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张学良为何不杀了蒋介石？因为毛泽东提出三策选了上策

1936年12月12日，清晨5点多钟。

西安临潼华清池的早上，天气清冷。

蒋介石正在“五间厅”3号房熟睡。

作为国民党的一号人物，任何时候，他的安全总是最重要的。

因此，蒋介石的临时行辕布置了三层守卫。

第一层守卫位于外院，守卫由中央宪兵团，以及张学良的卫队构成。

第二层守卫地点位于内院的二道门。

第三层守卫最为重要，位于五间厅，因此这一道守卫全是蒋介石的亲信侍卫。

尽管守卫严密，但是在计划周详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署里，也没有了用处。

在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枪声响起，蒋介石的守卫难以抵抗，老蒋逃到骊山。

不久，蒋介石，以及与他随行的军政要员十余人（包括家属和随从卫士等人），全部被捕。

这些要员，包括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蒋百里等。

总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这次操作，动作确实比较大，搞得中外震惊。

至于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什么这样干？

原因大概就一个，那就是在日寇侵华的民族危亡之关头，蒋介石不积极抗日，却费尽心思来“剿共”。

西安事变，张学良为何不杀了蒋介石？因为毛泽东提出三策选了上策

蒋介石令张学良“剿共”，在1935年9月至11月，张学良率部搞了三次“剿共”之战，但是损兵折将、无一胜利。

在此情况之下，张学良认为继续“剿共”，自己手中的东北军恐会打光。如果部队打没了，就没法抗日为父复仇了。因此，必须另谋出路。

在此背景之下，张学良开始与中共发生接触，并且逐渐对中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尤其在1936年9月，张学良与周恩来第一次会晤后，在抗日问题上，张与中共基本是一致的。

既然认识到抗日才是目前的首要大事，于是，张学良开始对蒋做工作，希望老蒋放弃“剿共”，联共抗日。

但是，无论张学良采取什么措施进行劝谏，但是都无法改变老蒋的“剿共”之心思。

在这样的双方摩擦中，逐渐有了不和的信号。尤其是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信心和信任度都在逐渐减弱，一度打算撤换张学良和杨虎城。

在12月11日晚上的晚宴上，蒋介石还真宣布了撤换的一道“圣旨”，由蒋鼎文担任西北剿匪军前敌的总司令，由卫立煌出任晋陕绥宁边区的总指挥。

这一道“圣旨”就是明白无误地夺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兵权，他们哪能接受？于是，原本谋划的“兵谏”就在翌日黎明毫不犹豫地果断实施了。

蒋介石被扣押，对于当时的各个方面而言，都是头等的大事。

也正因此，接着便出现了一个头等的难题——蒋介石抓倒是好抓，可是却不好处理。

动一下老蒋，是牵动全国大局的大事。

因此，当时就出现了三种态度：

一种是就地杀掉；

一种是扣押软禁；

一种是就地释放。

但是俗话又说了，请神容易送神难。道理搁在老蒋这里也是一样，抓他容易处理起来却极难。

杀吗？恐怕不敢。

长期软禁吗？恐怕也不现实。

就地释放吗？那何必还抓呢？

怎么样，都是不好处理的。

当张学良这边犯难的时候，南京那边已经开始动作了。

老蒋被抓后，南京留任的最大官员是何应钦。

何应钦先是找戴季陶、吴稚晖、熊斌商议对策，接着又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与会人员也是两个态度：

一个态度是立即发兵讨伐西安；

另一个态度是暂不用兵。

但是，最终，主张讨伐西安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何应钦就做出了讨伐西安的军事决定。事后看，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看，这个决定多少有点无脑，此是题外话，暂且不论。

总之，在何应钦的率领下，组织了东、西两路大军向西安进军，另有空袭部队在洛阳集结，协同正面部队轰炸西安。

如果按照何应钦的计划，打算“血洗西安”以救蒋，若真实施到底，这哪里是救蒋，分明是要老蒋的命。

可是，蒋的嫡系将领，都被带到西安，被扣押了。

蒋的老婆宋美龄等亲属一族又不在南京，所以说当时的南京政府，对于蒋介石而言是极其不利的。

直到13日早上，宋美龄带着孔祥熙等人急匆匆回到南京，立即表态：坚决反对何应钦的武力讨伐计划。

于是，南京内部，再次就和平救蒋还是武力讨伐产生分歧。

除了南京政府方面的情况外，蒋介石被抓，国际上也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有两种态度。

以美国、苏联、英国，则是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的。

但是日本，却是支持何应钦武力讨伐西安，以期引发新的内战，然后从中获渔翁之利的。

日本之用心，可谓极其险恶。

至此乱局，以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政治才能，根本是无力处理的。

或者说，张、杨不具备这样的高难的政治智慧。

因此，张学良与中共积极接洽，在抓蒋当日，张、杨就联名电邀中共能够赶紧派人来一起商量大事。所谓大事，不过是事变的后续事宜，其中最核心的大事，自然就是如何处置蒋介石。

毛泽东在12月12日上午8点就收到了张、杨的电报。

13日早上，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研究针对西安事变的方针。

第一是中共的态度是拥护该次事变的。

第二是如何处理蒋介石，当时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个处理意见，也是此事件发生后，中共方面最初的第一反应（后面还有变化）——“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最后中共决定派遣周恩来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处理事变事务。

12月15日，周恩来带领罗瑞卿等一行18人从保安出发，17日晚抵达西安。

但是，就在周恩来离开保安前往西安的两天时间里，事变的处理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就是宋美龄回到南京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宋美龄一心想救蒋，所以全力活动，尤其是坚决反对武力讨伐西安，并且派遣端纳从南京飞往西安先见蒋介石。端纳原来是张学良的顾问，身份特殊，前去以看情况。

第二个是张学良本人的态度，张学良在扣蒋之后，面对乱局，他对蒋的态度也在转变。尤其是，他不但不想对蒋进行加害，反而多次对周恩来表达了他对蒋的态度，那就是——“只要蒋介石答应我们抗日，还继续拥护他做领袖。”

第三个日本继续煽动亲日派，讨伐西安。12月16日，南京的讨伐令下达。

事变突然，所有的情况都是跟着瞬息万变的。

既然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共方面也要根据情况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对策。

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态度也从“审蒋”变为有条件的“释蒋”。

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希望西安事变的处理是和平的解决方式。

为此，在12月16日的时候，毛泽东还专门给阎锡山致电，其中写道：

“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此和平主张，为当时首次提出。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请阎锡山能够——“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

实际上，在当时的乱局之下，毛泽东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是绝对超群绝伦，时人无出其右者。

到19日，中共就西安事变再次召开会议。

毛泽东对被扣蒋介石的处置，他前后一共提出了三种意见。

即上、中、下三策：

下策为“杀”；

中策为“不杀不放”；

上策为是“放”。

最后，毛泽东选择了上策。

为此，在19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两手”办法。

所谓“两手”，即一手争取和帮助西安妥善处理事变；另一手则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

说到底，毛泽东的对策，不仅是要放蒋介石，而且实际上做好了保护蒋介石的军事准备，因为一旦讨伐派“血洗西安”，那么蒋介石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总之，周恩来带着中共的政策、毛泽东的意见，来到了西安，带给了张学良。

周恩来带来的意见，对于张学良而言，极其重要，具有决定局势之变化的重要意义。

因为在乱局中的张学良，正不知该如此往下走。

17日晚周恩来抵西安后，张学良就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彻夜的长谈。周恩来带来的中共的态度，以及毛泽东对蒋的处置意见，让张学良心里感到十分踏实。

原本张不想杀蒋，但是不杀该怎么办？总不能老软禁扣押着吧。

毛泽东提出了放，但是要有条件的放。

这个条件呢，就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这个意见，对于张学良而言，简直是太宝贵了。

因此，张学良对周恩来说道：

“说心里话，我张学良对您和毛先生（指毛泽东）的意见一直是尊重的，‘兵谏’是天大的事，你们中共都主张和平解决，我张学良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但是，西安事变的主导者并非张学良一人，还有杨虎城。

事变发生后，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集团的人，竟也是两种意见。

以张学良为首的，主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放蒋。

可是以杨虎城为首的，其主张却是联共、反蒋和抗日。

也就是说，张学良主张放蒋，但是杨虎城却持保留意见。

杨虎城如此之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杨虎城对蒋在被逼之下做出的抗日态度缺乏信任；

第二个原因是，杨虎城担心放蒋之后，遭到报复。

杨虎城的考虑，有他的道理。

但是，在当时的大局势面前，他的考量，却带着更多私人性质，毕竟还是短、浅了。

可是不管怎么说，放蒋，毕竟也得经杨虎城同意。

但是张学良却无法说服杨虎城，怎么办？他请周恩来帮忙。

18日上午，周恩来亲自来到杨虎城的住所。

两人经过深入交谈，杨虎城被周恩来的意见所折服，见中共能够不计前嫌弃放弃“党恨”（之前蒋介石曾派出大军多次剿共，抓捕、残害共产党员等人士），以民族大义为重，而自己却还纠结于个人小利，惭愧不已，愿意接受中共对蒋的处置意见。

至此，在毛泽东的意见指导和周恩来的周旋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就如何处置蒋介石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西安释放出了和平解决信号后，在以宋美龄为首的南京军政人员的周旋努力下，最终蒋介石得以有条件的释放。

但是，在这其中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为何不主张张学良杀蒋介石？事后才知主席真的很高明。其实有两个重大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关系民族存亡的。

当时，日寇对中国虎视眈眈，侵华之心，已经是路人皆知。

对于日本而言，唯恐中国不乱。中国大地战火越频繁，对于小日本的狼子野心越有利。如今如果蒋介石被张学良杀掉，国民党必然分裂，国民党内部再发生新内战，对于中华的民族存亡，可是非常要命的。

因此，蒋介石不能杀，国民党不能乱，中国不能发生新内战。此一节关系到了民族之存亡，足见毛泽东之阔达之胸怀。

第二个原因是关系中共命运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立即集结了几十个师的兵力向西安进发。而当时刚刚历经万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恰恰都在陕北一带会师。红军刚冲出敌人的封锁，兵困马乏，资源欠缺，正待休养蓄力。如果国民党大军围攻西安，红军也有可能再次陷入敌人的围困，这又是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

因此，在此重要的关键时刻，如何化危机为良机，非常考验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毛泽东主席正是在这样的危机关头，第一个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是第一个提出有条件放蒋之人。

如此解决，于国于党，皆有大益处。

于国，免于陷入日本之圈套，走入分裂和内战，而且重新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于党，则避免了与国民党军的军事冲突，得到了修整的宝贵时间。

历史，就这样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

参考资料：

1：《挽危救亡——西安事变》第264页至265页

2：《毛泽东年谱》

3：《1936：历史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始末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