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如何评价王安石的？

1908 年，梁启超的著作人物传记《王荆公》问世。该书讨论了“荆公之政术”“荆公之学术”，详述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与得失。此书被认为是20世纪评述王安石变法最具影响力且影响最为持久的力作。

梁启超是如何评价王安石的？

梁启超对王安石的评价具有几个特点：

第一，方法论上有突破。

历史上对于王安石的评价，特别是那些否定、批评的结论，从二程到朱熹，从元朝史臣到王夫之等，其理论基石主要是传统儒家思想，并最终落入儒法之辨、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的窠臼。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之一，将王安石变法与欧美政治制度、政治思想进行横向比较，运用近代经济学、政治学原理对变法进行深入考察，是《王荆公》与此前所有相关论著的不同之处。

第二，盛赞王安石的品德与事功。

梁启超对王安石的歌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超出此前历代人士的评价。他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称其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把青苗法、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

梁启超还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而流俗之人诋毁王安石、污蔑王安石，和小鸟嘲笑大鹏、蚍蜉摇动大树没有什么两样。梁启超写这本书，并不是为过去的历史翻一场公案，而是要让后人知道和记住这位历史伟人。

在《王荆公》叙论中，梁启超写道：“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

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梁启超认为，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位大政治家之一，管仲、子产、商君、诸葛亮等，规模都不及荆公之宏远；他推行的新政，虽不能俱谓之成，但绝不能俱谓之败。

他主张依法治国，重视经济手段，兴教育，倡修武，这类思想有放之古今中外而皆准的意义。王安石为盖世英杰，却一直蒙天下之诟，可见国人素来苟且，不恤国事，遂使千年如长夜。要尽早结束这漫漫长夜，就应当弘扬王安石的改革创新精神。

第三，极力为王安石辩诬。

保守派攻击王安石变法最多的一个理由是：新法扰民，与民争利，老百姓不满意。梁启超在《王荆公》之“新政之成绩”中反驳道：“使荆公之法而果为病民，则民当呻吟枕藉救死不赡之时，势必将铤而走险，荆公虽有绝大之专制力，安能禁之？

乃宋自真仁以来，虽号称太平，而潢池窃发，犹累岁不绝，其椎埋剽掠于乡邑者，更所在而有。夫其前此固已募强悍之民，纳之于兵矣，而国内之不能保其安宁秩序也，犹且若此

独至熙宁元丰二十年间，举一切而更革之，而又以行保甲之故，不禁民挟弓弩，苟政府之设施，而果大拂民情也，则一夫攘臂，万众响应，其于酿成大乱易易也，乃不特不闻有此而已。”

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间未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但局部农民起义、兵变频繁。据统计，从太宗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到熙宁变法的七十七年间，平均八年一次，仁宗庆历八年间更是平均两年一次。

但神宗统治的十八年间，以及从熙宁变法到方腊起义的四十年间，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农民起义和兵变。

针对蔡京误国，而蔡京为王安石所荐的观点，梁启超反驳说，真正给本朝带来祸乱的是蔡京，能够令蔡京跻身显要位置的，不是王安石，而是司马光。

司马光要废除募役法，恢复差役法，官员同僚都认为困难，蔡京五天就搞定，司马光欣赏他的才干，委以重任。因此，把重用蔡京的罪责强加给王安石没有道理。

针对王安石用人不当问题，《王荆公》专门论述了王安石的用人与交往，通过对三十九人的考察，梁启超得出的结论是：“即以此四十人论之，其贤才泰半，不肖者仅十之二三，其所谓不肖者，其罪状盖犹未论定也。”

李华瑞先生在《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中指出：“这是第一次全面论述王安石政治集团的功与过，迄今仍未有人继续更系统地做这项工作，尤其是为变法派的核心人物——被元史臣列入《宋史·奸臣传》的吕惠卿、章悖、曾布的昭雪是把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引向深入的一种表现。”

《王荆公》中还做了一些很细微的考证工作。比如，书中说据《宋史》记载，崔公度专以谄媚王安石为务，一次王安石如厕，他尾随王安石之后，手里拿着他的衣带，王安石回顾，疑惑不解，

崔公度却笑着说：相公，您的衣带有点污垢，我已用袍袖擦干净了，见者无不耻笑，而他自己却不以为耻。梁启超评论道：噫！不知道蹲在厕中时怎么会有人在一旁；说见到的人都笑，怎么在厕中会有这么多的人？

这真是不近情理的最污秽最卑鄙的话了，而将这写入正史，是什么用心呢？重要的是凡被王安石稍敬重的人，务必要诋毁他，把他说得不像人才罢休。

第四，指出了王安石变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梁启超指出，王安石认识到经济不振的原因在于兼并，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解决兼并问题。他就此介绍了近数十年盛行于欧美的“社会主义”的概念，说王安石在数百年前的中国就试图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今天的欧美仍不能实现，“荆公之所弊，惟在于是”。

社会主义是当时欧美最流行的主义之一，并传至中国，深刻影响到中国社会。梁启超把王安石变法与社会主义类比，显然是受到这一时代风潮的影响。

但梁启超是一位坚定的立宪主义者，他从立宪主义、改良主义出发，对社会主义持反对立场。1905 年10 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对君主立宪痛加驳斥。

梁启超则以《新民丛报》为阵地，与之论战。事实上，双方对于社会主义均存在曲解，论争的实质不是要不要社会主义，而是要改良还是要革命。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改良。

而《民报》主要撰稿人朱执信在翻译西方著作时，曾把“社会主义”译为“民生主义”，意在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曾以“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自居，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病，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作为其民生主义思想的核心，但孙中山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与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有根本不同。

梁启超批评市易法，反对政府经营金融、商业，反映出其反对社会主义的一贯立场，他称王安石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并非是因为赞同社会主义，只是用以说明王安石思想的超前性。

具体到各项新法，梁启超认为，唯有市易法有问题，“荆公诸法之不可行者，莫此若也。”原因有两点：首先，青苗与市易二法都与现代银行所营业务相近，青苗法带有农业银行的性质，市易法带有商业银行的性质，而“银行之为物，其性质宜于民办而不宜于官办。”

其次，市易法的本意在于抑制兼并，但结果是，国家代替巨商大贾成为唯一的兼并者，没有谁能与它抗衡，老百姓受害后，更难以恢复。

梁启超写作《王荆公》，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深层的个人动机。就时代背景而论，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

晚清是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外来思想纵横激荡，变革思潮风起云涌，王安石追求富国强兵的理想，与时代思潮高度契合。尽管距离王安石的时代虽已过去八百余年，但变法派领袖、启蒙思想家、文豪的身份，决定了梁启超对王安石的高度认同。

就个人动机而言，《王荆公》有强烈地投射现实的意味，为王安石翻案，其实是戊戌变法张目。1895 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完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提出变法主张。

光绪帝意欲洗雪甲午之耻，于1898 年6 月11 日颁布诏书，宣布变法。随后颁布一百多条新政上谕，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光绪帝专门召见康有为，授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官职，给予其专折奏事权。

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大范围实施变法，以及光绪帝对康有为的信用等，与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似曾相识。9 月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废除新法，这与高太后“以母改子”，实行元祐更化何其相似？

梁启超撰写《王荆公》的前后，改良主义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也多次论及王安石变法。在《原强》中，严复说：“王介甫之变法，如青苗，如保马，如雇役，皆非其法之不良、其意之不美也，而昧者见其蔽而訾其法，故其心不服，因而党论纷淆，至于亡国而后已。

而后世遂鳃鳃然，举以变法为戒，其亦不达于理矣。”“往者，王介甫之变法也，法非不良，意非不美也，而其效浸淫至于亡宋……在其时之风俗人心与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

在《原富》按语中，严复认为：“千古相臣，知财计为国之大命，而有意于理财养民者，荆公一人而已。其法虽病，然事难助寡使然。而其用意，固为千古之大虑，不容后人轻易排击也。”

在《法意》按语中，严复说：“王荆公变法，欲士大夫读律，此与理财，皆为知治之要者，蜀党群起攻之，皆似是实非之谈，至今千年，犹蒙其害。”

1908年8月，严复在由上海至天津的旅途中，批阅《王荆公诗》，写下了一段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语，系统谈及以下观点：

一是认为王安石变法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以余观之，吾国史书之中，其最宜为学者所深思审问，必得其实而求其所以然者，殆无如熙宁变法之一事”。认为良法美意没有达到预期成效，王安石本人一直被后世诟病，令人费解。

二是肯定王安石的人品。认为其“经术志愿文章节行”，即便是那些反对他的人都予以称赞。

三是肯定新法为良法。王安石施行的新法是“千古之大虑，不容后人轻易排击”，新法之害一定没有攻击者说的那么严重，否则，后来恢复新法的“绍述”之说必定无从谈起。

四是指出变法本身存在问题。问题主要有两点：首先，新法有不合实际之处，在一州一郡行之有效的新法，放到全国未必适宜；在一国行之有效的新法，放到另一国未必适宜。

其次，王安石没有识人之明，没有正确对待赞成变法和反对变法的人。问题的根源在于，王安石太过自信，无视反对派的意见。

五是分析了变法失败的原因。其一，“其时之风俗人心与其法之宜不宜”；其二，“事难助寡”。也就是说，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没有达到变法所需的状态；变法难度大，支持的力量不足。

严复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论，虽然无法与洋洋数万言的《王荆公》相提并论，但严复是与梁启超齐名的晚清最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深度并不逊于后者。

而且，严复对于王安石并没有像梁启超那样的崇拜，其评述显得更为冷静、客观。由于梁启超、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巨擘地位，他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述产生了广泛影响，起到了为其翻案正名的作用。

文：陈胜利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