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为何拼死也要收复新疆？

中国政府2003年发布的《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中就提到：自汉朝于公元前60年在新疆设‘西域都护府’之后，中国历代中央政府都对新疆进行军政管辖。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晚清末年，沙俄帝国主义侵占我国西部大片领土，境外的阿古柏匪帮侵占南疆，沙俄进而占领伊犁，新疆危急。就在这一危急关头，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而左宗棠却力主收复新疆。在他年逾花甲、疾病丛生而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收复新疆军务之时，他毅然抬着棺材出征，经过艰苦奋战，终于收复新疆，使新疆回归祖国大家庭。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他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史册，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永久缅怀！

左宗棠为何拼死也要收复新疆？

新疆危急

新疆这片大好河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约占我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是我国西北边疆的战略要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新疆各民族文化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是，就在140多年前，新疆差点从我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那是一个风雨如磐、血雨腥风的岁月！

1865年，邻近新疆西部的一个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匪帮入侵新疆，先后几年间占领了喀什噶尔新城、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等地，并侵占了新疆的大部分地方。狡诈歹毒的阿古柏在占领区建立野蛮的殖民统治和恐怖的特务统治，残害和蹂躏我国新疆的各族人民。阿古柏政权是外国侵略者建立的殖民政权，故对占领区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思想控制特别野蛮和残酷，令人发指。新疆各族人民处于灾难的深渊之中。

不仅如此，英国和沙俄这两个当时争霸世界的殖民大国也插手新疆问题。阿古柏殖民政权的出现，自然引起了英、俄两国的极大关注，它们都力图把这个政权置于自己的控制下，作为自己侵华战略棋盘上的一枚棋子。沙俄帝国主义者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侵夺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以后，又在1864年11月强迫清政府签订它预先炮制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强占了我国西北边疆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此外，还贪得无厌，觊觎我南疆地区。1870年，当在我南疆地区建立了殖民政权的阿古柏匪帮侵占乌鲁木齐，进入北疆，沙俄认为阿古柏有可能在伊犁建立“亲英”的统治，于是决定对伊犁进行军事占领。同年5月15日，集结在伊犁西境的沙俄侵略军无视中国主权，分两路攻入并占领伊犁地区。英帝国主义为了与沙俄抗衡，加紧了对南疆的渗透。1874年2月2日，一个英国使团在“访问”喀什噶尔后，与阿古柏匪帮签订了一个对英国十分有利的条约。因为阿古柏对沙俄满怀疑惧，因而希望寻求英国的庇护。英国使节茀赛斯承认阿古柏是“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地区元首”，还为他带去了两门小炮和各种枪支，并表示：“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派一个领事和一两万名武装军队驻扎在喀什噶尔保护你。”不仅如此，英国还指使其附属土耳其苏丹向阿古柏提供军事、政治顾问。阿古柏匪帮变成了英、俄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它们侵略中国新疆的工具。

新疆危急！我国西北边疆危急！战云密布，我国西北边疆被外国殖民者肢解的惨祸迫在眉睫。同时，这也表明了新疆的形势不仅危殆万分，而且十分纷繁复杂。要收复新疆，即须粉碎阿古柏外来势力，又要同野心勃勃的沙俄、英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这增加了收复新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海防”与“塞防”之争

面对我国西北边境岌岌可危的形势，当时，一些有远见的官员都要求重视“塞防”，坚决抗击沙俄入侵之敌，收复失地。如左宗棠、丁宝桢、文彬、吴元炳等都力陈抗俄的重要性，湖南巡抚王文韶更主张“以全力注重西征”。

而作为身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声势显赫，大权在握，他反对西征，在其影响下，有相当一部分廷臣和地方督抚都按照他的旨意，主张暂停“西征”。这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为了阻挠清军西征，尽力对李鸿章施加影响。1874年11月，威妥玛派汉文参赞梅辉立到天津，向李鸿章建议把伊犁让与俄国，天山南麓给阿古柏，以期缓和英与沙俄的矛盾，并扶植阿古柏殖民政权。威妥玛的意见对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显然起了很大作用。

1874年12月10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其《筹议海防折》中，公然主张放弃新疆，攻击自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叛乱后经由中央直接派官管理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卮漏，已为不值”，并且认为新疆北邻沙俄，南近英属印度，“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李鸿章强调“海防”重于“塞防”；“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其结论是：“对已经出塞或准备出塞之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这样，李鸿章挑起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

1875年2月12日，李参加同治皇帝丧礼后回到天津，不顾疲劳，立即写信私交甚厚的河南巡抚钱鼎铭，唆使他“抗疏直陈”，要求调回在塞防前线的宋庆部豫军，以削弱西征军实力。次日，李又写信署江西巡抚刘秉璋，指责他赞成收复新疆。3月17日，李在写给山西巡抚鲍源深的复信中，攻击收复失地的主张使“各省财力分耗太多，西陲恢复无期，已成无底之壑。”正是在李鸿章的唆使和鼓噪之下，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出兵必败论”甚嚣尘上。在一片要求对西征停兵撤饷的叫嚷声中，新疆的命运确实令人担忧。

李鸿章之流竭力鼓吹的“新疆无用”，“得不偿失”等谬论，实质上是主张放弃祖国西北的大片领土。在失败主义思想的支配下，认为收复新疆是办不到的，其理由是沙俄已占据伊犁，阿古柏又与英、俄、土耳其相勾结，“我军甚单，敌势已固，即不惜添兵益饷，恐亦难收扫荡之功”。这些都是投降卖国的论调。

与李鸿章恰恰相反，左宗棠却坚决主张收复新疆。

1871年前后，左宗棠因年事已高，百病丛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因年逾花甲，长期积劳，日益衰弱，经常腹泻，腰部酸痛麻木，筋络不舒，“动必须杖”，本来一再表示倦勤，打算告病乞休。1871年，沙俄用武力侵占伊犁地区，其时正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怒发冲冠，他敏锐地察觉到沙俄进行扩张的野心越来越大，故在写给正在请假回湘的部将刘锦棠的信中指出：“俄人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他对抗击沙俄侵略，保卫祖国，具有很大的决心。他说：“俄人战事与英、法略同，然亦非不可制者”，“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他写信给儿子说：“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又写信给旧部浙江巡抚杨昌浚说：“此次力疾西徂，原为剿贼，亦以俄事非他人所能了，即才力十倍于我者，亦虑人不遽信，而机绪一失……大局何堪？失此不图，恐此后求如目前局势，不可得也，”左宗棠以英、俄帝国主义为对手，积极收复新疆，“还我河山”，爱国心竟能如此强烈，甘冒败则家破人亡的风险去效命疆场！

1873年春，左宗棠在写给总理衙门的复信中，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并明确地提出了规复新疆的具体方案。这是一个很有见识的意见书。左宗棠认为沙俄霸占伊犁，“恐非笔墨所能争”，终究要通过战斗将其收回。他分析了当时关外各军的现状：兵力单薄而冗杂，指挥不一，军无斗志，因而不可能使之立即“克复要地”。他指出：作为进兵孔道和前进基地的河西走廊，已受到严重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宜贸然出兵的。因此，他主张“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从“兵事”方面说，欲粉碎俄人侵略阴谋，必须先定南疆，而欲收回伊犁，则必须“先克乌鲁木齐”；从“饷事”方面说，固应“别筹实饷”，在肃州设立粮台以司其事，但还要注意节约开支，“将各军专饷归并为一，相其缓急，均其多寡”。

针对李鸿章之流“新疆无用”、“得不偿失”等谬论，左宗棠则强调国家领土尺寸不能让人，何况“天山南北两路均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以西，南自阿克苏以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旧为各部腴疆，所谓富八城者也”，决不能笼统地认为新疆是“万里穷荒”而让它被外来侵略者霸占。至于新疆能否收复，左宗棠的意见是：“勿论贼势强弱，且自问官军真强与否”，他认为只要“剿抚兼施”，“粮运兼筹”，西征是可以获胜的。同时，他在《遵旨密陈片》中，还建议调整前线将帅，以建立一个协调一致、有权威、有效率的统帅部。

左宗棠等人的正确主张，得到了执政的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他认为“以乌垣为重镇，南钤回部，北抚蒙古，以备御英俄，实为边疆久远之计”，遂“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这样，清廷终于下定了收复新疆的决心。

1875年5月3日清廷发出“六百里加紧”谕旨，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军队的全权，并明令将镇迪道归陕甘总督统辖，还重新组建了西征军最高统帅部。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艰苦准备

矢志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承担起收复新疆的重任，充分地表现出他满腔的爱国热忱。他要规划全面收复新疆的方略。

左宗棠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同时他又通晓政治和外交策略。他对新疆进行了全面深入分析，制订了一整套正确的战略战术。根据新疆地形北高南低的特点，结合当年乾隆平定新疆叛乱先定北路、后及南路，用富八城的财富，养我在疆分屯列戍之兵的用兵策略，左宗棠用兵新疆的基本战略是“先北后南”、“缓进急战”，作战原则是“广储粮草，杜其窜路，然后相机大举聚然歼之”。战前的备战工作非常充分，精心筹划。此外，左宗棠为了做到“知已知彼”，他很重视对敌情的搜集和分析。他多次派人出关了解阿古柏窃踞新疆的各种情况，并认真加以分析。他还通过在上海筹办军需的胡光墉了解各国动向，搜集外交情报，以配合军事行动。他对英、俄争霸亚洲的矛盾，认为原因是起源相争印度与土耳其。他为了利用英、俄的矛盾，集中力量消灭阿古柏政权，主张暂不涉及伊犁问题，1877年俄土战争爆发，伊犁将军金顺企图“乘间抵隙”，乘伊犁俄军空虚，袭取伊犁。左宗棠制止了金顺的行动。他认为应在收复南疆以后，立足既稳，再来解决伊犁问题，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还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反复强调“分清敌我”、严禁杀掠”、正确对待俘虏等政策，对收复新疆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左宗棠要收复新疆、消灭阿古柏匪帮，首先必须组建一支军纪严明、训练有素而敢打胜仗的雄师劲旅。所以他整编军队，汰弱留强。他饬令所部将领，凡官兵不愿出关的，不可勉强，应予资遣回籍。应该说西征军是由志愿出关的爱国官兵组成的爱国军队，士气饱满。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左宗棠还对部队进行了整顿、集训。左宗棠对出塞各营，严令“勤加学习，以期精而又精，克收寡可抵众实效”。对出关各军的火力配备，左宗棠也加以调整和充实，尽可能使之拥有比较先进的武器。同时，他还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炮兵——侯名贵炮队。对一些有利于指挥作战的仪器，左宗棠尽量采用，如前线指挥官就使用了双筒望远镜。所以，英国人包罗杰就评论说：“这支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然而，参加收复新疆这一战斗的部队，极为庞杂，计有刘锦棠的“老湘军”（包括左部的“楚军”），张曜的“嵩武军”，金顺的混合军团，徐占彪的“蜀军”，易开俊的“安远军”，金运昌的“卓胜军”等多路人马。各军的素质、武器配备和战斗力的强弱，均不相同，这在使用上必然存在某种困难，对于一般将帅来说是不容易指挥的。但左宗棠在以后指挥这支部队时，他就注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部署，他以刘锦棠和张曜所部为主力，把各军组成一支攻防协同配合的整体。在任用将校时，左宗棠着眼于他们的实际才能，而不凭个人的好恶为取舍标准，做到各尽其才。

众所周知，任何战争，都是烧钱的，无论其规模大小。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也必然是将耗费巨大的钱财。西征费用浩繁，与一般情况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西征军官兵七、八万名，每年需饷银六百多万两，外加出关粮运经费每年二百数十万两；第二，整编军队，汰弱留强，被裁遣的官兵欠饷有年，不仅应补发全部欠饷，还须筹措把他们打发回家的路费；第三，进军新疆，路程遥远险阻，运输艰难，军粮等军需物资的运费极高；第四，经过长期的兵连祸结，甘肃等地人民流离失所，急须安抚流亡，恢复生产，一则巩固新疆的后方，再则来年可以在甘肃采买较多的军粮，以免远去宁夏、包头等地采买粮食。左宗棠从长远规划，以巩固新疆的后路着眼，命令甘肃地方官大量散发种子、种羊，设立粥厂，发放赈济款项等等。这又是一笔省不得的巨大开支。仅从前面所提到的左宗棠统帅的部队一年的军费支出就要约八百多万两，国库只能拨给五百万两，缺口三百万两，可见问题的严重。当时，清政府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不但中央“部藏无余”，各省也“库储告匮”，要进兵新疆却拿不出钱来。军费从哪里来，确实是令左宗棠大为头痛的大问题。为了摆脱困境，左宗棠只好请求借外债以充军费。重息借外债，从经济角度言，当然不合算。但是，假如没有这笔贷款，西征军则根本不能出关，而收复新疆的大业，则必将成为泡影。所以，左宗棠权衡利弊，从长计议，不得不忍痛吞下这个苦果。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战争的一条铁律！关于筹粮和运输问题，左宗棠曾说：“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对于军粮的采购和运输，左宗棠确实颇费了一番心思。正如他以后写给沈葆桢的信中所说：“西事筹兵非难，惟采买、转运艰阻万状。”

在筹措军粮时，左宗棠用政治家的眼光，注意处理好“军粮”与“民食”的关系，其主张是“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他深知解决军粮问题不能单靠征购，故采购之外还重视屯田。他说：“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左宗棠筹措了西征大军所必需的大批军粮。到光绪二年初夏，在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子等地区已集中了约二千四百八十万斤军粮。

除军粮外，对其他军需物资的补给，左宗棠也作了妥善的安排。他在上海设立采办转运局，负责购运枪炮弹药，筹借外债，收集情报；在汉口设立后路粮台，转运上海采购的军需物资；又在西安设立一个总粮台和一个军需局，便于向各省催解协饷和转运自汉口运来的各种军需物资，作用很大，此举可以紧缩机构、节约开支，且能提高工作效率。

此外，1873年初，左宗棠在兰州设立兵工厂——甘肃制造局正式投产，除改造中国的旧式火器外，还“能仿造布国螺丝炮及七响枪”。1875年，左宗棠又在兰州建立火药局，就近供应军火。

同时，左宗棠还从德国购买武器，以备西征之用。

收复新疆

根据新疆的地理形势和敌情，结合乾隆当年平定新疆叛乱的历史经验，左宗棠制定了先取乌鲁木齐，次取南疆，最后夺取沙俄窃据的伊犁的战略方针。所以，左宗棠选择收复乌鲁木齐为第一个战略目标，其战略方针是“缓进急战”、“稳扎稳打”。当时的敌情是：沙俄占据伊犁地区，阿古柏匪帮直接控制南疆八城和吐鲁番盆地，投靠阿古柏的卖国贼白彦虎、马人得等盘踞乌鲁木齐、玛纳斯一带。北路敌人的主要据点是乌鲁木齐东北数十里的古牧地，其精锐多集中此处。

1876年3月16日，左宗棠在将后路事务交托后，率军离兰州西上，这时他抬着棺材出征，以示报国之忱，极其悲壮！于4月7日抵达肃州（酒泉），在城东南设置大本营，就近指挥。当刘锦棠等部集结古城、巴里坤等地后，左宗棠作出了进攻乌鲁木齐的军事部署：以张曜所部集结哈密境内，严防敌军窜犯哈密，进而窜犯甘肃，以免动摇后方；以刘锦棠所部作为进攻乌鲁木齐的主力，并指示其做好协同作战的相关事宜。左宗棠强调，攻城夺池应先从要害入手，古牧地屏蔽乌鲁木齐，进攻乌鲁木齐必先攻占古牧地，然后直下红庙。进攻乌鲁木齐时，各路匪寇可能前来增援，阿古柏也可能从南疆抽兵前来助战，如胆敢前来送死，必须准备痛打几个恶仗，那么，在收复乌鲁木齐后，“更易收功”于南。至于临敌指挥，随机应变，攻守进退，一切由你处置，我绝不遥制。刘锦棠准备“以大队径驻阜康县城，出队捣古牧地”，并且他与金顺商定机宜，同时西进。1876年7月28日，刘、金两军均至阜康，发现白彦虎匪帮已移驻古牧地，阿古柏也已派敌增援，所以，刘锦棠决定立即发起攻击。阜康有通往古牧地的大路，但其中有一段50多里无水的戈壁，白匪弃戈壁大路不守，以引诱清军从大路进，企图在清军人马困乏之际突然进攻，以逸待劳。同时，又在黄田筑卡树栅，严密守护。刘锦棠“询之土人，知黑沟驿之上为黄田，水盈沟浍，上流即古牧地”，于是将计就计，装出要走大路的样子，以麻痹敌人。于8月10日晚上，由小路突袭黄田，打败敌军。8月12日清军进围古牧地。次日，阿古柏派出的援兵数千骑兵驰至，清军马队立即下山迎击，步兵从中路配合，把敌军打败，贼将弃马逃遁。经过多日的鏖战，清军攻破古牧地，敌军守敌五、六千人全部被歼。刘锦棠在攻下古牧地后，缴获了敌人的机密文书，知悉乌鲁木齐空虚，遂乘胜追击，一举收复乌鲁木齐。其他几路清军密切配合，收复了玛纳斯全境。至此，阿古柏在北疆的据点全部被清军攻破了。这一阶段战斗，历时三个月，它的胜利为清军收复南疆创造了有利条件。

西征军收复乌鲁木齐，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这是左宗棠“缓进急战”的典型战例。为收复南疆，左宗棠费尽心血，不急不躁，花了两年多时间，整顿军队，统一事权，筹措饷银，采购、转输粮食，然后从容进兵。西征军主力在1876年7月集结古城一带，一个月后发动攻势，8月10日占领黄田，18日收复乌鲁木齐，先后不到半月，这是“缓进急战”的典范。其次，收复乌鲁木齐，西征有“总要可扼”。从整个新疆地形地势看，北高南低，从北进攻南疆易，南疆攻入北疆难，所以收复乌鲁木齐，为进兵南疆创造了条件。从经济上说，乌鲁木齐以西富庶之地，屯垦生产，驻军基本上可以就地采购军粮。因之，收复乌鲁木齐，对盘踞南疆的阿古柏匪帮是沉重打击，同时，使西征军在战略形势上占据了有利地位。

阿古柏匪帮盘踞南疆广大地区，要歼灭这一匪帮，西征军必须南下，攻克阿古柏利用天山关隘进行重点设防的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角地区，只有如此，南疆门户才会洞开，清军才能长驱直入，彻底消灭阿古柏殖民政权。

清军在北路取得胜利之后，阿古柏十分恐慌，他拼凑了二万七千名军队，妄图凭借天山之险负隅顽抗。

西征军攻克乌鲁木齐后，左宗棠运筹帷幄，积极筹备用兵南疆。他继续整编部队，继续解决军粮问题。同时，积极周密地部署南进军事。何时进兵南疆？有关的军事部署怎样？进兵南疆应执行怎样的政策，才能使祖国的边疆“长治久安”？对此，左宗棠都作了周密的考虑，提出了正确的策略方针。

在军事部署上，他认定用兵南疆，必须巩固后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进攻南疆时应由刘锦棠、张曜等部分进合击，不给敌人还手余地。他指示刘锦棠说：巴里坤到古城是粮运要道，应切实保护。西征大军即将进入南疆作战，左宗棠一再教育前线大将说，新疆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是爱国的，这次应剿对象是阿古柏匪军、白彦虎叛匪及其死党，对各族民人应严禁杀掠奸淫。总之，前进作战，“只打真贼，不扰平民，不愁乏食”。对进攻达坂、吐鲁番、托克逊的师期问题、兵力运用、前敌司令部的组织等问题，左宗棠都进行了正确的指导与安排。在师期问题上，为了巩固后路，养精蓄锐，使各军能够分进合击，进兵时间以1877年暮春初夏为宜。他还特地叮嘱刘锦棠：“进兵南路，又是缓进急战之局。”在进攻吐鲁番，达坂的军事部署上，左宗棠决定两路进兵，使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之敌不能互相应援。他以刘锦棠率军从乌鲁木齐南下进攻达坂，以张曜合徐占彪部分进合击吐鲁番。还强调进军时必先夺取沿途据点要隘，粮运队伍应随军跟进，储存沿途据点，然后猛攻吐鲁番。1877年4月17日凌晨，刘军逼近达坂城，天明，达坂已被四面合围。20日，炮兵猛烈炮击，攻城各军从缺口攻入城中，毙敌数千名，生俘千余名，这是一场非常漂亮的歼灭战，西征军杀出了威风。攻克达坂后，西征军即安抚平民，遣散被俘裹胁之众，恢复城中秩序，协助恢复生产，分兵驻守。经过四天休整，四月二十四日夜，冒着严寒，刘锦棠挥师进击托克逊。在西征军凌厉攻势下，托克逊守敌弃城遁走，白彦虎也从吐鲁番仓皇西窜，并四处劫掠，焚烧城堡。4月26日，清军纵横冲杀，一举收复了托克逊城。在此同时，张曜等部也攻占了吐鲁番。这一战役后，穷凶极恶的阿古柏倍感绝望，遂于5月29日凌晨服毒自杀身亡。其殖民政权也处于分崩离析状态。

为了收复南疆，左宗棠将进入南疆作战的刘锦棠、张曜所部军队组成两个军团，刘部为攻击兵团，任务是攻取南八城；以张曜军组成后续兵团，两个兵团作梯次配备前进，以适应数千里长途作战的需要。他规定刘部攻击前进到达阿克苏后，应俟后续兵团至阿克苏方可继续前进。命令张曜部尽可能地随攻击兵团跟进，其主要任务是在收复地区督率留驻部队修筑道路，建立驿站、淘井、盖屋、积储粮草，设立伙店，协助地方官恢复地方秩序；责令驻军搜缉游匪散贼，设立关卡等。

1877年9月4日，刘锦棠披挂上阵，指挥所部进攻南八城。西征军顽强拼搏，殊死决战，历经攻克喀喇沙尔（焉耆）、库军战役，收复阿克苏、乌什战役，以及收复西四城诸战役，于十二月十八日，光复沦敌十二年的喀什噶尔，彻底摧毁阿古柏匪帮的巢穴。一八七八年一月二日，和阗光复。至此，侵占我新疆十四年之久的阿古柏境外匪帮彻底覆灭，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外，新疆大部分地区回归我中华大家庭。祖国新疆的各族人民也从阿古柏匪帮的铁蹄下解放出来。这次战争是收复旧山河的正义战争！

西征军在收复北疆、南疆之后，只剩下沙俄侵占的伊犁孤悬海外了。

伊犁自从1871年7月4日沙俄乘虚而入，然后侵占，并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同时，沙俄驻华公使还假惺惺地照会清政府说：此举是为了“安定边境秩序”，“只以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沙俄估计中国再也无力收复乌鲁木齐等城，才故意冠冕堂皇地说这些外交辞令。

左宗棠自始至终皆力主收复伊犁。他在致刘锦棠的信中说俄占伊犁“不怀好意”，亟宜及早准备，希从速幕兵九千前来，“俄人战事与英、法略同，非不可制者”。我决心与“此虏周旋”到底，并强调收回伊犁，将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就用军事手段来收复失地。

在清军收复天山北路和南疆以后，清政府曾先后与沙俄驻华公使交涉收回伊犁均遭拒绝。1878年7月20日，清廷派崇厚到俄国交涉收回伊犁。1879年10月2日，崇厚未经清政府同意，竟与俄国签订《里亚吉亚条约》。条约规定，沙俄虽交还伊犁九城，但却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特克斯河流域及位置重要的穆素尔山口，从而隔断了伊犁与南疆阿克苏等城的联系。此外，还要中国赔款二百八十万两白银。这是在两国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尤其在中国没有战败的情况下签订的一个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同声谴责崇厚的卖国罪行，同时一致声讨沙俄的侵略。为挽回局势，左宗棠提出“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的方针。这时，李鸿章无耻地说：“此次崇厚出使，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字样，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又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中说：“其实（伊犁）久假不归，于大局亦无甚关碍，今成蛇足，进退两难”；他攻击左宗棠主战是“不明彼已”，必有后患。但在爱国浪潮激荡下，清廷只好摒弃李鸿章的投降卖国建议，改派曾纪泽前往沙俄谈判，同时命左宗棠统筹兵事，作好打仗的准备。沙俄眼看即将攫取到的巨大利益又要成为泡影，恼羞成怒，遂加紧调兵遣将，大搞军事讹诈，一时间战云密布。面对险恶的形势，年已69岁高龄的左宗棠毫不畏惧，决心奋起对付沙俄的猖狂挑战，将余年献给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神圣事业，正如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说：“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1880年3、4月间，他还拟定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军事计划。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亲率亲军一千多人离开肃州，出嘉峪关向哈密进发。为表示抗俄决心，他驮着棺材出征，何其慷慨，何其悲壮！近世罕有其匹！抵达哈密后不顾旅途劳累，身体有病（肝病复发），立即着手部署军事，准备随时应战，并对收回伊犁充满信心：“生力之军络绎而至，足供指挥，今岁天下大熟，关内外粮价平减，优于师行为便，天赞我也！”然而，尽管左宗棠调兵遣将，厉兵秣马，积极地准备通过战斗收复伊犁，但腐朽的清政府被投降卖国的李鸿章之流所裹挟，对武力收复失地存在疑惧，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清廷派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另一方面，色厉内荏的沙俄，对左宗棠的积极备战感到惴惴不安。8月11日清廷调离左宗棠回京，“以备朝廷顾问”。沙俄政府对此不解，以为中国“有动兵之意”，感到有点害怕，多次向曾纪泽问过此事。可见左宗棠的积极备战，对曾纪泽同沙俄的谈判，是起了后盾作用的。经过半年多艰苦卓绝的谈判，由于曾纪泽的外交才干和他对沙俄方面针锋相对的据理力争，沙俄迫于刚刚结束对土耳其的战争而陷于内外交困的形势，他们觉得用战争打败中国没有胜算，故被迫同意改约。曾纪泽力持收回伊犁的意见，而在其他方面则有所让步。终于在1881年2月12日，与沙俄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根据条约，沙俄同意交还特克斯河谷约二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但仍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将赔款增加至五百零九万两白银等。尽管这个条约仍然是沙俄强加于中国的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毕竟还收回了一些权益。根据条约，宣告了沙俄在我国伊犁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1882年2月17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升泰抵达伊犁，与俄方代表会商收交办法。3月22日，双方换文，完成了移交手续，伊犁将军金顺随即带兵进驻，伊犁终于从侵略者手中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此，整个新疆回归祖国，使“金瓯罔缺”！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西征军收复北疆南疆的巨大胜利，杜绝了沙俄以后利用边境不宁，拒绝交还伊犁的借口；显示了中国边防部队的威力，使沙俄军队有所震慑，不敢轻举妄动；更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在积贫积弱的清政府弱国无外交的艰难形势下收回伊犁的外交斗争。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重大意义

1878年1月2日西征军收复和阗，至此南疆全部光复。3月15日，以左宗棠收复新疆功绩，清政府晋封左宗棠二等侯爵。

由于左宗棠积极地以军事斗争强有力地震慑了沙俄军队不敢轻举妄动，从而有力地支援了曾纪泽从沙俄手中讨还伊犁的斗争。沙俄迫于形势，不得不将伊犁交还中国，故伊犁也于1882年3月22日回归祖国怀抱。至此，整个新疆回归祖国大家庭。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近代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首先，清军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彻底消灭了窃据新疆达13年之久的境外殖民者阿古柏反动政权，从而粉碎了英国殖民者在新疆的扩张阴谋，并使沙俄鲸吞天山南北的美梦成为泡影。所以，收复新疆的胜利，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振奋了民族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决心和力量。收复新疆的胜利，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扬，也引起了西方的震惊。一个密切注视战争进程的英国亚洲问题“专家”说：“中国人克复东土耳其斯坦，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自从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征服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最光辉的成就”，“中国人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有他们的非凡的深谋远虑的特点，这些行动表明中国将军和他的副手门的非凡才干，也表明他的士兵们的服从、勇敢和忍耐”。当时的欧洲报纸评论说：中国“用兵可谓神矣”！欧人“军律也无以过此。平时欧洲人轻料中国，谓中国人不能用兵，迨今观中国之恢复回部……足令吾欧洲一清醒也”。当然，由于殖民主义者特别是沙俄的侵略被挫败，也必然招致其仇恨和诅咒。当时沙皇扩张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巴夫可夫就曾大骂左宗棠是“最恶毒的敌人”。时至今日，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又重新拾起其老祖宗的唾余，污蔑左宗棠等人，站在“封建保皇民族主义”立场上，“对中亚细亚抱有侵略意图”，这种攻击和污蔑，恰恰反证了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其次，收复了新疆，使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侵略者的蹂躏，使新疆在经过多年的战乱之后，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为新疆地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新疆收复后，左宗棠十分重视对新疆的开发。当战争仍在进行时，每收复一地，他就派专人前往办理善后工作，而且要求驻防军除完成防护任务外，还要从事公共工程如修城、修桥、修路，填筑缺口，起造房站及捕蝗等工作；战争结束后，左宗棠即指示部下召集流亡，兴修水利，恢复生产，改革税制，仅二年间就取得了一定成效。左宗棠还注意总结清政府过去治理新疆的教训，他要求部下认真对待这一问题。所以，一方面他着手减轻赋税，另一方面又在新疆各地采取官方贷款、民间出力等方式，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以发展农业生产。此外，左宗棠还大力推广养蚕业，“移浙之桑种于西域”。并在多地设局，聘请湖州工匠传授栽桑、养蚕、煮茧、缫丝、织造等技术，使蚕丝业成为新疆一大宗经济产业之一。左宗棠在大力恢复和发展新疆农业生产的同时，还考虑到巩固边防的问题。他深刻地指出新疆的严重威胁来自沙俄，他主张要有效的抵御沙俄的侵略，必须废除过去存在于新疆的“军府制度”，“设行省，改郡县”，加强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导。他曾四次奏请清政府在新疆建省，虽然他这一夙愿在其去世前几个月实现了，毕竟在他的努力下才变成了现实而倍感欣慰，这也是左宗棠的重大贡献。再次，左宗棠收复新疆，不但在当时有重大意义，而且在以后也有深远影响。时至今日，还有些散布奇谈怪论的人说，“在西部，中国边界没有超出甘肃和四川省”。可以设想，当年没有左宗棠收复新疆，而听任李鸿章放弃新疆，那么，玉门关外必将沦为异域。因此，“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反之，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不仅陕西、甘肃、山西“时虞轻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宴眠之日”。一百四十年前，左宗棠统帅清军收复了新疆，为祖国保住了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他不愧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

总之，左宗棠在新疆的建树在今日看来犹有惊世价值，充分展示了他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今约略综述如后：遣返难民，屯田垦荒，改革征收田赋的不合理制度，推广蚕桑事业、繁荣地方经济，厘定币制，筹建铁厂、制造农具，严禁种植罂粟、推广种植棉花，修筑道路、便利交通，修筑城墙、加强边疆的防御能力，组织善后局、整顿吏治。此外，左宗棠见嘉峪关被白彦虎匪帮残毁，左宗棠命军队整修关楼、关墙，恢复其当年的雄姿，并亲题“天下第一雄关”，字大于斗，高悬关上，故后来曾任甘肃布政使的何福堃作诗称颂：“左侯昔日受降归，洒酒临关对落晖。额书六字神飞动，想见如椽大笔挥。”又安西是塞外要隘，出嘉峪关到哈密，必经安西，“地近戈壁，城东、城西飞沙堆积，高与城齐”。左宗棠命驻军兼募民夫，挖去城根积沙，修建城墙，挖外护城河，引水灌注入河，既深且宽，河堤栽植杨柳万株，使山河生色。1879年，他的老朋友、“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杨昌濬作诗称颂：“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古人说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而左宗棠绿化祖国山河，偏叫安西杨柳“迎得春风度玉关”（古诗有“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句）。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不世之勋，可与当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乾隆戡定新疆相媲美。

纵观人类几千年文明史，国家统一是重要历史进步现象。凡是对人类文明作出较大贡献的民族，往往都是在国家统一、强盛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主张国家统一。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马克思曾写信给美国总统林肯，称赞他为捍卫美国统一所作出的努力。马克思称林肯领导的战争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伟大战争”。在德意志民族分裂为无数个小邦国的时候，恩格斯评论道：德国“只有统一才能使我们在国内和国外强大起来”。列宁则主张建立由多民族国家组成的统一大国，认为这“是从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

最高领导人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今天，当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的新疆，在以最高领导人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英明领导下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时，我们就会想起140多年前，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将军驮着棺材塞外出征，指挥军队收复新疆，这位老将军就是彪炳千秋、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左宗棠！中华民族的子孙将永远缅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