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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为何会在宋徽宗的盛世时代亡国?

宋徽宗时代似乎是一个辉煌的盛世,不过,北宋就在其极盛时期突然亡国了。这是为什么呢?历史上,许多人将靖康之难归咎于王安石变法,这真的妥当吗?在靖康之难中,谁才是第一责任人?

北宋为何会在宋徽宗的盛世时代亡国?北宋为何会在宋徽宗的盛世时代亡国?

王安石变法导致了靖康之难?

游彪认为,王安石变法不是北宋灭亡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王安石却成了靖康之难的替罪羊。这是因为在古代,史学和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史学本来应该是客观的陈述,但是实际上,由于受到政治的影响,史书会一再修改。这就会在史书上出现对某个人的“抹黑”和“洗白”。

宋神宗朝的实录一共修改了五次。宋神宗在去世之后,高太后因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便组织朝廷的史官,重修神宗实录,“抹黑”王安石。紧接着宋钦宗亲政,因他反对高太后,又重修了宋神宗实录,在史书上恢复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光辉形象。

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成了靖康之难的替罪羊呢?游彪认为,宋高宗实际上是靖康之难的“漏网之鱼”,他逃到南边去。他总要找一个替罪羊,“因为他不敢说江山是赵家人弄丢的,只能说是外姓人弄丢的。所以王安石成了替罪羊,承担了北宋灭亡大部分的责任。”游彪说。

但是,游彪认为,王安石“开启了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王安石的税收政策特别像现在的资本主义,王安石变法将税务点承包给了商人,出价高者得之。他还将国家的矿山都以投标的方式承包出去。对于普通人来说,财产越多,收税就越高。

郭建龙则认为,王安石变法后的包税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到元朝,这种包税制被政府大规模使用。郭建龙说,“我把山东省的税收打包卖给你,谁出价高谁拿走。这个人可以用一切武力手段,从山东省榨取税收,交100万就可以榨取300万。这种方式导致元朝的税收一直是不合理的,同时也征收不上来,或者达不到征税的目的。所以,元朝只存在了不到百年与此也有关系,因为它的税收体系太不健康了。”

郭建龙认为,宋神宗所推行的改革,是国家资本主义改革。因为他推行的是政府垄断的资本主义。比如,国家把茶、盐控制在国家手里,然后再把这些东西证券化,创造了盐钞。此外,国家还发行纸币。虽然在税收上,富人交得多,穷人交得少,但是,因为纸币发多了,造成通货膨胀,政府要用铸币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而铸币税在所有人面前是平等的,且铸币税比正常税要好收,这破坏了财产越多交税越多的原则。这对于宋代的经济有着破坏性的影响。

郭建龙说,“即使历史上没有王安石这个人,在宋神宗时代,一定会出来另外一个改革家进行改革,只是他的名字不叫‘王安石’。为什么呢?因为社会到了这个时候了。”

而宋神宗时代的破坏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加强,严重破坏了民间经济。另一方面,在宋神宗时代,党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王安石要变法,必须拉上自己的人,把政治对手压下去。党争慢慢形成了两个派别——改革派和保守派。

在军事上,改革派大部分变成了主战派,保守派大部分变成了主和派。而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更迭,对靖康时期的政策影响非常大。在战争没开打的时候,主战派上台,在吃败仗的时候,皇帝又把主和派换上来。当谈和的时候,皇帝觉得做不到很多屈辱的条件,又把主战派弄上来,这其实也引起了北宋政治上的悲剧。

为何会在宋徽宗时代的盛世亡国?

游彪认为,北方的游牧民族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的一个心病。历朝历代的朝廷都想利用天险来阻隔游牧民族南下。在宋朝立国的时候,恰恰处于唐末五代混乱时期的延续过程中。在五代时,石敬瑭为了争夺皇位,把燕云十六州这一道天然的地理屏障割让给了辽国。这使得宋朝的首都汴京门户洞开,一马平川,宋朝失去了可以阻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屏障。尽管宋朝和辽国签订了和平条约,但是事实上辽国随时可以威胁到汴京的安全。辽国的骑兵差不多用一天半时间就可以杀到汴京,这种威胁始终存在。

宋徽宗也想解决开国以来想解决但未能解决的问题,于是就跟女真人结成了“海上之盟”。这个决策是不是唯一的选择,可以再做研究,但是游彪认为,宋徽宗并没有考虑清楚他的初衷,参加“海上之盟”的人也不是他的心腹,这最终落下了一个不可收拾的残局。

郭建龙赞同游彪的看法。在丢掉燕云十六州之后,宋朝首都的安全成了问题。而且,在最繁荣的宋仁宗时代,一种“盛世情结”也引发了很重要的问题。和平、稳定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社会非常富裕。若这时碰到一个自大的皇帝,这种“盛世情结”就会发酵。宋徽宗认为自己是盛世君王,必须建立自己的功业,所以他会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措施。但是,那时政治上的惰化早已经跟不上他的雄心了。

郭建龙还认为,不光是宋朝,在历史上有许多王朝在极盛时期突然灭亡的例子。如果要避免,就一定要有非常大抱负的君王执政。宋徽宗并没有看到朝廷内部的问题。比如,宋徽宗或许认为朝廷很有钱,但这些钱都是从民间收上来的,其实这反映了税收过度。此外,在守襄阳城的时候,在需要统一指挥权时,指挥官却偏偏拿不到调兵权和后勤供应权,这种权力制约关系错综复杂,没有人能获得完整的指挥权。这种内部问题会对有“盛世臆想症”的皇帝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北宋悲剧的第一责任人是宋徽宗?

解玺璋认为,宋徽宗时代的繁荣,也正是王安石和宋神宗变法的成果。后来出现的问题与王安石的关系不大。解玺璋赞成游彪的判断,王安石的许多政策是资本主义化的。解玺璋说,“它的青苗法,也是带有改革色彩的措施。那时候在欧洲,还没有这种萌芽呢!还有对教育的改革,宋代王安石搞的太学,已经具有大学的规模,有现代大学的萌芽了。”而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也是在宋仁宗时代,朝廷已经出现了经济上的困难。在王安石还没有到中央任职的时候,他在地方工作时已经给宋仁宗上过万言书,要求变法。王安石长期的地方工作经验,使他提出来的变法措施是符合那个时代实际情况的。

解玺璋认为宋徽宗才是北宋灭亡的第一责任人。虽然宋徽宗有许多艺术才华,为中国文化贡献良多,但是他同时也给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解玺璋认为,靖康之难是宋徽宗的责任,而不是王安石的责任。王安石是一个超前的人物,正因为他十分超前,和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形成了一定的矛盾,所以也容易被人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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