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权臣严嵩为什么被称为“青词宰相”？

明朝权臣严嵩为什么被称为“青词宰相”？

严嵩，明朝权臣，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分宜人，专国政长达20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一。

严嵩幼时聪慧，加上他父亲对他的学业格外关心，严嵩8岁时就能书史成诵。据《严氏族谱》记载，严嵩读私塾时，曾与其老师及叔父对联语有曰：“手抱屋柱团团转，脚踏云梯步步高”；“一湾秀水足陶情，流珠溅玉四顾好山皆入望，削碧攒青”；“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因其出语不凡，被人称为神童。

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严嵩庶吉士结业，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他终于实现了父祖的宿愿，跻身于翰林之列。

严嵩少年得志，一片锦绣前程已经摆在他面前。然而，在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三月和次年夏天，其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严嵩不得不回乡守制，从而中断了官场生涯。按照封建礼制，子孙守制三年即可，而严嵩却在家一呆就是八年。原来，借守制为名，严嵩在家乡的钤山读起书来。正当壮年，严嵩为何放弃大好前程，退隐钤山呢？这是与正德年间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的。

明朝权臣严嵩为什么被称为“青词宰相”？

明武宗朱厚照好逸乐，建豹房，游宣府，终日为所欲为，纵情享乐。武宗的荒政，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机会，使得明朝正德年间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很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

严嵩就是基于此种政治形势才决定退隐的。作为新科翰林，如果他与阉党抗衡，无异于螳臂挡车。如果出仕，则必须投靠阉党，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耻的。严嵩退隐钤山，还与明朝的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他们提拔和引荐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朝廷是北人的天下，南人大多受到排挤和迫害。尤其是阁臣焦芳，对江西人格外排挤。原来，焦芳曾为侍讲九年，后迁学士时，因人品不好，曾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焦芳也做了学士吗？”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严嵩籍系江西，而且位卑权微，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他根本不可能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正因为如此，严嵩才审时度势，托辞称病，隐居起来。

在归隐期间，严嵩广结名流，与李梦阳、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这些人不但学识渊博，而且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名望颇高。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剖经析义，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学声望，也扩大了社会影响。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严嵩还应袁州府太守之请，修《袁州府志》。严嵩经过三年的努力，于正德九年将《袁州府志》纂修完毕。该志颇具独到之处，严嵩因此也声望日隆。

隐居的八年，对严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退隐期间，严嵩能够明哲保身，远离官场争斗。在此期间，严嵩潜心读书，使其文学素养大为增进，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诗文奏对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同时，严嵩通过八年的韬光养晦，也为自己赢得了清誉，此时他已不再仅是个新科进士，而是一位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这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丰厚的资本。

正德后期，刘瑾被诛，焦芳削官，朝廷中当政的杨廷和、费宏等人皆是南人，也多属于正直之士，与严嵩多少也有些交情。于是严嵩把握时机，准备出仕。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三月，严嵩应诏复职，重返仕途。

当时的明世宗在政治上无甚建树，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玄修上，热衷于炼丹制药和祈求长生。在那些看似神秘的仪式中，世宗经常需要撰写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由此就产生了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都首屈一指的“青词宰相”。

所谓青词，就是道教斋醮（jiào）时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因为是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而得名。这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用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出皇帝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虔诚。世宗经常要求臣下进献青词，如果写得好就可以立即加官晋爵，甚至入内阁。当时朝中的很多大臣都因进献青词而得宠。严嵩由于文笔颇佳，因而所作青词非常合乎世宗之心意，因此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正月，世宗举行“尊天重典”，礼部尚书严嵩尽职尽责，作青词颂德，被特加太子太保。当时，与严嵩齐名的还有夏言，他与严嵩“俱以青词得幸”，时人讥讽其二人为“青词宰相”。

夏言曾在世宗朝前期担任过礼部尚书，后来又担任内阁首辅。他在严嵩的政治生涯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曾经是严嵩向上攀爬的阶梯，后来又与严嵩相互倾轧。在经过了长达十余年的相互倾轧之后，夏言最终被严嵩陷害，惨遭弃市（弃市是古代的一种刑法，在闹市处以死刑，并将犯人暴尸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