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召分陕”奠定“成康之治”

说起召公，一般人会感到陌生。其实召公生活的时代，是我们十分熟悉的，那是一个被民间故事、传奇小说充分演绎的时代。

召公生活在商周更迭之时，他跟姜太公是同事，跟周武王、周公更是一家子。

光怪陆离的《封神榜》，令姜子牙盛名不衰，也令那个时代引人注目。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没召公啥事。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召公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古史料往往极其简洁，人物事迹语焉不详。相比而言，关于召公的史料相当多，《尚书》、《诗经》、《史记》等，都有相当篇幅记载了召公的事迹、言论。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其中《周官》、《旅獒》、《金滕》、《召诰》、《君奭》、《顾命》诸篇，都与召公密切相关。

“周召分陕”奠定“成康之治”

上海博物馆近年整理的战国楚简（简称上博简）受到研究者广泛关注，其中《诗论》作者，一般认为是孔子。这部《诗论》惜墨如金，共评说了约60首诗，有的诗仅有一两字评语，而关于《甘棠》的评论，却不厌其烦，反复申明其意，20支竹简中，有五支简提到《甘棠》。足见孔子对这首诗、对召公的重视。

从上述史料看，召公在周初地位崇高，在周灭商、周公平叛等重要事件中，功勋卓著。他是个长寿的人，在周朝“第一代领导人”纷纷谢世之后，他的地位愈发重要，促进了周朝的安定强盛，为“成康之治”的出现贡献良多。

“主持”革命成功典礼

召公，也叫邵公、召伯，姓姬名奭（shì），西周初年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燕国第一代国君，召、邵、燕等姓的始祖。

关于召公的家世，历来有两种说法。据三门峡文史研究者姚学谋介绍，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是周的同宗支系，普通的姬姓贵族。而《白虎通义》、《谷梁传》等，则说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哥哥。一般认为他是文王的庶子。

在周文王时期，姬奭已颇有作为。据三门峡文史研究者杨书忠、刘安璋介绍，按照史籍记载，文王曾命他南下巡访江汉诸国，“搞统一战线”。后来八百诸侯会盟津、战牧野，其中不少来自今四川、湖北的小国，说明姬奭的外交活动相当成功。

周武王迁都后，将岐山一带分封给重要大臣，姬奭的采邑叫“召”，因此被称为召公。

武王伐纣时，召公参与其事，功勋卓著。《诗经•大雅•召旻》作于周幽王时，痛惜当时再也没有召公那样的大臣，其中追述召公伐商之功：“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

召公更多的战绩，史籍阙如，不过牧野大战后，在周军进入朝歌城的仪式上，却显现出召公的地位：“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他和周公护持周武王左右进入朝歌。在随后举行的庆功典礼上，“召公奭赞采”，即担任“主持人”。后来，他又奉武王之命，“释箕子之囚”。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召公奭是武王伐商大业的重要助手，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随后，召公受封燕国，但被留在朝中任职，以长子代行燕君之位。

灭商之后仅两年，周武王撒手人寰，留下一个并不稳固的政权。其时，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代行王事，引发严重的信任危机。相传周文王有100个儿子，也就是说武王有90多个兄弟，这些人大多怀疑周公有篡位之心，尤其管叔等“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指成王）。’”

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有两支力量。一支是所谓“三监”，武王灭商后，将商王畿分为三部分，分别由他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统领，监督殷商遗民，防其造反，称为“三监”。“三监”手握重兵，又与纣王之子武庚勾结在一起，形成巨大威胁。另一支则是担任太保的召公，他在朝廷中举足轻重，有相当的号召力。

此时，周公内外交困，初生的周王朝面临巨大危机。

“分陕而治”安天下

三门峡虢国博物馆院内，玻璃钢罩着一个三米多高、大树般粗细的石柱，这就是著名的“周召分陕石”。

“陕”即今三门峡一带，《水经注》说是老陕州城一带（陕陌），《括地志》则说指陕塬(今陕县张汴塬)。“周召分陕”，就是周公、召公以“陕”为分界线，把周王朝的统治区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周公管理陕之东，召公管理陕之西（陕西之名，即渊源于此）。这根石柱，当年就栽在分界之处，是中国最早的界石。据姚学谋介绍，这个石柱原立于张汴塬，后移至陕州北城墙上，再后辗转收藏在了虢国博物馆。石柱上刻有文字，已漫漶不清，据考证是唐朝武则天时期所勒。

“周召分陕石”看起来其貌不扬，但当时却极为重要。成语“分陕之重”，即能让人掂出分量。“周召分陕”，意义极其重大，在武王病逝、成王年幼、周公备受怀疑的情形下，这个举措稳定了人心，为初创的周朝走向安定富强奠定了基础。

处于信任危机中的周公，处境很艰难。“三监”与武庚都别具用心，作乱如箭在弦上，势所必然。而如何赢得召公等朝中大臣的信任和支持，成为决定平叛成败、决定周王朝安危的关键因素。

当其时，周公必须说服召公，让他为自己解除疑虑。《尚书》中的《君奭》，就是周公专门为说服召公写的。如《史记》所说，“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在这篇文章中，周公开诚布公，列举古之贤臣表明心迹，希望召公明察自己，与自己和衷共济，带领周王朝走出危机，成就文王、武王未竟大业。

从现存史料看，周公赢得召公信任并不容易，经过几次反复，召公“乃说（悦）”，相信了周公的忠诚。而“周召分陕”，恰恰发生在这个时期。我没能查到研究者对两者因果关系的论述，但据我个人推测，“分陕”与赢得召公信任，这两者当有必然联系。所谓“听其言，观其行”，仅凭语言的承诺，一般无法让人完全信服，而“周召分陕”，则让周初的权力格局发生微妙的变化，由周公摄政、大权独握，演变成周、召分别掌控周王朝关键区域。

“分陕”之后，召公掌控周王朝王畿之地，着力发展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后方经济，而所有关于周公的猜忌都会大大缓解，“三监”叛乱的借口也不再堂而皇之；周公则掌控今洛阳及东方广大地区，没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投入平叛战争。

由此结果看，“分陕而治”实在是高明的双赢措施。

两位朝廷重臣之间的信任，朝廷上下形成共识，平叛战争取胜成为必然。周公东出征伐，用了两三年时间，打败叛军，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平定了“三监”之乱。随后，周公继续向东用兵，征服与“三监”遥相呼应的淮夷徐、奄、薄姑等方国，将周朝势力拓展到长江流域。东征之役，一举荡平武王伐纣后所有不稳定因素，为周王朝走向安定强盛奠定了基础。

开创“成康之治”

洛阳周王城广场，“周公营造洛邑”巨型雕塑气度恢弘，一般都认为，营造位于今洛阳的王城和成周城，是周公所为。但从《尚书》中周初诸诰看，召公也是营建洛邑的主要策划和实施者之一。他身为太保，“燮理阴阳”是职责所在，先于周公勘察营建洛邑地址，以龟甲卜新邑之吉凶，并测量地形，测定城郭、宗庙、宫室、朝市建筑物的方位，参与了新都的整个营建过程。

天下安定，成王也长大成人，周公随即还政成王。数年后，周公病逝，召公的地位越发重要。又过些年，成王也病逝，临终对太子很不放心，把他托付给召公、毕公、毛公。召公作为托孤重臣之首，责任重大。“自成王崩后讫康王受帝前，命皆出于召公”。此时，他已经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年事已高，却仍勉力处置政事，教导新君。他“其身先见周公以叔父之亲拥辅太子，而流言之变起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诚，则社稷岌岌乎殆哉矣”，吸取教训，处处把握分寸，避免僭越，立康王的典礼上，“特为非常之礼，迎之南门，卫之干戈，奉之册书，被之冕服，而又率诸侯北面而朝之，以与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晓然知所定而无疑”。

对于康王这样的太平君王，召公唯恐其不知创业之艰难，反复申说王业来之不易，告诫康王务在节俭，勿多欲，以笃信治天下。

经历商周之变，召公对兴衰有着切肤感受和深刻的思考。他认为，殷商自有“天命”，但却被周取代，这说明“天命靡（无）常”吗？因此，不能只依赖天命，还“不可不敬德”，要借鉴夏代、殷代得天命而后“坠厥命”的教训。作为天子，虽接受天命，若不恭谨于自己的德行，其国命便不会长。接受天命后，必须敬德保民，“矜细行”而成“大德”，才不会使国家“坠厥命”。召公强调勤勉修德，并作为治国前提的思想，这对后来儒家“修齐治平”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召公“宁劳一身，不劳百姓”，宁愿在甘棠树下搭草棚办公、住宿，并非偶然，而是他执政思想一以贯之的结果。

在召公等人的辅佐下，周康王时期成为周朝的盛世，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天下安宁，刑具四十多年不用。后人把这段时期与成王统治末期合称为“成康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