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摄政王载沣为何被慈禧选中

1908年12月2日上午，北京，紫禁城，太和殿，一场隆重的皇帝登基大典即将举行。

坐在龙椅上的一个三岁模样的娃娃眼前这一群老头子高呼“万岁”，顿时极度害怕，放声哭喊：“我不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在这儿，我要回家!”

一个年轻人急忙上前哄道：“别哭!快完了，快完了!”台下的王公大臣们心头不禁“咯噔”一下，顿感不祥。据说，这是新皇帝王位不稳的凶兆，是大清朝寿终正寝的预言!

不久，便有一句流言在京城内外风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这个哭闹的小孩儿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年轻人则是他的老爸——摄政王载沣。

末代摄政王载沣为何被慈禧选中

临危受命：年轻的载沣如何被慈禧选中?

作为奕譞之子，载沣那股子“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处世风格，最为慈禧老佛爷所欣赏。赴德一行，载沣可谓不辱使命，因此一举成名，不少国外媒体认为“醇亲王诚中国之贤王也”，“比之处深宫之内不知外情之诸王、贝勒等，其相去又何啻天渊哉”!国内民众也因此备受鼓舞，甚至有人写诗“从今一代撑天柱，要仗吾王手自擎”，寄托了对载沣的殷切期望……

载沣家世堪称显赫，老爸是道光皇帝第七子，慈禧昔日的身边红人醇亲王奕譞;二哥更牛，就是光绪皇帝载湉。这样说来，载沣一人身兼“皇孙”、“王子”和“御弟”三重角色，其身份之高贵可见一斑。不过侯门深似海，从来是非多，虽然老爸是亲王，哥哥是皇帝，但他们爷儿俩却过得并不幸福。一个终日谨小慎微，看着慈禧的眼色行事;一个整天哀声叹气，沦为太后掌中的傀儡玩物。正是父亲和哥哥的不幸，促使载沣自小便养成了谨慎谦逊、不露锋芒的个性。

然而，慈禧却偏偏看中了这位低调的小侄子。载沣不满八岁的时候，慈禧就命他承袭醇亲王爵位。之后，载沣的地位更是以火箭般速度蹿升—1900年被授予内廷行走;次年晋升阅兵大臣、随扈大臣;1907年又进一步，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成为国家最高领导班子成员之一;还没过一年的“实习期”，慈禧就又一道懿旨，让他转正为军机大臣。至此，载沣已是大清朝的第四把手，排在他前面的是老迈的慈禧、懦弱的光绪和昏聩的奕劻。而这一年(1908年)，他才25岁。

慈禧为何单单看中载沣?按照载沣弟弟载涛的说法，“是因为她(即慈禧)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所以先叫他做军机大臣，历练历练。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光绪帝虽先死去，她仍然贪立幼君，以免翻她的从前旧案。但她又很明白光绪的皇后(即后来的隆裕太后)亦是庸懦无能、听人摆布之人，决不可能叫她来重演垂帘的故事，所以既决定立载沣之子为嗣皇帝，又叫载沣来摄政”。

载涛的这番分析不无道理，但只点出了一半的真相。论聪明才干，载沣的确不是皇族年轻一辈中最突出的，然而他那种沉稳内敛的个性，让慈禧依稀看到了老醇亲王奕譞的影子。要知道当年慈禧和奕 发动辛酉政变时，正是年仅21岁的奕譞，不动声色地突然出击，将肃顺等八大臣一网打尽，从而保证了慈禧后来长达47年的稳固统治。作为奕譞之子，载沣那股子“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处世风格，最为慈禧老佛爷所欣赏。

赴德一行，不辱使命，一举成名，众望所归

刚被慈禧重用不久，载沣便将个人能力展露无遗，证明自己既不是关系户，更不是软柿子。义和团运动期间，满族士兵在崇文门内枪杀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德国提出蛮横要求，即“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往德谢罪，并于被害处树立铭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虽然洋人的要求过分，但是慈禧迫于无奈，只得命载沣去处理这丢人的差事。

太后有令，载沣自然要硬着头皮赴德谢罪。刚到目的地，不料德国政府又整出新花样，说既然中方是来谢罪的，就应该“德主坐见，醇王行三鞠躬礼”，“参赞入见者均叩首”。这分明是有意侮辱载沣使团。面对德方的蓄意挑衅，载沣一改平日的谦恭作风，态度强硬地告知德国官员：“宁蹈西海而死，不甘向德皇跪拜。”僵持了半个多月，在中外舆论的一致谴责声中，德方不得不做出让步，答应中方“俱行鞠躬礼”。

赴德一行，载沣可谓不辱使命，因此一举成名，不少国外媒体认为“醇亲王诚中国之贤王也”，“比之处深宫之内不知外情之诸王、贝勒等，其相去又何啻天渊哉”!国内民众也因此备受鼓舞，甚至有人写诗“从今一代撑天柱，要仗吾王手自擎”，寄托了对载沣的殷切期望。

看来，这位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并非孬种，慈禧的选择似乎没错。

载沣上位，最为快意之事，恐怕就是将袁世凯开缺，以解袁世凯出卖他哥哥光绪之恨。这仅仅只是家仇而已?未必。之前，载沣将两个弟弟安排为管理海军与陆军的大臣;之后，又成立“皇族内阁”——三种事实的逻辑实在清晰，恢复满人对政治的主导权。

王爷上任三把火，想恢复满人对政治的主导权，却激化了矛盾

载沣的第一把火便是修理恭亲王溥伟。

让年富力强且权力欲极强的溥伟参与朝政，无疑于引狼入室，万一他怀有异心，不但载沣性命难保，恐怕自己的宝贝儿子溥仪也会遭殃。所以溥仪登基后，载沣并没有给溥伟安排任何要职。他先是任命载涛、铁良等人为总司稽查宫廷门禁大臣，加强皇宫保卫工作，以防生变，继而联手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名义，下发诏书：“摄政王代朕主持国政，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宫百官，倘有观望玩违及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即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

短短不及百字的谕旨，已满含杀机。溥伟也只得知趣地退出这场权力角逐。不久，载沣顺水推舟，赐给溥伟一个禁烟大臣的闲差，供他打发时光。

第二把火——向权臣袁世凯开刀。

载沣同袁世凯的矛盾由来已久。当年光绪倡导的戊戌变法，正是由于袁世凯的出卖而横遭夭折。光绪后半生凄惨的瀛台岁月也是“拜袁世凯的告密所赐”。况且，若想树立权威、巩固统治，就必须握有军权，而当时袁世凯统领北洋六镇，天下半数军队听命于他，所以不除掉袁世凯，载沣就不能独揽军政大权，便不是名副其实的摄政王。旧仇新账一起算，袁世凯似乎凶多吉少。

既要夺权报仇，又不能引发政坛地震，多方掣肘，载沣也只能选择折中之举，让袁世凯“下岗待业”。虽然没有彻底铲除这一大毒瘤，但是毕竟让他消停了一段时间，载沣也算是对清末政局作出了一大贡献。

第三把火——处理叔嫂关系。

隆裕的能力不能和慈禧相提并论，却事事效仿慈禧，时不时过问朝政，要求载沣向她定期汇报工作，并煞有介事地指手画脚，给载沣下达“最高指示”。起初载沣碍于情面，尽量敷衍，后来隆裕越管越宽，居然开始私自决定军机大臣的任免。这下子可激怒了载沣，他决定“零容忍”，不再同嫂子周旋，径直搬出慈禧的那道懿旨，告诫隆裕：只有朝廷重大事件，太后才能出面商议，这些具体政务，不必烦劳大驾。虽然没有明说，但隆裕心知肚明，这是载沣劝她安守本分，不要越位。隆裕为人色厉内荏，一见载沣态度强硬起来，也就不再多管闲事了……[详细]

颁布《新订内阁官制》，组建“皇族内阁”

接手这个国家时，大厦将倾，内廷宗室矛盾，朝堂朋党纷争，外部列强凌辱。尤其是已开民智的地方诸侯和地方代表，天天叫嚷“立宪”、“速开国会”，请愿代表有的断指血书，有的要到北京“自焚”，真是闹得天翻地覆。到1911年，已是第三次请愿“开国会”了，有的代表们已经开始直接叫板，发出了这样的口号 “如不速开国会，汉唐元明末造之祸，必将复见于今日”。

5月8日，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裁撤军机处，改设责任内阁，下置外务、民政、度支﹑学、陆军﹑海军、农工商、邮传、法、理藩等10部。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为协理大臣，善耆、载泽、载洵、荫昌、溥伦、寿耆、梁敦彦、唐景崇、盛宣怀等为各部大臣。国务大臣共13名，其中满族占7名，汉族4名，蒙古1名，汉军旗1名，而满族中皇族又占5名。军政大权为皇室贵族掌握，故称“皇族内阁”。

对“皇族内阁”的出台，立宪派的梁启超都愤懑至极，“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它的成立，表明清廷无意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反清革命。

输给了天意，却顺潮流逊位，让爱新觉罗家族全身而退。

一个生不逢时、注定悲剧的末代摄政王

载沣是真心希望改革的，而且表现出非常诚恳的姿态。1909年5月，这位26岁的摄政王，在一次答谢各国使节和日本亲王的皇家宴会上，与各国代表一一握手，极具亲和力。他希望各国支持自己的改革蓝图，献计献策。这种友善而开明的面貌是清代历届统治者中所罕有的。

当然，载沣推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爱新觉罗氏的江山。当时局势鱼烂不已，问题丛生，所以改革宜缓不宜急。他先从整肃吏治、恢复经济、训练新军等方面着手，以期大清国能从沉疴中逐渐好转。不过，诸多举措显然已不能满足国人的胃口。倾向改良的士绅们不断上书请愿，要求速开国会，革命人士则不时发动暗杀、起义，星火已成燎原之势。载沣自然成为紫禁城里最为忙碌的人，一边同立宪派人掰手腕，希望放慢宪政进程，一边又与革命党人赛短跑，扑灭各地起义硝烟。

然而，一切注定都是徒劳，清朝已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这不是一个摄政王所能改变的。

辛亥革命爆发，时局急转直下，袁世凯乘机强势复出，牢牢掌控了军政大权。形势逼人，载沣绝望了。1911年12月6日，他向隆裕太后交还摄政王的印章，请求下岗。

辞呈获准，载沣回到家里，对家人说：“从此就好了，我也可以回家抱孩子了。”看似一句自我安慰的话，背后其实隐含了太多的辛酸与不甘。也许因为年轻，载沣的政治经验欠缺，政治智慧不足，政治眼光有限，但是，过于严酷的现实根本没有给他完全施展才能的机会。他在心里暗暗地埋怨：上天为何如此吝啬，只留给我不到三年的时间!

这就是载沣，一个生不逢时、注定悲剧的末代摄政王。面对命运，他唯有无奈地投子认输。

孙中山周恩来盛赞载沣

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和人民的意愿，客观上有利于革命。到了民国以后，贵族和遗老中有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复辟大清王朝的活动，但载沣却始终没有积极参与。这一点也是难得的。

载沣后来作为一个平民，作为溥仪的父亲，如果他移住长春去依靠他的儿子，在人情上是说得过去的。这同溥仪去当“皇帝”是不同的，同溥杰等人为“满洲国”效力也不一样。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他在日伪的统治下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