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康之治：宗周封国制的高光时刻

西周初年发生的三监之乱，是殷人最后的反击，也是周王室嫡系子弟间的权利斗争和重组，最终结果是以周成王为代表、周公旦为主导的王室嫡长子集团取得了最终胜利。

扫平叛乱后，为周王朝长治久安，周成王应三公（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所请，大封诸侯（七十多国）、营建成周（洛邑），成功渡过危局、稳定朝局。

周公摄政期间，"强化宗法、制礼作乐"，将周王室的统治理念和方式规范化、模式化、日常化，进一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地位。

分封、宗法、礼乐，三者结合，为周朝八百年的基业奠定了基础。

成康之治：宗周封国制的高光时刻

宗法制

成王七年，周公还政，周成王亲政，开始正式统治西周王朝，西周即将迎来太平盛世，而这盛世的基石正是"分封制"和"宗法制"。

周王室通过分封把宗亲贵戚分出去建国，以藩屏周；又通过血缘来维系各级"大宗"的地位，两者相辅相成，分封借助宗法得以顺利实施，宗法则通过层层分封得以固定，形成一个开放型的稳定政治格局。

宗法制度可以上溯至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庭公社，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宗族组织系统。商代已有嫡长继承制的雏形，至西周时已趋完备，并与分封制相结合，成为西周一代重要的政治制度。

西周的宗法制以嫡长子继承制和馀子分封制为核心，通过大宗和小宗的区分，层层分封，最后形成"大邦为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的局面，即大国是屏障，大族是栋梁。为政有德国安宁，宗子是城墙之意（出自《诗经·大雅》）。

按照宗法制，西周的继承制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即立嫡夫人所生的长子，如果嫡夫人无嗣，则立身份尊贵的夫人所生的儿子，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为大宗，其他旁系庶子为小宗。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周天子为天下大宗，即是姬姓贵族的最高族长，又是治理天下的共主，而其他诸子则为小宗，分封为诸侯（封国）。在诸侯国内也要按照嫡长子世袭的原则，由嫡长子继承诸侯之位，其余诸子分封为卿大夫（采邑）。

卿大夫的采邑内，继承采邑的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成为士（禄田），为小宗。至士这一层级，嫡长子人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庶民。通过嫡长子继承制，周朝统治阶层从上到下形成了"世卿世禄"的特权制度。

在嫡长子继承制下，只有大宗才有祭祀宗庙的特权，所以宗庙都建在大宗的所在地。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代社会，只要掌握了祭祀大权就等于掌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大宗与小宗的关系是本根与枝叶的关系，即为一种等级从属关系，小宗必须服从大宗，各级小宗也都要受到同级大宗的支配和约束。

周天子是天下大宗，故周天子所居都城镐京被尊称为"宗周"，天子祭祀的宗庙等级也最高，称为太庙。诸侯、卿大夫在各自封地设立祭祀始祖的宗庙，供奉牌位时，始祖放在中间，其他按照父在左为"昭"、子在右为"穆"的次序排列。

与嫡长子世袭制相适应，大宗永不迁祖，而小宗"五世则迁其宗"，即高祖以上的远祖神位要迁入祧庙（远祖庙），不再祭祀，大宗与小宗之间至五世之后就成为疏远的族属。国人以"出五服"表示家族关系的远近，就源自于此。

"周之宗盟，异姓为后"，西周的宗法制同样适用于异姓诸侯。姬姓的贵族通过联姻的方式与异性诸侯联系起来，所以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叔父、伯父，称异姓诸侯为叔舅、伯舅。通过甥舅关系，周天子将异姓诸侯也纳入宗法制的范围中来。

成康时代的诸侯，均由中央直接控制。康王之后，周朝疆域大体固定，分封的机会减少，太子以外各子多留在朝中为卿、大夫，封国之事几乎绝迹。

小宗围绕大宗，卿大夫、士拱卫国君，诸侯藩屏周王，再加上与异姓间的婚姻联系，构成庞大的血缘关系网。这种植根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是西周贵族相互联合的粘合剂，是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纽带，对周代的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稳固作用。

最初宗法制的原则只在周天子和诸侯之间实行，随着分封制的发展波及中小贵族，以至士与庶民之间，在奴隶主贵族内部，形成了"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庶民"的金字塔式的宗法社会。

建礼篇

孔子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思是，夏、商、周的礼仪制度有承袭关系，其主体思想不变，变化只能用"（减）损（增）益"来形容；将来继承周朝的朝代，就算百世以后，也可以预知。

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精准预测到中华文明会源远流长，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源于周代的另一项重大政治文化举措--"礼制"。

礼制不仅指礼仪典式，更指贯穿在这些礼仪典式中得以确定和维护的重要典章制度。"礼"的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后来又发展为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

礼乐源自先民的祭祀活动，礼为祭神的供奉，乐为娱神的歌舞。周公建礼作乐之前，礼乐的主要功用是敬神；之后，礼乐成为维系社会等级制度和张扬至高道德的礼仪规范。

如果说分封和宗法是西周立国的根本，使之建立了广阔的疆域国土；那么礼乐则是巩固典制、规范西周等级社会的利器。可以说，西周以分封建国，以宗法立家，以礼乐化成天下，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基调。

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的事迹，网上大多标注为相传，笔者认为基本可确定为周公所为。其事最早记录于《左传·文公十八年》，（鲁国）季文子云:"先君周公制礼作乐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

《左传》为春秋所著，距西周并不久远，比较可信。近年随着对商末周初的甲骨文和金文及后世文献的考证发现，周人的礼乐制度最初遵循殷礼，因当时"大邦殷"的文化水平确实高于西北边陲的"小邦周"；不过在周公、成王之后，周礼与殷礼的差距变得很大，这应该是周公的功劳。

周公制礼作乐基于"德"的观念。《尚书·召诰》记载，周公总结夏、商灭亡的经验教训时说："我虽然不知道夏、商的统治应该延续多少年？但他们因为不敬阙德故而失去了天命，早早退出了历史舞台。

周公已认识到"天命无常"，天命转移的基点就"德"，是民心所系。天命以人心向背为根据决定王权的兴衰，而民心的向背又取决于统治者的"德"，于是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将殷人的重神事转移到人事中来，故而用礼乐制度来表现和巩固周人之"德"。

西周的具体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干戚乐舞主要记载在"三礼"中，即《周礼》《仪礼》和《礼记》。根据"三礼" 的记载，西周礼仪是一套繁复而严谨的等级制度，如规范日常生活的冠礼、丧礼、聘礼、乡饮酒礼、士相见礼。

规范祭祀的祭礼，饮食宴客的飨礼、燕礼，规范君臣上下制的觐礼、朝礼以及军队的出征礼仪——军礼等。

这些礼仪规范的目的在于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并规定只有西周贵族才能享受礼仪所带来的特权，后世称之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成果篇

周成王姬诵亲政后，在成周洛邑举行了盛大的诸侯集会。这是周成王即位以后第一次会盟诸侯，各方诸侯以其方物进献王室。史载，这场检阅诸侯的盛会规模盛大、规格极高，并向诸侯演示了周朝的"礼制"，包括祭祀、觐见仪式，宫室规制，冠冕服饰等方方面面。

这次大会既展示了周朝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又宣扬、固化了宗法、礼仪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后成王还多次会盟诸侯，其中"岐阳（周原）之搜（狩猎）"最为出名。

成王在位22年，其中亲政15年，他继承文王、武王的功业，对内推行周公"明德慎罚"的主张，务从节俭，以缓和阶级矛盾；对外不断攻伐淮夷，用武力控制东方诸侯地区，取得了很大胜利。

成王勤于政务、政治清明，在他执政期间实行赈济贫困民众、授田于民的政策，并亲耕籍田，为世典范（后世皇帝春季躬耕的礼仪都是承袭于此），西周由此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人民生活相对改善，四方少数族纷纷来贺，整个西周社会一片升平景象。

成王死后，太子姬钊继位，是为康王。召公、毕公等人用心辅佐康王，率领诸侯陪康王赴祖庙，把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诉康王，告诫他要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守住祖先的基业，康王深有感触。

康王在位期间，加强了法制建设和治理整顿军队等治国政策，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对外不断攻伐东南各地的少数民族，掠夺奴隶和土地，分赏给诸侯、大夫，获得一致拥护；康王还效仿成王，举办酆宫（户县）之朝，加强对诸侯的控制。

康王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认为殷之所以亡国，殷人的酗酒是一个重要原因，故戒酒抑奢，告诫诸侯勿骄奢。《古本竹书纪年》还记载："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让之"。意思是晋侯因宫室修筑的过于华美，而遭到康王的责备。当然责备晋侯的原因，很可能是晋侯的宫室逾制了，西周礼法刚刚建立，这种明显违反礼法的行为，一定是周天子严厉打击的对象。

成康之际，西周的国力昌盛，对外战事取得了不少胜利。《大保簋铭》记载成王派大保伐录（叛乱），获胜后周王亲迎大保，并将余地的良田赐予大保；《小盂鼎铭》记载康王伐鬼方，大有斩获，首战即生擒鬼方首领三人，斩杀四千八百多人，俘虏一万三千多人人，以及战车三十辆，牛三百多头及其他物资（原鼎已亡佚，拓片多处未破解或不能辨识）。

成康两代周王共执政近五十年（成王22年，康王25年），周王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社会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史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故称"成康之治"。

成康之治是我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太平盛世，也是八百年周王朝最高光的时刻！这都是西周初年以礼治国、崇尚道德教育、实施惠民政策和严格执行法制的结果。

不过，"成康之治"到康王后期，已经出现种种衰乱迹象，如康王沉湎女色、刑罚不慎，喜好征伐，与南方的淮夷和荆楚频发冲突，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为昭王时期的衰落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