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大众偶像李贽

李贽（1527～1602）明代官员、思想家、禅师、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嘉靖三十一年举人，不应会试。历共城知县、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麻城。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自刎死。李贽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等。

明朝高材生李贽的态度，就是对着官场轻蔑地说：我混饭来了。这决定了他做官仅有两个特点：一、傲慢；二、清贫。

明朝的大众偶像李贽

首先来看看李贽怎么个傲慢法。第一，他非但不像范进中举一样，给左邻右舍来点喜剧，反而坚决不再考进士。所以打这以后，举人李贽，只能在八九品小官的基层公务员岗位上接受锻炼，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统统禄俸微薄，公务不多。第二，从当官第一天起，他就耻于官场暗流，更鄙视自己为五斗米而折腰，于是履行完公务就“闭门自若”，摆明了不与同事打交道。第三，他闭门是在钻研学问，一个12岁就敢把矛头指向孔子的人，那种天才般燃烧的自由思想、个人情怀日益成熟，处理公务自然处处与上级唱反调，典型的“刺头”一个。

长期的傲慢让李贽的工资单很难跟上明朝经济发展的形势。混自己的饭虽然够了，但他早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贵族，他把家养得很不妙，未达到温饱水平。甚至在1564年，好不容易靠着祖父病故收了笔“赙仪”钱(赙仪是指长辈去世时，上司和同僚送的银两，是明代官场惯例)，扣除自己奔丧的费用，其余留给妻女买了田地，他满心以为能过上安稳日子了。谁知从泉州回来一看：大旱，颗粒无收，两个女儿饿死了……

不过，傲慢和清贫绝不影响李贽做个好官。51岁时他得到一个正四品实职，云南姚安知府。这实在不是个美差，西部待遇不好，姚安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但这丝毫没妨碍他建功立业。他迅速摸清民情，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对民族纠纷，“无人告发，即可装聋作哑”，从不扩大事态；对民族上层人士，以礼待之，输以至诚。三年任期下来，民族工作抓得有声有色，令云南巡按御史刘维刮目相看，要向朝廷举荐他。

按说，这该是一辈子颠沛流离的李贽官场生涯转折点。哪知道李贽听到消息，拔腿就跑，逃进了滇西鸡足山里。

辞了官的李贽心里非常难过。首先，他没有完成养家糊口的最低奋斗目标；其次，他还为生计丢掉了最高奋斗目标———学术。他还记得多年以前，在北京补了礼部司务的缺，有人嘲笑他说等了几年捞到一个穷得要命的闲职。他自己是这么回答的：“我心目中的穷，同一般人说的穷不一样。我觉得最穷是听不到真理，最快乐是过自己感兴趣的生活。十几年来我奔走南北，只是为了生活，把追求真理的念头遗忘了，如今我到了京师这种地方，能找到博学的人请教，就是快乐。”

言犹在耳，可岁月已蹉跎。你看那女儿坟茔旧，你看那老妻红颜改，你看我这一把老骨头还能做学问吗？

当然能。

李贽想到做到。55岁的他携妻从云南直奔湖北黄安的天台书院，白天讲学论道，夜宿好友耿定理家中，主业是门客，兼职是家庭教师。

不幸的是，他招收女弟子、个性要解放、个人要自由的“异端邪说”，与耿定理的哥哥、刑部左侍郎耿定向的正统观点激烈冲突，双方水火不容。耿家门人也分成了两派，彼此用拳脚来解决真理问题。耿定理一去世，李贽就从耿家搬出来，迁往麻城，投靠另一位知己周思敬，开始了孤寂的学术流浪。

这一回，李贽似乎吸取了教训，不住朋友家，住寺院。第一站，住维摩庵，算是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第二站，住龙湖芝佛院，在周思敬资助下读书参禅。

结果，李贽火了！举国上下，满城尽是李贽“粉丝”。工部尚书刘东星亲自接他去山东写作；历史学家焦竑替他主持新书发布会；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他进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国各大城市轮流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李贽一开坛讲学，管你是哪座寺庙，在什么深山老林，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羞答答的闺门，几乎满城空巷，都跑来听李贽讲课。这下子，李贽成了横扫儒、释、民的学术明星，明朝竟出了个前所未有的大众偶像。

李贽学说，哪来如此魅力？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他流浪各地，对社会中下层生活深有体会；他执政多年，和学术精英有过思想的碰撞。两方面的经历，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自幼的反叛精神和个性思想，在几千年来“三纲五常”的“无我”教条下，喊出了人人皆圣人、可以有自我的心声。就冲着这一点，能不得到饱受压抑的儒学士子、平民百姓的欢迎吗？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76岁高龄的李贽回到了龙湖，打算结束多年流浪的生活，终老在此。此时，老对头耿定向终于发难了。而且，是一个李贽做梦都想不到的罪名：僧尼宣淫。

大臣们声泪俱下地控诉着和尚与尼姑、妓女、淑女的故事，万历皇帝听得很满意，他在逮捕令上作出了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令下诏狱治罪。他的著作不论出版与否，一概查抄烧毁，凡收藏、保留者，严惩不贷！”

逮捕过程非常顺利。当时李贽就在北京通州的好友马经伦家里，他是应邀到此著书讲学的。听到抓他的锦衣卫到了，身体已经很羸弱的李贽竟快步走出来，大声道：“是来逮捕我的吧，快给我抬来门板，让我躺上去。”锦衣卫目瞪口呆，只好按照吩咐，把他抬进了监狱。

对死，李贽无所谓得很：“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来死，反等出祸。”然而，万历皇帝并不打算让他死，思想的传播已经扼杀，桃色新闻又不是什么死罪，皇恩浩荡其实也很容易。于是，李贽既没受什么刑，又可以读书写字，牢狱条件不可谓不好。最终的判决书下来了，李贽一看：送回老家，地方看管。他顿时失望了：一个自由的斗士，怎么能够被看管？

公元1602年农历三月十六日，李贽静坐于北京皇城监狱，一名侍者为他剃头。剃好以后，李贽抢过剃刀，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顿时鲜血淋漓。侍者大急，问年老的犯人：“和尚痛否？”李贽不能出声，以指在侍者手心写：“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李贽写：“七十老翁何所求？”辗转两日，终于断气……

他用一把剃刀追求到了他的自由。

从此，宣告了明末思想界的沉寂，宣告了自由时代的遥遥无期，也宣告了对封建朝廷无声的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