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两次“胁迫”司马懿为自己效命，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彻底掌控朝政。这同时也意味着，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交锋，分出了胜负。

以臣逆君，乃大不道也，且司马昭又有弑主的恶名。为了消弭这种恶劣影响，司马氏一族在掌权之后，极力渲染曹氏对其的压迫与打压，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苦主”。

在此情形之下，《晋书》所见曹氏对司马氏的打压之举，便有待商榷了。如，司马氏与曹氏的首次对立——曹操两次“胁迫”司马懿为自己效命，到底是不是真的？

曹操两次“胁迫”司马懿为自己效命，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一、漏洞百出的“刺探”事件

关于曹操“胁迫”司马懿为自己效力一事，可参见于《晋书·宣帝纪》所载：“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

按此处说法，曹操首次征辟司马懿时，后者“不欲屈节”，遂称病推拒。曹操听闻此事，则命人“夜往密刺之”，结果司马懿“坚卧不动”，这才躲过一劫。

这个说法，看似合情合理，却在逻辑上漏洞百出，原因有三：

首先，曹操在建安六年（201年）时，也只是刚击败袁绍，尚未平定北方。局势未定之际，曹操仍旧需要汉臣与士族的支持。

因此，他既没有打击“浮华交会”之徒，也依旧对汉献帝尊奉有加。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有什么理由抵制曹氏？

其次，此处记载未免“抬高”了司马懿当时的身价。正如宋人叶适所言：“懿是时齿少名微，岂为异日雄豪之地，而曹操遽惮之至此？史臣及当时佞谀者，意在夸其素美而无辞以述，亦可笑也。”

曹操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尽管司马懿少有才名，但也不至于让曹操非他不可。所以“曹操派人刺探司马懿”的桥段，反倒有些欲盖弥彰、画蛇添足。

另外，曹操与司马懿的初始“矛盾”，未免有些突兀。

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记载：“（北部尉）为尚书右丞司马建公所举。及公为王，召建公到邺，与欢饮。”

司马建公，即司马懿之父司马防。当时，非但是司马防对曹操有举荐之恩；就连司马懿之兄司马朗，也早早（建安初年）来到了曹操麾下为官。

可见司马氏与曹氏之间非但没有摩擦，反而关系密切。既然如此，司马懿又有什么理由拒绝曹操呢？

二、拒辟与应辟的真实目的

司马懿“不欲屈节曹氏“，所以拒绝曹操的征辟。这个理由虽然不足为信，但司马懿拒辟这件事，极有可能是真的。因为“征辟不就”之举，在东汉末年颇为常见。

名士征辟不就，要么是真的淡泊名利，要么就是沽名钓誉。后者中的代表人物，不妨参考袁绍。

据《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记载：“（袁绍）不应辟命。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

深谙“营销学”的袁绍，经常拒绝朝堂的征辟。结果几次下来，袁绍的名气反而越来越大，难怪赵忠会说他有“坐地起价”的嫌疑。

回过头来，再看司马懿拒辟，便不难得出结论：司马懿拒辟，同样有待价而沽的打算。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上计掾”这个官职太小了。

郡里给出的“上计掾”，严格来说，并非是官，而是吏。按汉制，“计吏拜官”，司马懿若以“吏”的身份进入曹操霸府，那他的起点便会远远落后于荀彧、郭嘉等同时代谋臣。

又据《后汉书·杨秉列传》记载：“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复留拜者。”可知“计吏”出身之人，更加难以拜官。对于这种结果，心高志远的司马懿又岂能坦然接受？

话说回来，司马懿此举虽然“老套”，却起到了不俗效果。曹操进位丞相之后，很快便向司马懿发出了第二次“邀请”。

有意思的是，《晋书·宣帝纪》所见曹操对司马懿的第二次征辟，同样是带有威胁性质的：“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

按照之前的结论：曹操二辟司马懿为真，但“胁迫”依旧为假。关于此事，不妨参考另外一条史料。

据《北堂书钞》引《魏略》记载：“晋宣帝好学，曹洪自以麄疏，欲屈自辅帝，帝耻往访，乃托病拄杖。洪恨之，以语太祖，太祖辟帝，乃投杖而应命也。”

按此处记载，曹操非但没有“胁迫”司马懿，反而忽略了后者对曹洪的无礼，并亲自向其抛出了橄榄枝。曹操为何要这么做？

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司马懿对于自身名声的“经营”；另一方面，也要多亏荀彧对他的举荐（见《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

而这，才是司马懿应辟的根本原因。荀彧地位非比寻常，得到他的举荐，便意味着司马懿的身份也能水涨船高。正因如此，司马懿在得势之后，会对荀氏子弟多有照拂（见《三国志·荀彧传》注引《晋阳秋》）。

三、《晋书》所见“小心机”

司马氏为何要不遗余力地渲染曹氏对司马懿的打压？

盖因他们弑主篡逆，得位不正，为世人所诟病。正如开头所言，司马氏一族之所以极力渲染自己的“苦主”形象，自然是打算为自己的篡逆之举开脱。

孟子云：“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按照亚圣的理论，只有曹操对司马懿多有猜忌、打压之举，司马氏一族的“反抗”才显得合情合理。于是，《晋书》中甚至出现了曹操梦见“三马同食一槽”以及他听闻“狼顾相”的离谱记载。

入梦之说，取材于当时流行的迷信谶纬思想，本就荒诞不可信；至于曹操说司马懿有“狼顾相”却不将其除掉，更是违反常理。

以曹操多疑性格，诸如娄圭、荀彧、杨修、崔琰这样的功臣名宿，或亡于隐诛、或下狱受戮，更何况是当时未曾显名的司马懿呢？

言至于此，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晋书》是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那它为何会对司马氏多有回护呢？

对此，仇鹿鸣先生曾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一书中指出：唐人所修《晋书》，大多取材于王隐《晋书》与孙盛《晋阳秋》。

这两部史书，皆成书于东晋，难免要“为尊者讳”。是以，从《晋书》之中依旧能清晰看到司马氏的“小心机”。

四、结论

在《晋书·宣帝纪》篇末，唐人特地附带了一个小故事，读之，颇令人玩味。

“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 ‘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事后却背弃承诺，诛杀曹爽三族；司马昭更是“青出于蓝”，指使亲信杀害魏帝曹髦。谈及此处，晋明帝竟然羞愧难当，掩面长叹。

唐人将此事放于司马懿传记之后，足见司马氏的“掩耳盗铃”之举，终究是自欺欺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