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清名将史可法，缘何能够得到乾隆帝盛赞

1991年10月12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一行参观了史可法纪念馆。金日成说，保护好这些文物，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很有好处，今天的参观使人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参观结束时，金日成题词：“史可法将军的爱国精神永放光芒”。

作为明末抗清名将，民族英雄，史可法被后世推崇乃至被友邦朝鲜领导人高度赞扬，都能够理解。但作为史可法誓死对抗的大清王朝的皇帝——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一年，念在前明诸臣“各为其主、义烈可嘉”，为“褒阐忠良，风示未来”，汇编集成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对抗清名将史可法进行了高度评价：

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

史可法节秉清刚，心存干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

那么，作为大清王朝的皇帝，乾隆皇帝为何会如此高度评价一个誓死抗清的前明将领呢？

抗清名将史可法，缘何能够得到乾隆帝盛赞

通过对史可法的研究和乾隆朝当时的政治环境分析，个人认为有以下三点原因：

 《复多尔衮书》给乾隆皇帝带来的震撼和折服

清顺治元年，多尔衮指挥清军与李自成的大顺军血战于山海关下，大顺军大败，而后多尔衮挥师入关，定都北京。初入中原地区的大清王朝根基未稳，而多尔衮又是以“代报君父之仇、

灭流寇以安天下”，也就是打着为明朝崇祯皇帝报仇，灭掉农民军政权以安定天下的旗号进军中原的。所以，争取前明遗臣、拉拢汉族统治阶层的支持，成了多尔衮稳固清朝统治的必要手段。面对在扬州城拥立福王朱由菘为帝的史可法，多尔衮决定招抚之。于是，那封著名的《致史可法书》送到了史可法的面前。

《复多尔衮书》抄录本

这封表面劝降，实则威胁、宣战的书信，并没有将势单力薄的史可法吓到。随即，让后世记住史可法清名的《复多尔衮书》，呈送到了多尔衮面前：

“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

“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当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

史可法明白，面对虎视眈眈的大清虎狼之师，以南明小朝廷的实力绝对阻挡不了，但史可法在信中严词拒绝了多尔衮的诱降，表明了自己并非贪生怕死之辈的坚定信念。其对南明政权的忠心耿耿、坚定不移深深震撼了乾隆皇帝。面对如此忠贞的将领，其明知不敌仍然誓死抗争的英勇表现是每一个帝王都最为想要看到的“忠臣”形象。无论是乾隆皇帝还是我们的江主席，又或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面对如此“孤忠”之臣，必得爱之、敬之、重之。

“扬州十日”惨境下，史可法坚贞不屈、忠心不改

如果《复多尔衮书》仅能说明史可法言辞中的忠诚，并不能看出史可法为南明政权誓死抗争的坚定决心，那么面对清廷猛将，豫亲王多铎围困扬州的大军，史可法誓死不降、宁死不屈的表现才真的让人震撼和触动。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多铎率领大军围困扬州城。自京城到扬州，多铎大军一路顺畅，所向披靡，在清朝皇室档案《上谕档》中的奏折中，能够看出多铎大军平定江南地区的顺利程度：

“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等，统兵征剿荡平流寇，底定三秦，黄河以南望风响应，两淮官民诚心归顺，惟扬州逆命未服，旋被攻克，江东将士鸟惊鱼溃，投降者二十三万余。”

可就是一路进攻顺利，几乎没有遇到像样抵抗的多铎大军，在扬州城遇到了让多铎始料未及的疯狂抵抗。

多尔衮在《致史可法书》劝降无果后，虽然史可法顽强抵抗，但“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多尔衮下令多铎，血洗扬州城十日。按照明末清初文学家归庄所著《先兄监纪君行状》记载，当时的扬州城是这样的景象：

“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城中积尸如乱麻。”

按照历史文献记载，“扬州十日”的遇害者人数在80万以上。至死未降的“忠烈之臣”史可法就在这80万人之中。时值夏季，尸体腐烂较快，等到收敛史可法遗体的时候，已经无法辨认。一年后，其义子史德威以袍笏招魂，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天甯门外梅花岭。一代忠臣史可法，“孤忠”至死，乃至无尸辨认，只留衣冠传世，可敬、可叹、可怜！

《上谕档》中记录了一份，“扬州十日”事件过后，兵部给事中王廷谏上奏顺治皇帝，请求褒奖史可法的奏折：

“其抗辞不屈，虽其逆颜强项，有负天高地厚之恩，而原其杀身成仁，实关纲常伦纪之大。”

可见，史可法誓死抗清的做法虽然触怒了多尔衮等满洲统治阶层，但他的忠贞做法是符合封建礼教纲常伦理的，这也为乾隆皇帝褒奖史可法提供了理论和文化依据。乾隆皇帝认为“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乾隆皇帝认为如此忠贞之臣，“舍生取义，各能忠于所事，亦岂可令其湮没不彰！”

所以，对于史可法，乾隆皇帝更看重其舍身取义、各位为主的“孤忠”精神，这对于维护皇朝正统、警示朝臣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乾隆皇帝的政治目的

上面已经说到，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七年，是为了“褒阐忠良，风示未来”才编著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这说明乾隆皇帝并不避讳编著此册的真正目的，那就是借前明忠臣们的“誓死效忠”、“忠贞不二”的“孤忠”精神来“风示未来”，警示众臣，达到稳固皇权统治、宣扬“忠君”精神。

一个人的气节非常重要。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乾隆皇帝这样将中央集权、皇权至上发挥到极致状态的帝王，他们希望自己的臣子也这样“忠君爱国”， “忠臣不二”。其实，乾隆帝刻意褒奖史可法，其意既有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意思，更在于勉励清朝的臣子效忠清廷君主。

史可法衣冠冢前的对联，能完美诠释这个民族英雄的气节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