定为二品,进一步消除了满、汉官员之间的人为隔阂,实现对满、汉官员的平等待遇。康熙帝继位后,这时的范文程虽然年老体弱,但依然得到了康熙帝的重用。

康熙五年(1666年),范文程这位三朝元老终于寿终正寝,享年70岁。康熙帝亲自做文,派人前去谕祭,并御书“元辅高风”四字作为祠额,以表彰范文程的不朽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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