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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对清廷不满 左宗棠曾想造反

长时间控制军权和地方大权的湘淮大将,诡秘地谋取皇帝之位,既鲜为人知又颇令人费解。而湘淮大将左宗棠虽然未有谋位的大举,却实有“问鼎”的隐情。

清廷上层为互谋皇位而生死拼杀,可以说是常有之事。而长期控制军权和地方大权的湘淮大将,也在紧张而诡秘地谋取皇帝之位,这既鲜为人知又颇令人费解。其中,湘军的另一个头面人物左宗棠,亦有谋位之想、之行,则更令人难以置信,其谋位的事情也更加诡秘,其过程可谓曲折而漫长。

因对清廷不满 左宗棠曾想造反因对清廷不满 左宗棠曾想造反

研究者称,左宗棠先有谋同洪秀全造反的行动。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爆发于广西,太平军挥师北进,势如破竹。当其兵锋抵达湖南时,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左宗棠有过一番深思,认为天下大乱,首先倒霉的是平民百姓。他“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的愿望破灭,其原因自然不在起义的民众,而是“官逼民反”,“当今国事败坏已极,朝廷上下相蒙,贤奸不分,对外屈膝投降,内部贪污腐化,外敌侵略无已。各地盗贼纷起”。另外,左氏作为环境封闭的湖南传统知识分子,对清廷的统治政策一直不满,曾经存有“扶明灭清”的思想。左宗棠同情农民起义,另一个原因是其科举道路与洪秀全相似,极不顺利。这段历史因太过隐秘,故而也是一桩秘闻,但无论正史、野史、笔记、演义传闻等等。所言皆大致相仿,绝非空穴来风。

太平军攻抵长沙期间,左宗棠曾去拜见洪秀全,共谋大计。左氏曾劝其“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正史方面如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说:“左宗棠尝投奔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范文斓《中国近代史》称:“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略建国策略”,洪秀全不听,左宗棠夜间逃走。此外,肖一山《清代通史》、张家晌《左宗棠:近代陆防海防战略的实行家》、稻叶君山源《清朝全史》皆有类似记述。至于野史中的描述,则更为绘声绘色,但中心内容不外乎上述正史所记。

这件事对左宗棠来说是很严重的:若为清廷知道,这可是灭族大罪;从太平军中逃走,洪秀全对他也不会善罢。所以,他只好举家隐入深山梓木洞。清方和洪秀全对他的行踪果然都有反应,最终经骆秉章等极力劝说,左宗棠才勉为其难,在骆幕供事六年。

咸丰九年(1859),“樊燮事件”发生,咸丰下诏“就地正法”左氏,引起左氏及胡林翼、曾国藩等多人的警觉和不满。湘军在长江流域独撑局面,而朝廷对汉官汉将放心不下,“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在等着他们。左宗棠在湖南六年的努力,用潘祖荫的话说“此天下所共见”,而朝廷见到官文的一纸奏疏,便下诏“就地正法”,实令汉员寒心。左氏在未接上谕前乃负气而走,后诏书下达,曾国藩邀他去安徽宿松大营,胡林翼也赶往此地。他们在宿松住了二十余日,日夜商讨,其中有多日是曾、左、胡三人摒除他人密谈。据左宗棠的后人左景伊分析,他们当时就是商议谋取国家政权,由湘军领袖取而代之,左景伊的《左宗棠传》中记载,其动议者是胡林翼。胡氏认为,当今之势,满人皇族腐败,已不堪统治全国,而太平天国自天京内讧之后,败势已定。湘军势力举足之重,待击败太平军后,一定是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不久前,湘军攻下武昌,咸丰本来很高兴,打算提拔曾氏,而满员则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巷一呼,撅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听后脸色大变,收回了提拔的成命。所以,与其坐而待毙,莫如先发而制。胡氏说:“天下糜烂,岂能安坐而事礼让?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很可能他们在宿松所议的正是谋位之事。当时的意见分歧一定很大,其中心人物自然是曾国藩。曾氏以忠君卫道立命,自然坚决反对自立,使宿松的密谋没有结果。至于左宗棠的态度,他当时名声虽高,但尚未形成气候,胡林翼虽有谋位之想,但他自认为才气远不如左宗棠,势力更不如曾国藩,身体又十分虚弱,经常咳血,实难当长久之大业。他深知曾国藩“让道”、“克己”,不会冒篡位之险;而他对左宗棠的看法,以为“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所以,左宗棠才是最好的人选。无奈,当时左宗棠实力还太差,又是“待罪之身”,让他出来当国家之政,自然不是时候。当时让曾国藩去辅佐左宗棠,那是绝不可能的。人常言“事者,势尔”,当时的形势,胡林翼如何能扭转!

当时的议论,是咸丰十年(1860)的事。当时英法联军兵进京师,咸丰逃往热河,清廷政权岌岌可危。在这样的形势下,才有曾、胡、左等的议论。他们的议论,也是迫于集团和个人的未来命运的考虑。

第二年秋,咸丰死于热河,湘淮大将再次密谋。此时,左宗棠的楚军已成锐师,开赴江西战场与太平军作战,捷讯不断。接连攻取了太平军守城景德镇、德兴、婺源。又连败太平军名将、号称“黄老虎”的黄文金部,收复建德,解曾国藩的祁门之围。还在乐平与太平军进攻江西的主力李世贤大战。以少胜多,一战而败李世贤。左氏建军不到一年,便取得重大胜利,由曾国藩保举,诏授浙江巡抚,成为一方大员。左宗棠在江西大战之时,咸丰病死热河,出现前文提到的政局大变。曾国藩在安庆设帐,接到咸丰病死、载淳继位、八大臣顾命的紧急公文。这一信息激起湘楚地方督抚将帅的议论,湖北巡抚胡林翼从武昌赶去安庆,与曾国藩加紧密谋。此时左宗棠正与太平军激战,无暇赴皖,但他对谋位之想,却在诸人之先。胡林翼去安庆,捎去了左宗棠的一个事关重大的联语:“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信上说,这一联语是其登浮梁之神鼎山偶得。曾国藩一看便知其中暗机,“问鼎轻重”,趁其乱而谋其位。这是曾、左、胡去年多番密议过的事情。一年后值咸丰驾崩,载淳年幼,宫廷混乱,这时确是一个“问鼎”的绝好机会。但是,让谁去“问鼎”?曾国藩当时就想到左宗棠,但他又认为,左氏手中只有万把人,清廷的军队虽然腐败,但多年布置在江北的多隆阿、都兴阿、冯子材和黄淮流域的僧格林沁,都早有对付湘军的布置,左宗棠那点军队再能打,也难能胜之。所以,左氏势单力薄,此时想要起事,也绝无把握,更何况直隶、京津畿辅的清军力量更不可小看。他同样认为,即使湘军全师响应,也没有胜券可握。左军单方面行动,更是不自量力。

想到这里,曾国藩不寒而栗。口中只是称赞联语对仗工整,假装未看出门道。胡林翼自然也明晰左氏尚未成熟,于是深望曾国藩能当此重任。他向曾国藩分析形势,以为宫廷政变不可避,而湘军在此时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即让曾氏当机而断,拯救乱局。随之,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也劝曾在东南称帝,他愿拼力为辅。但是,曾国藩已经立定决心,将众人的劝说一一设法拒绝,且不留痕迹。

安庆这番“问鼎”议论又无结果。胡林翼回至武昌便病死了,左宗棠自知无力“问鼎”,清政府又高迁他为封疆大员,去了浙江,不久又升迁他为闽浙总督,还把西北塞防大计托付于他。他在西北为国家建下殊功,也得到殊荣,“问鼎”之想遂终。正如有关记载所称:他虽有“度夕陀想”,但由于清廷重用于他,又升迁如此之快,“朝廷待我固不可谓不厚”,才使他未行“问鼎”之举。可他仍抱有遗憾,所谓“误乃公事”,即由于清廷付以重任,为完成重任之“公事”,却“误”了“问鼎”的大计。

总之,左宗棠虽然未有谋位的大举,却实有“问鼎”的隐情。后来正史、野史的记述,并不是妄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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