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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策和周瑜死后,大乔和小乔去哪儿了?

乱世红颜多薄命。在纷纷扰扰的三国时代,除了壮志未酬的英雄人物令人感慨万分,还有命运浮沉的才女佳人让我们唏嘘不已。

三国时期颇为著名的乔氏姐妹花,刚好就处在这样的境遇里。大乔嫁给打下江东六郡的小霸王孙策,小乔嫁给雄姿英发的大都督周瑜,结果,孙策和周瑜都是英年早逝。那么,她们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大乔和小乔的身世如何?

关于大乔和小乔的史料并不多。从二人的名字可以看出,她们和古代大多数女子一样,只有姓氏而没有名字。那么,乔就是她们的姓吗?其实未必。目前看来最合理的记载和推测,指出二乔本姓应当是“桥”,也就是说,她们是东汉末年人物桥蕤(ruí)的女儿。

桥蕤是何许人也?他是袁术的部将,很早就一起四处征战。袁术夺下淮南后,桥蕤被任命为大将。公元194年,孙策带着部下投奔袁术,在攻克庐江之战中大放异彩。桥蕤见识到了孙策的卓越才能,打心眼里佩服他。

如果袁术善于用人、再低调一点,他不至于败得那么惨。但是,当袁术把地盘扩到最大,又得到了孙策奉上的传国玉玺后,整个人就膨胀了。仗着四世三公的家世,袁术于公元197年称帝。这一举动让他立即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原来潜在的盟友都与他作对,孙策也趁机离他而去。此后,袁术派张勋、桥蕤等人进攻徐州的吕布,结果被反杀了一波,桥蕤被吕布俘虏。

桥蕤是袁术的死忠,不久就被吕布放回来。后来,曹操也趁机进攻元气大伤的袁术,桥蕤受命在蕲阳(今安徽省宿州市以南)防守,结果没能扛住,兵败身死,袁术也在逃命的路上病亡。

袁术的残部放弃大本营退往皖城,其中就包含了桥蕤的家眷。此时,孙策正在江东一路攻城掠地,对待老东家袁术的遗产,他可一点都没手软。199年12月,孙策带着同岁的部将周瑜(都生于175年)一起进攻皖城,一战而下之,桥蕤的两个女儿大桥和小桥就此落到孙策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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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策还在袁术手下时,和桥蕤的关系还不错,还尊称他为“桥公”。《江表传》记载,面对国色天香的二桥姐妹,孙策对周瑜开玩笑说:“桥公的两个女儿如此美丽,现在,我们二人做了桥公的女婿,她们应该会很满意。”(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

注意这里的“纳”字,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孙策和周瑜当时已有正妻,二桥是他们的小妾,意同“纳妾”,但二人的正妻目前尚无史料记载;二是“纳”相当于明媒正娶,意同曹丕纳甄姬为皇后,所以二桥就是正妻。根据当时上流阶层人物娶妻的平均年龄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说完了桥蕤,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大乔、小乔的父亲也可能是皖城一带的名门望族——乔公。这个乔公在《三国演义》里颇有喜剧色彩。他帮吴国太敲定了刘备和孙尚香的婚姻。

还有一个“候选人”是东汉太尉乔玄,不过他年龄过大且主要活动轨迹不在江东地区,因此不太可能是二乔的父亲。

不论大乔和小乔的父亲是谁,姐妹二人是实打实的嫁给了两位英雄——东吴政权事实上的开创者、大器早成的孙策;卓尔不群的儒将、风度翩翩的周瑜。如果不出意外,姐妹俩会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丈夫英年早逝,二姐妹的悲情半生

公元200年5月,基本平定江东六郡的孙策,准备趁曹操北上和袁绍对峙的时机,奇袭许都。可惜作战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孙策就在一次外出打猎的途中,被许贡的几个门客偷袭,重伤不愈。临终之前,孙策将江东托付给年仅十八岁的弟弟孙权,并嘱托大乔要孝顺吴夫人(即吴国太),好生照顾和辅助弟弟治理江东。

到这时,大乔便彻底在《三国演义》的故事中隐身了。她仅仅跟着丈夫不到半年,就在人生最美好的年纪守寡。由于孙策地位特殊,即便她能改嫁,江东恐怕也没谁有资格娶她,除非被孙权强行赐婚。于是,她只能作为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女性,带着自己的幼子,在江东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

清人薛福成在《庸盫笔记·卷五》称,大乔在孙策死后,痛哭几个月后郁郁而终,选择殉情。这种野史笔记没有其他史料佐证,充满了文人的浪漫想象。

还有一种更靠谱的说法:大乔听从了孙策的遗愿,同张昭等臣僚一起帮助孙权在江东站稳脚跟,诠释了什么叫“长嫂如母”。但是,孙权在江东的统治稳固后,他开始担忧起大乔及其儿子孙绍会威胁到自己,便找了个机会令他们搬出都城,母子二人在一个偏远的县城默默度过余生。从孙权追尊父亲孙坚为皇帝,却追封孙策为长沙桓王来看,他还真有可能把大乔一家赶到别处。

从200年到210年这段时间,周瑜帮助孙权稳固江东的地盘,击杀刘表部将黄祖,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一把火将曹操大军烧得人仰马翻,成就了不世之功。在此期间,小乔承担起贤内助的角色,是典型的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然而,就在赤壁功成后的两年,周瑜先是在南郡之战身中飞箭,留下创伤。之后在准备征伐益州的途中,于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市)感染重疾,不幸病逝。灵柩运往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时,小乔在葬礼上痛哭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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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乔虽比大乔多过了10年的安宁生活,但是周瑜死后,小乔失去了靠山,处境开始变得艰难了。周瑜留下的二子一女,史书并未明确其母亲是谁。但不管是不是小乔生的,小乔都承担了抚养他们长大的责任。如果周瑜之前有正妻的话,这时候应该也已去世。

小乔最后终老于何地,也是一件历史悬案。现今存在三个“小乔墓”,其一在今安徽庐江县城,和周瑜的墓在一块。其二在湖南岳阳的岳阳楼北侧,以光绪年间《巴陵县志》的记载为凭据。其三是安徽南陵县境文化馆处,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知县高怡梦见小乔告诉他自己墓址在那,于是高怡修建了小乔墓。

我们可以推之,第三个墓可靠性最低,毕竟脑补的信息实在离谱。第二个墓可信度也不太高,周瑜虽然在巴丘去世,但是他的灵柩还是运回庐江安葬了,小乔去世也没必要葬在巴丘。因此第一个墓的可靠度就最高了。根据今庐江小乔墓景点的说法,小乔的余生一直为周瑜守墓,于公元223年去世,享年47岁。

杜牧为何要说“铜雀春深锁二乔”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这首流传千古的《赤壁》不仅是对赤壁之战的怀古,也寄托了一种文学想象。从字面意思看,这句诗说的是,如果当时东南风没有给周郎以方便,那么曹操就要把大乔小乔锁在在北方营造的铜雀台了。

这首诗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首先是曹操和铜雀台的争议。历史上,曹操确实喜好美色,收罗了很多美女到自己府中,甚至曾因为纳了张绣的婶婶,在宛城之战中折了自己的爱子和爱将。而曹操确实在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营造了巨大的台式建筑铜雀台,收罗了很多宝物和女子在其中。《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智激周瑜时称曹操营造了铜雀台,发誓要南下把二乔收入囊中,并且背诵了曹操三子曹植写的《铜雀台赋》,气得周瑜要和曹操决一死战。

那么,历史上的曹操真要将二乔收到铜雀台里吗?这既误解了曹操,又误解了铜雀台。曹操虽爱美女,但并没有想把二乔姐妹从江东夺过来的记载。而曹植所写的《铜雀台赋》的那句“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虾蝾”,从全文语境看,“二桥”应当指的是铜雀台中连接东西建筑的两座桥,而非“二乔姐妹”。更何况,铜雀台在历史上不仅是举办宴会的场所,还是众多大臣和文人吟诗作对、抒发建功立业之雄心壮志的地方,并由此开创了建安文学。铜雀台与其说是曹操的私人乐园,更像是曹魏的官方公园和礼堂。更重要的是,铜雀台建成于公元210年,此时赤壁之战已经结束两年了。

那么,杜牧写下此句的动机是什么?后世文人都曾对杜牧这首诗的意图发表过评论,比如宋代文人许顗在《彦周诗话》中说:“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指责杜牧只看二乔会不会被逮到铜雀台这种小事,而不顾当时江东社稷的存亡。刘永济在《唐人绝句精华》中驳斥道:“大抵诗人每喜以一琐细事来指点大事……写二乔正是写家国大事。且以二乔立意,可以增加诗之情趣。”也就是说,在对抗曹操的问题上,二乔和江东政权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二乔被捉就说明江东政权不保。因此在诗里二乔只是江东命运的一个缩影。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杜牧本人对曹操并无恶意。身处晚唐时期的他,对东汉末年的割据纷争多少是可以共情的。而对最有希望一统天下的曹操,杜牧甚至有些钦慕之情在,比如《早春寄岳州李使君》——

乌林芳草远,赤壁健帆开。往事空遗恨,东流岂不回。

表达的正是对曹操赤壁之败的惋惜,看不到任何“幸灾乐祸”之情。

可能还有人不理解,既然杜牧欣赏曹操,为什么一定要拿二乔说事?这莫非是一种文学炒作?这还要回到杜牧本人的时代背景和性格特质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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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逐渐衰弱,藩镇割据、宦官作乱、恶性党争始终难以平息。盛唐时期的那种自信豪放、仗剑天涯的精气神,也随着国家局势的恶化而渐渐收敛,文学作品总体呈现的风格是淡淡的忧伤,婉约和讽刺型的诗歌越来越多。同时,白居易和元稹等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更追求针砭时弊、借古讽今。如白居易《长恨歌》中,直接跨时代将唐玄宗寻求美女而找到杨贵妃的故事嫁接到汉武帝身上——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柳宗元在《古东门行》中,用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事影射唐宪宗平叛不利——

魏王卧内藏兵符,子西掩袂真无辜。

羌胡毂下一朝起,敌国舟中非所拟。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杜牧的怀古诗也多有借古喻今的味道。

另一方面,唐朝本身风气比较开放,文人在创作过程中没有那么多顾忌,喜欢什么就写、就夸、就抒情,对女性形象的描写颇能体现这一点。如李商隐对喜欢的女道士不吝赞美之情——

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

鄂君怅望舟中夜,绣被焚香独自眠。

杜牧自己也描写过杨贵妃——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还曾避实击虚地夸一位歌妓——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杜牧的一生中遇到过不少美丽的女子,给了他难忘的回忆。多写一点含有女性形象的诗句,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事。

结合杜牧的人生轨迹和价值取向看,他不仅仅是诗人,还是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官员。他生活在晚唐时期,目睹的藩镇攻伐的场面像极了群雄逐鹿的汉末,内心是渴望尽快结束乱世、天下太平,为此也付出了许多努力。

而他写下“铜雀春深锁二乔”,一如其他的诗句一样,是一种文学手法。宋人之所以指责他,也是不认同他把天下大事概括为两个女子的小事。因此,你可以说杜牧夹带私货过嘴瘾,但要说他故意黑曹操带节奏,多少是有点冤枉的。

嫁给东汉末年地位权势最显赫的两人,并没有让二乔享受一生的荣华富贵,反而在郁闷中度过余生,最后生卒年以及在哪去世都没有定论,不由得感叹岁月无常。更可怕的是,这种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女性,已经是当时生活得比较好的了,更多的平凡女子在乱世中遭遇了何等命运,我们难以想象。二乔与孙策周瑜的美好姻缘和趣闻轶事,被无数文学作品演绎和传唱,不仅是文人墨客和吃瓜群众对爱情故事的浪漫想象,某种意义上,也是给这对薄命红颜在平行时空开启了别样人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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