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晚年被五品小官指责，辩论胜利后大病一场：佛法恐怕难以兴盛

唐高宗显庆元年（655）十二月，57岁的三藏法师玄奘一病不起，他当时住在皇宫凝云殿西阁。

此时的大唐江山早已换了主人，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驾崩，太子李治继位当上了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丁志宁等人为首的“旧臣集团”，自然遭到了李治的极力打压。

而另一方面，14岁入宫成为“才人”的武则天，在永徽六年（655）的“废王立武”事件中取得胜利，被高宗李治正式册封为了皇后。武则天的胜利，标志着长孙无忌等人的全面失败，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就此终结。

由此，摆在玄奘面前的是极大的难题，他必须要在错综复杂的势力中做出选择——玄奘站在了李治这一边。

玄奘晚年被五品小官指责，辩论胜利后大病一场：佛法恐怕难以兴盛

然而，李治却并未像玄奘所想象的那样，与太宗李世民一般大力扶植佛教。相反，尚乐奉御吕才这一小小的五品官，成为了李治打压佛教的“马前卒”，在永徽六年（655）对天下僧众之首玄奘横加指责。

玄奘深知这是一个陷阱，一直都不予理睬。然而，玄奘弟子慧立不谙世事，找到了宰相丁志宁评理。事态由此扩大，李治下旨令玄奘与吕才公开辩论，引发了儒佛两家的舆论大战。

玄奘三藏非常轻松就赢得了辩论，但心内却如同明镜一般，他深知自己不是李治的对手。

“佛法恐怕难以兴盛了！”

果然，不久后慈恩寺译场就被李治派人监管，而玄奘也被召进宫中“相伴左右”。入住皇宫凝云殿后的玄奘忧心忡忡，很快就生了一场大病，而摆在眼前的道路却更为艰难。

此事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一代高僧玄奘晚年为何卷入政治斗争？他的最终结果又是怎么？欲知此事，且待庵主为您娓娓道来。

大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十月，中国佛教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著名的长安大慈恩寺建成了。

在这里要澄清的是，虽然当时唐太宗李世民还活着，并且写下了著名的《三藏圣教序》。但是，大慈恩寺并非是李世民主导建造的，而是当时的太子李治。只不过，很多人受《西游记》的影响，认为慈恩寺是李世民敕令建造的。

营慈恩寺，渐冀向功，轮奂将成，僧徒尚阙。伏奉敕旨，度三百僧，别请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临行道。其新建道场，宜名大慈恩寺。别造翻经院，虹梁藻井，丹青云气，琼础铜沓，金环花铺，并加殊丽。令法师移就翻译，仍纲维寺任。

太子李治下达了《建大慈恩寺令》，目的是为了追念自己的生母文德皇后长孙氏，同时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李世民当时已经行将就木，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差，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因此，晚年的太宗愈发笃信佛教，经常召见玄奘为其讲经说法以求福报。

因为《西游记》这部小说的影响实在太大，所以真正的历史事实都被掩盖了。其实，李世民与玄奘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不到5年而已。

《西游记》中的唐僧，被塑造成了唯唯诺诺的书生

玄奘三藏贞观元年（627）长安出发，“冒越宪章，涉遍流沙”，前往天竺取经行程五万余里。他回到长安的时候，已经是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在此之前，玄奘还特意在于阗地区停留了半年左右，让弟子给太宗上表请求原谅。

所以，小说影视中的“御弟”、“通关文牒”、“唐王之命”等等说法，统统都是吴承恩杜撰的。玄奘的确与一位皇帝结为兄弟，但那是高昌国的皇帝，他取经回来的时候，高昌国已经被大唐灭掉了。

而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其实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接受并尊奉的。

玄奘回国之初，李世民并未表现出对佛教过多的尊奉，只是看中玄奘对西域以及天竺诸国的游历经验。

什么意思呢？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没有人去过如此遥远的地方，唐朝人的世界观随着玄奘的到来，被极大地冲击了。直到这个私自出境的和尚回到长安，人们才知道，原来世界如此广阔，在大唐之外还有如此众多的国度。

空口无凭，玄奘三藏是留下了证据的，它就是《大唐西域记》。

回国之后的玄奘，在李世民的请求下，口述（弟子辩机笔录）出《大唐西域记》，它也是小说《西游记》的蓝本。

“御弟哥哥”其实不存在，玄奘是高昌国王的“御弟”，不是李世民的“御弟”

有人或许会问，“如何断定不是玄奘胡编乱造的呢？”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证据可以说非常多。

第一，玄奘的事迹和声明早就在西域诸国流传开来，他还没有回国长安百姓就翘首以盼；

第二，玄奘带回了大量原版梵文佛经，同时还带来了北天竺戒日王的友好书信；

不过，李世民当时厚待玄奘，也仅仅是出于政治考量。他数次要求玄奘还俗做官，但是遭到了拒绝，于是便为其组建了弘福寺译场翻译经文。不久后，李世民要求玄奘将《道德经》翻译成梵文，由王玄策出使天竺时带过去，除了这部经典外，还有马鸣菩萨的《大乘起信论》。

唐太宗在贞观二十二年（648）以后，察觉到自己身体上的变化，才逐渐地信奉佛教。标志性事件就是，他亲自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且刊印后全国发布，太子李治也撰写了《述圣记》。

太宗下诏：京城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共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

在生命中的最后两年里，李世民对玄奘和佛教愈发重视，让太子李治拜他为老师（伴驾玉华宫）。同时，玄奘担任了新落成的大慈恩寺的“上座”，从政治上确认了他“群僧之首”的身份。

贞观二十三年（649）正月，李世民重病不能自理，命令皇太子李治到金掖门“代理国事”。

“朕共法师相逢恨晚，未能广兴佛事。”

同年四月，一生杀戮过重的李世民噩梦连连，他经常想起“玄武门之变”手足相残的事情。人总是怕死的，帝王也不能逃过此劫，身体越来越差的李世民想找一个寄托。于是，他就将玄奘召进宫中“伴驾”，每日听其讲经说法。

五月二十六日，一代文治武功的皇帝李世民，在终南山上的翠微宫含风殿驾崩。他的离去，预示着李唐王朝将迎来重新洗牌的时刻，刚刚得到官方推崇的佛教又面临重大挑战。

“玄奘不是李治的老师吗？怎么还会面临挑战呢？”

王权与神权在华夏一直是不相容的，后者从未对前者产生过压倒性的影响，始终依附在其羽翼下生存。所谓的“老师”、“国师”、“上座”等种种身份，其实都不过是帝王喜好的产物，它们是无根的浮萍。

李治在做皇太子时对玄奘尊崇，是因为李世民尊崇这个和尚，他有极高的政治价值。

“做了皇太子，不就等于做了皇帝吗？”

其实不然，李治只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在做皇太子之前不过是晋王，当时的皇太子是其同母所生的李承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李治都备受冷落，李世民晚年非常宠爱第四子李泰（同样是文德皇后所生）。

皇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争宠，纠集李元昌、侯君集等人密谋逼宫，事情败露后被废。而魏王李泰又沉不住气，恫吓自己的胞弟李治，结果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李治将此事告知李世民，最终太宗下定决心，立他为皇太子。”

因为这件事情不光彩也不符合礼制，所以李世民还特意演了一出戏，在两仪殿带着李治上朝，当着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的面要“拔剑自刎”。长孙无忌出面阻拦，表示晋王李治能够胜任王储之位，于是同年四月七日，太宗下诏正式宣布此事。

所以各位应当知道，李治的皇太子之位，得来并非那么容易。但是，这里面又有玄奘什么事情呢？当然有，李治能够顺利登基，玄奘也是出了很大力气的。

玄奘回国初期，房玄龄、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帮了他很大的忙，这才使其译经弘法的事业得以进展。这些人本身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同时又极为仰慕玄奘的才华，而且与他或多或少有过亲密接触。

比如，玄奘回国时太宗征讨辽东，负责接待他的就是房玄龄。后来其奉诏在弘福寺译经，房玄龄又奉命负责这些僧人的后勤，他与玄奘的接触最早也最多。而长孙无忌看到玄奘译出的《瑜伽师地论》后，极为赞叹他的才识，在皇帝身边数次替其美言。

此外，褚遂良数次为寺庙撰写碑文，他还曾经参与协调长安城中规模宏大的“抄经工作”。

“朝中有人好做事”，这是亘古不变的游戏规则，玄奘能在后来得到太宗重视，与这些重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反过来，得到帝王重视的僧人玄奘，也成为了朝中忠臣谋求自身利益的政治资本。

长孙无忌是李承乾、李泰、李治等人的亲娘舅，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外甥能继承大统。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中，长孙无忌被列在首位，他直接参与策划了“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的心腹大臣。

相比另外两个外甥，李治可谓是隐藏得非常深，连长孙无忌都看走了眼。他之所以鼎力支持李治，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觉得这个外甥“好拿捏”。作为外戚集团与关陇集团的首席代表，长孙无忌必然不希望强悍的君主上台，“好拿捏”的李治就是最佳人选。

要大力推举李治做皇太子，并且确保其地位无虞，长孙无忌自己出面肯定是不行的。这个时候，就轮到“方外人”玄奘上场了。

长孙无忌找到玄奘，希望他能为李治“美言”几句，答应他日后相助其译经弘扬佛法。

好，写到这里庵主恐怕要挨骂了，因为玄奘三藏在佛教上的地位很高，而佛教高僧似乎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这样的高僧，怎么会卷入政治斗争呢？但历史的真相往往非常残酷，它会击碎大众所想象的一切幻境。

各位试想一下，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一位僧人穿行五万余里，途径数十个大大小小的邦国后取经归来，他本身就不可能是普通人。

而且，佛门中的高僧并非大众所想象的模样，只要念念经就可以了。他们要想让佛法在中土流布，势必要在政治、经济、舆论等方方面面努力，否则的话，佛教也不可能在中土赓续两千多年经久不息。

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格局要大一些，眼界要宽一些。

事实上，参与政治的高僧远不止玄奘一人，比如东晋时期的襄阳道安、庐山慧远，都是游走于僧俗两界的绝顶高手。他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使其不断地融合适应中原的土壤，在此处深深地扎根。

玄奘本身不想参与政治，但他没有办法不参与。

“自朱雀至弘福十余里，倾都士女，夹道鳞次......京邑僧众，竞列幢帐，助运庄严。四部喧哗，又倍初至。……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废业，七众归承。当此一期，倾仰之高，终古罕类也。”

从天竺回来的时候，玄奘受到了长安百姓的热烈欢迎，他和李世民都吓坏了。

于是，玄奘躲到驿馆中不出来，直到太宗从辽东回来后召见他。皇帝让他做官，而且许诺地位不比房玄龄低，但玄奘不同意，说自己想去少林寺译经。

李世民一听更吓坏了，说嵩山那个地方远离长安，您这样的人怎么能去那里孤独终老呢？

言外之意就是，你本来就是偷渡出境的和尚，现在名气又这么大。让你去远离朝廷管辖的嵩山，不等于纵虎归山了吗？所以，此后又数次请求他还俗做官，失败后只能将其安置在长安弘福寺译经。

所以说很多事情，是由不得个人的。面对长孙无忌后来的请求，玄奘自然也是答应了，他帮助李治巩固了太子的地位。

第一，太宗晚年时常生病，玄奘就让李治协助自己写经，为皇帝祈福以表忠孝；

第二，李治拜了玄奘为老师，玄奘时常在皇帝面前称赞他“忠厚温良”；

这两条都非常管用，无论对谁都一样。人到了老年，心理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即便是李世民这样的帝王也不例外。他现在对功业不再孜孜以求，对继承人的要求，也无非就是“孝顺、听话、忠厚、老实”，历史上无数例子都是如此。

自然，李治和长孙无忌也“投桃报李”，对玄奘的弘法译经给予了极大帮助。

大慈恩寺是一个例子，后来建造的大雁塔也是一个例子，建寺、造塔、译经都是需要大笔经费的，没有国家的支持根本无法实现。不过好景不长，高宗李治是“扮猪吃老虎”的人，事实证明李世民、长孙无忌等人都看走了眼，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老实。

“日宫开万仞，月殿耸千寻。

花盖飞团影，幡虹曳曲阴。

绮霞遥笼帐，丛珠细网林。

寥廓烟云表，超然物外心。”

大慈恩寺建成之后，李治还写过这样一首诗，可这也仅仅是诗罢了。高宗李治丝毫都不“超然物外”，他是有着宏图壮志的帝王，而且在历史上的评价非常高。

所以，评价历史用“好人”、“坏人”这样的字眼，都是比较荒谬的。真实的历史，就是在矛盾与利益的摩擦中前行，道德评判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

李治做皇太子的时候，长孙无忌帮了他不少忙，从伦理上讲又是他的亲娘舅。按照一般的逻辑，那高宗李治应当对长孙无忌等人感恩戴德才对，可事实截然相反。长孙无忌既是关陇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又是外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同时还是李世民钦点的“托孤大臣”。

这对皇帝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束缚与威胁，是必须要铲除的阻碍。

因而，以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为首的“旧臣集团”，遭到了高宗李治的打击。而原本是方外之人的玄奘，也被归入到“旧臣集团”当中，他悲惨的晚年也就由此开始了。

长孙无忌这个人的确肆无忌惮，在李治登基之初飞扬跋扈，构陷杀害了李世民的第三子李恪（母亲为隋炀帝之女）。一个大臣，杀死了皇室宗亲，而且还是皇帝的兄弟，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

这件事情使得李治下定决心，他要将权力完全掌握在皇室手中，除掉长孙无忌等权臣。在这种背景之下，武则天登了历史舞台，她借助外戚权臣与李唐王室之间的仇隙，成功地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扶持上位的王皇后扳倒。

《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说武则天掐死亲生女儿安定公主后，嫁祸给王皇后博得出位，不过此事一直存在争议。

总而言之，中书舍人李义府瞄准这一时机，向李治上表“废王立武”。许敬宗、崔义玄等重臣也见机行事，纷纷表示支持立武则天为皇后。从这件事情上，就能看出武则天高超的政治手腕，这个女人果真不寻常。

后来元老李勣一锤定音，说：“这是皇帝自己的家事，做臣子的有什么好议论的呢？”由此，王皇后被贬为庶民，父母兄弟全部削去官职流放岭南，武则天被正式册封为新皇后。

宰相褚遂良首先被贬（655年），因为他只是大臣，没有长孙无忌那样的背景。四年后，长孙无忌集团被彻底扳倒，他与丁志宁、韩瑗等人被贬官流放。其中，长孙无忌到黔州后被袁公瑜逼迫自缢身亡，罚没家产后全部亲属流放岭南为奴。

这是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等人的结局，而另一边玄奘的结局也非常不好。

永徽六年（655），尚乐奉御吕才这个小小的五品官，对玄奘新译出的《因明论》、《理门论》大放厥词。玄奘三藏亲眼目睹了朝中风云突变，他所能倚仗的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自顾不暇，此时沉默就是最好的应对办法。

吕才只不过是一枚棋子，高宗李治才是真正的指挥者，玄奘能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于是，他对种种非议都置若罔闻，即便吕才公开发表了很多侮辱性言论。事实上，高宗李治对玄奘和佛教也没什么太大的怨念，只不过他与长孙集团过于亲近，导致皇帝的警惕和疏远罢了。

要说打压，根本就无从说起，此时不过是试探罢了。

如果玄奘不回应，那便一点问题都没有，毕竟他一个僧人无法搅动太大风波。然而，玄奘的弟子慧立看不破这一切，气冲冲地跑去找宰相丁志宁评理，这一下就引起了高宗李治的警觉。

皇帝要敲打敲打你，结果你还不服不忿！

于是，李治当场下旨令吕才与玄奘公开辩论，这就是明摆着要挑动争端。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吕才质疑的是佛经翻译的内容，这涉及到了玄奘根本的原则。他之所以后半生在政治中斡旋，无非就是为了译经弘法，此外别无他求。

如果不辩论，那随便吕才说什么都好。可是一旦要辩论，那肯定不能输，否则就动摇了佛法的根基。而且，这场辩论根本毫无悬念，必然是玄奘胜出。吕才输了，他的任务也完成了，面带微笑地离开。

而京师却被搅得不得安宁，因为吕才代表的是儒家读书人，这件事一下子就引发佛家和儒家的对立。同时，道教本来就对皇帝崇佛不满，现在机会来了，便在旁边大肆煽风点火。好了，高宗李治的目的达到了，他此时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压玄奘。

玄奘辩论胜利后精神不振，很快就生病了，他知道佛法恐怕难以兴盛起来。

果然，高宗李治不久后就下诏，派人监管长安慈恩寺译场，并且进入皇宫中“伴驾”。

表面上说是“伴驾”，实际上就是暂时“软禁”，只允许他带五名弟子进入宫中。在宫中疗养的玄奘已经57岁了，他的心情相当苦闷，这种难以言表的悲戚使其身体日益衰败。

不过，玄奘并未完全绝望，因为高宗李治并未完全打压佛教。两人真正意义上的交恶，还要从一位了不起的女性说去，她就是被立为皇后不久的武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