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真的亡于王安石变法吗？

宋朝为什么会灭亡？有许多人将账算到了王安石头上，认为是王安石变导致了宋朝灭亡！虽然由于呼唤改革的时代潮流等因素使得王安石声势大涨，他还获得过列宁“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之誉。但是，历史上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却是以负面居多。

宋朝真的亡于王安石变法吗？

首先，早在宋朝推行变法之前，就有许多名人言之凿凿地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国家变乱：如宰相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副宰相唐介说：“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

其次，“靖康之变”发生后，不少人宋人认为是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国家灭亡。杨时说：“今日之祸（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实安石有以启之。”朱熹说：“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奸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罗大经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最后到了近代仍然有很多人认为是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宋朝灭亡，如林语堂说：“自从中国因王安石变法使社会衰乱、朝纲败坏,把中国北方拱手让于金人。”

那么，宋朝真的亡于王安石变法吗？

第一，应不应该变法？

到宋神宗即位之时，宋朝开国百年，积弊日深，官员、军队数量及各项开支激增，财政入不敷出，“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国内危机日益严重的同时，边境还面临辽国和西夏的威胁及勒索。而宋神宗此时刚刚二十岁，年轻气盛，迫切希望缓解危机、富国强兵。年轻的宋神宗深信要改变现状，变法是唯一的办法。他还是太子时，就很喜欢读《韩非子》一类的书，有变法强国的愿望。即位之初，他曾经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对于朝廷面临的危机，许多朝臣都有变革的希望。富弼说：“恐须以渐厘革。”甚至边被视为保守派头子的司马光，以及中间派的代表苏轼等人也主张变革。所以变法，不应该是王安石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关键在于应该怎样变，由谁来领导变法的问题。

第二，王安石的变法措施怎样。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即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在为时十五年的变法实践中，“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强兵措施加强了军事力量，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但是，“变法”也弊端百出，如导致国家经济制度的破坏：政府直接入市“敛财”的行为，破坏了游戏规则。政府本来应该是经济活动中的“裁判员”，直到规范、监督市场行为的责任，可是按照王安石变法措施，政府直接进入市场“与民争利”，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虽然短期促进了国家财政收入，却扰乱了市场行为，破坏了市场规则，紊乱了监督制衡体系，加重了人民负担，导致腐败丛生。（针对这种现象，苏辙曾提出批评：“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特别是王安石急于事功，将财政收入列入官员考核的主要标准，这更是加重了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及对民间的盘剥。所以虽然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理财”上并未出现王安石所预料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情况，由于理财过程中官吏个人意愿及目的、地区差异、腐败、制度缺陷等等因素的影响，总体上民户深受其害，加深了对变法的反感，也动摇了皇帝的变法信心。

其实如果在今天，王安石的青苗法等赚钱之道可以委托给专门的国有企业来推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实施减少弊端。可是当时商品经济还未发展到如此程度，直接由政府官员不顾吃相，入市赚钱，自然是弊端丛生了。对此，历史学家黄仁宇评价说：王安石……所谓“新法”，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当然，任何变法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出现了失误及时改正也就是了。所以，变法能否成功的一大关键就涉及到用人问题，而王安石最受人诟病的地方就在于——重用奸邪，缺少人望！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如韩琦（前宰相）、富弼（前宰相），司马光（史学家），文彦博（前宰相），（枢密使），范纯仁（范仲淹子），甚至苏轼兄弟，他们怎么不约而同地都反对王安石变法？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的曹后、高后怎么也加入到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众所公认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谓；而变法之后，蔡确、章惇、吕惠卿、蔡京、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奸臣。可这些北宋奸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靠王安石举荐起家。这就是王安石变法最受人诟病之处的地方之一。如果用人不当，即使是好经也能被“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所以变法的失败也就可想而知了。

同样是变法，范仲淹就获得了众多名臣的支持，王安石却为什么落得众叛亲离？这与王安石执拗的性格（人送绰号“拗相公”）以及变法中采取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变法态度有关。欧阳修对变法不满，王安石批评他“修擅附流”，导致欧阳修未到退休年龄就告老还乡；韩琦对变法有意见，王安石骂他“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吕公著对变法提点意见，王安石把他比作“四凶”，罢官了事；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反对变法，王安石也就对他大力打压。一时间，“欧阳修归隐临泉、韩琦告老还乡、司马光罢官著书、范镇辞职不仕......”，王安石把能得罪的名臣得罪了个遍。为了变法，王安石可谓六亲不认，蛮够拼的，著名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深刻代表了王安石此时的变法决心！

但王安石这种变法态度导致的结果就是小人纷纷上位。只要表示坚决拥护新法，盲目推行新法的，不管品行如何，都成了王安石重用的对象。邓绾说：“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许多政治投机家，纷纷利用这一捷径来飞黄腾达。到最后，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变法的最终结果就是吸干了地方一切的财政资源，专给士大夫和皇室享用，其带来的恶果比西汉的桑弘羊更甚。虽说这些人使王安石蒙受了不白之冤，但王安石在用人上确实难辞其疚！

所以，王安石并不是适合变法的领导人选。对于王安石性格上的褊狭偏激，不少人都有认识。宋仁宗批评他不近人情（“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宰相晏殊在王安石刚踏入政坛时善意地提醒他“能容于物，物议容之”。崔鶠说：“（王安石）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苏东坡曾建议曾公亮劝宋神宗不要任王安石这种性格的人为相，然而曾公亮认为皇上与王安石是同一性格的人，无法改变这种任命（“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苏东坡也曾有针对性地劝告宋神宗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些话曾使宋神宗有所触动，但他苏东坡却随即被王安石手下支开。（“上竦然听受,曰: 卿三言,朕当详思之。 介甫之党皆不悦,命摄开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

对此，蔡东藩评价说：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目安石为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试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为所惑乎？当时除吴奎、张方平、苏洵外，如李师中者，尝谓其必乱天下。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

宋朝亡国，直接亡于宋徽宗父子与其带领下的蔡京、高俅等人的瞎折腾。老百姓讥笑他们说：“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 蔡京 ，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金军一来，城门闭，赶快求言;金军一去，城门开，便再也听不进逆耳忠言。）尤其可笑的是，在金兵攻城之际，宋钦宗相信江湖神棍郭京之言，开城门令“六丁神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出战，导致敌人杀入，真是可惜了周世宗千辛万苦营建的这座号称固若金汤的开封城。

但究其原因，宋徽宗这个荒唐的皇帝为何能上位。宋神宗的皇后向氏（已故宰相向敏中曾孙女）坚持立性格轻佻的赵佶为帝难辞其咎。那么，不是说什么宋朝号称“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大臣为何不争？章惇争了，他说：“端王轻佻，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但是，不仅无力阻止太后，反而被曾布指责为：“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章惇与曾布都是王安石提拔的变法派人士（变法派人士在哲宗即位后重新上位），章惇虽然被列入奸臣传，但他提的意见却是正确的，可惜变法派内部人士内讧，无力形成统一意见，意让宋徽宗上位。但是，即使大臣团结，就能阻止皇权吗？未必！（封建时代，即使政治开明民主，也很难阻止君主的一意孤行，如唐高宗及宋仁宗的废后之举等）但是，大量逢君之恶的臣子出现，确实加快了宋朝走向灭亡。

对此，王安石是开启的政治作风是难辞其咎的！这是因为他在变法中实行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作风，极大地加强了政治权力向宰相及皇帝集中，大臣所拥有的对抗君权的权力及作风江河日下，积累下去终于一发而不可收。宋朝终于在昏君佞臣的带领下加速沦亡。朱光庭说：“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余英时说：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

所以王安石对北宋灭亡所负的政治责任就在于对政治制衡制度的破坏！这是由王安石和宋神宗这一对性格同样急躁的君臣共同完成的。神宗之前，台谏和宰相互相制约。宰相稍微有一点点过错马上就被弹劾，因此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宰相一旦受到弹劾，立刻就要在家呆着等待圣旨，不能继续办公。这样宰相根本没有犯大错的机会。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因为台谏的阻力太大，于是开始选用宰相的人当台谏。这样宰相不再有制约（历史上没有台谏的时候用太监、外戚、藩王制约宰相，宋代都没有），就形成了权臣。权臣为所欲为，就是奸臣。因此宰相对台谏的控制才是宋朝衰亡的根源。神宗之前少奸臣，神宗之后多奸臣的这个局面，与宰相控制台谏，破坏了以往有效的政治制度有密切关系。南宋时候之所以权臣奸相依然层出不穷，比北宋更多、更有权力了，原因也在于此。（苏辙：“及先帝嗣位，执政大臣变易祖宗法度，惟有吕诲、范镇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台谏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纷然逐去，由是风俗大败。”）

举例来说，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来是一种很好的法，可不下指标，青苗法就推不动；一下指标，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指标就不顾一切。最后的结局就会造成腐败。我们可以假设，如果那个时候能够做到王安石上台，司马光监督；司马光上台，王安石监督，那他们推行改革时不大刀阔斧，而是小心谨慎，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王安石的个人品质及文章非常好，（曾巩说：“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黄庭坚：“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陆九渊：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

但是他褊狭执拗的性格及一意孤行的政治态度确实不适合做宰相：王安石的变法，在政治上，权力向中央高度集中，破坏了宋朝的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为奸臣及昏君的主政铺平了道路，为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在经济上，政府直接入市赚钱，破坏了宋朝自由发展的经济制度，为官员的贪腐、吏治的败坏、人民的困苦及市场的弊端造成了影响，为变法的反对者提供了口舌。（如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宋神宗死后，司马光赴京坩奔丧，士民纷纷拦马高呼：“留相天子，救我百姓”！）

具体来说，政治上，用人不当，使得许多趋炎附势的奸佞小人成为变法的中坚力量，而这些人只不过是打着变法的幌子为自己谋求利益；变法本身存在极大弊端，被贪官污吏利用，成为其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这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经济上，具有极大纰漏的新法加重了广大劳苦人民的负担，使老百姓深受其害，失去民心。（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人才上，在新法扰民害民的情况下，普通知识分子对王安石的新法产生敌视，目睹了改革的失败，北宋的精英分子开始反对变法，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加激烈；在变法期间，北宋王朝遭到了两次极为严重的自然灾难；（这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的两次罢相并严重动摇了改革派对变法的信心）。

当然，变法所集中的权力如果一直在明君贤臣之手，即便如宋神宗及王安石的手里也无所谓，但是一旦落到昏君佞臣之手就危险了。制度的设计不仅要考虑到好的情况，还要考虑到万一发生的不幸的情况。而后来宋朝果然出了宋徽宗及蔡京这样的昏君佞臣，而朝廷又失去了制衡他们的力量，北宋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王安石变法如果不发生，宋朝逐渐死亡；王安石变法发生后，宋朝加速死亡。王安石变法采取的手段只能当作救急药来吃，用于战时经济则可（“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用于长期制度则非。

所以，说宋朝真的亡于王安石变法，这不免有些夸大，但王安石确实对宋朝灭亡负有一定责任，比如用人不当及党争日盛等对国家制衡体系的破坏等。外敌环伺之际，强行变法，撕裂社会，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司马光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毛主席说：“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这些评价可谓公允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