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明朝失败的原因

明与清（后金）之间的萨尔浒决战是17世纪初中国境内的两个国家的一场大搏斗。明朝主动发起了进攻，而且经过了近一年的备战，投入了空前多的兵员和物资，结局吃了败仗。原因何在？从战争一交火，即使是局部的胜负，人们就开始分析和解释其原因了。但是明朝的全局失败，专门性的论述还是不多见的。这里不妨再做些说明。

萨尔浒之战明朝失败的原因

对明朝失败原因的探讨，在战场上见了分晓时就有人发表了意见，但是从很早起，意见就是不同的。杜松、马林战败的消息传出后，经略杨镐在三月十一日的奏疏中曾把两位主将违制行师作为其失败的原因。他说：“为照报过师期，原以二十一日陆续发兵到边，二十五日该宽甸一路出口，初一日该沈阳、开、铁、清河三路出口。俱约定初二至二道关，合兵前进。乃总兵杜松出师，要占首功，单马行前，辄弃车营。初一日申时（15时～17时）既已活捉夷贼报功，旋又以焚克二寨报功，而不知其已入贼之伏也。贼以备开、铁之兵与备抚顺之兵合而攻之，乌得不败？既初二午时（11时～13时）开、铁总兵马林行至三岔，闻杜松已先出一日，亦仓皇疾出，比至二道关，杜松与王宣、赵梦麟兵马时已败亡，又以备抚顺之兵与备开、铁之兵合而攻之，何能久支？”《明神宗实录》，卷580。杨镐是这次决战的明军总指挥，此时已认定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案破产了，他哀怨时间的阴差阳错，更愤恨两路主将的各自为战，实际就是把失败的责任推到这两个人身上了。他不说指挥的问题，而指责两员大将断送了总指挥的军事部署。

与此同时，巡按监察御史陈王庭也在杜松、马林身上寻找战败的原因。他则列出六个原因，如说：“照得行师必以纪律，自誓师之后经略即谕杜松等务以持重。又约三月初一日出口，乃先期兢进，其失一；刚愎自用，其失二；队伍错乱，为贼所击，其失三；擒夷克寨，不加傍哨，致赚贼伏内，被诱不知，其失四；将兵不习，背水而战，其失五；轻骑深入，撇弃火器车兵，师无老营，其失六。智不能料敌，谋不能驭众，致二万余官军一时并遭陷溃。至于开、铁兵马，初派由三岔出口，马林苦执由靖安出边，临期复由三岔出口。乃抚顺交锋，而该镇未至，比奴众乘胜北驱，守备不设，致虏袭营，兵亦溃败。”《明神宗实录》，卷580。陈王庭分析杜松、马林战败的六个原因比杨镐提出的原因更具体化了，但或许他是参与制定作战方案者之一，他分析的基调竟和杨镐说的相同。

在刘败没、李如柏一军得完的消息传出后，对此次明军的结局，舆论反映极其强烈。探讨明军失败的原因也立即扩展和加深。有人在指挥和调度上找出了种种失误。浙江道御史杨鹤指出：“辽事之错，不料彼之情形，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进止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明神宗实录》，卷580。从主将杜松的轻敌冒进，马林的犹豫不定，转到了李如柏不与刘策应。特别是李如柏出师不主动，作战不参与，单独有令，一军生还，极为可疑。杨鹤揭露李如柏兄弟与努尔哈赤素有“香火之情”。他质问杨镐：“何以独止如柏，不止杜松、刘？”《筹辽硕画》，卷17。他认为李如柏若能与刘相配合，杀入重围，当不至死，或者夹击成功，也未可知《明神宗实录》，卷581。。

著名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对此战丧师辱国极为愤慨，他直接斥责“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他把“马上催而三路丧师”当作最大的教训《明史·熊廷弼传》，卷259。。

时任户科给事中的李奇珍也把明军的失败不单看作咎由李如柏，而是有更深远的根源。他说：“属者奴酋发难，四路进剿，三路败没。始误于李成梁，再误于杨镐、李如柏也。先是成梁剿平兀堂、孟草塔、王杲等诸丑类，用奴父他失为向导，借其髑髅以博封拜，因割我膏腴，以结戎心。二姓之好既联，三韩（指辽东）之备尽弛，开门揖盗，养虎自贻，此祸本乱源也。”《明神宗实录》，卷580。

明朝人自是明朝人，他们谈论萨尔浒之战的失败，从各方面寻找其原因，不是简单的理论推理，而是在吸取教训，以图再举。论者有政治家、军事家，他们都是当时的人，发表的言论是切中要害的，有的放矢。但是不可否认，发表意见的人杂有个人成见，甚至还包含着明末士大夫通常有的那种高谈阔论的积习。即某些正确之论，亦不过只能说到一定程度，受历史的和阶级立场的局限，还不能触及根本性的问题。

萨尔浒之战明朝惨遭失败，就战场交锋而论，杨镐主持策划的四路并进有严格的行师日期。杜松急发，马林迟进，刘先走，李如柏故拖，这样参差不齐，就无法达到分进合击的目的。分路进兵最终还是要集中力量进行作战，所以“合击”才是发挥战斗力的保证。即使四路不能全合，两路做到合击也可以。而明军四路全是各自为战。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就是胜利。明军四路主将“违制行师”，完全是没有统一的时间观念，这可以说必然变成“违律丧师”。在时间上还有一个当时人指责的泄露日期的问题。因为努尔哈赤事先已经知道了明军何时进兵，他们得知日期，可以在战前做好充分准备。从这里又得出结论：“先期与如期，皆败道也。”《明神宗实录》，卷580。

但是不能就时间论时间，还应进一步寻找丢掉时间的原因。这样深入下去就可以看出明军内部矛盾重重，他们不能同舟共济，做不到“合击”，是彼此之间没有“合心”。李如柏、马林都是懦夫。李如柏作为李成梁的第二子，靠其荫袭的关系跻身行伍之列，数从其父于边塞立功，并升至总兵官，但他战前已家居二十余年，放纵酒色，既无父兄当年之勇敢，也没有他少年时之英锐，特以疆场乏人起自废将，而他本来的怯懦大暴露，“惟左次避敌而已”。《明史·李如柏传》，卷238。马林也缺乏主将的素质，出师之前，潘宗颜上书经略杨镐，指出“林庸懦，不堪当一面，乞易他将，以林为后继，不然必败”，杨镐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明史·潘宗颜传》，卷291。。杜松、刘比李如柏、马林实有不同，他们每个人都踊跃向前。问题是，为什么那么争先恐后，这背后是一股什么力量呢？不妨看看文献上所载杜松行前和李如柏的一番对话。

杨镐做了决定，杜松、李如柏皆知各任方面。李如柏故意为杜松洒酒送别。酒席桌上对杜松说：“我这次作战，一定以头功让您！”

杜松听了李如柏的话，信以为真，慷慨意气，带着扭械出师，并狂妄地宣称：“我要捉来活的（努尔哈赤），不能让别的将领分功了！”

李如柏在杜松起程以后又派人去说：“李将军已自清河抵达敌人的老营了。”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用违背诺言的办法刺激杜松更加不顾一切地冒进。

由此可见，杜松那么一往直前，的确有个抢头功的思想。而这正造成了他不按约定时间，提前行动，一军独前，遭到后金兵狙击，战败被歼。明人说杜松所领的二万人被后金的三万兵马所败。数目不一定准确，但是孤军深入，寡不敌众是事实。不仅将帅如此，据说明军士兵争功也很突出。朝鲜人亲历其战的李民说：“西路天兵一阵极精勇，胡兵几不能挡，而争割首级，无意力战。一胡之仆，十余骑皆下马争之，故以致败覆。”［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44页。贪图立功成了明军失败的一个原因。

刘显然不是为了贪功致死，他此行却有点被逼上梁山的滋味。出兵前，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曾问这位刘都督：“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何不请兵？”

刘说：“杨爷与俺自前不相好，必要致死。咱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而二子时未食禄，故留置宽田（甸）矣。”他带着“不悦之色”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很不高兴地说了这些话。刘虽然在这次作战中奋勇牺牲，而他明知道这样开赴沙场，没有得到经略杨镐的积极支持，是这位总指挥有意把他置于死地。将帅如此不合，怎么可以期望发挥最好的战斗力打胜仗呢？

明朝战败的原因还可以再作深入发掘，即这场战争的筹划者和总指挥本身从一开始就很被动，杨镐实在是不想真打。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是役也，经略（杨镐）意亦初不在战，虚张挞伐，冀取近寨小捷，得塞军书。”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杨镐的调兵遣将只是为了虚张声势，即使打几个小仗，也是为了给上边看的。难怪行师之前，他派了一名抚顺来的降人到努尔哈赤那里明目张胆地说：“明国的四十七万大兵要打来了，领兵的将帅和监军的文臣都到齐了。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际，分路前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如果不是故意恐吓，出兵之前这么告诉对方进军日期，将帅配备和分路进击，等等，岂不比内奸更露骨。但是，杨镐是作为一种策略，只能表现他的天真和愚蠢，构不成叛卖。还有比杨镐更重要的决策人大学士方从哲也对此战缺乏信心。他拼命鼓吹进兵，实则已感到前途未卜。临战前在一份题本上说：“当此进兵之时，胜败安危决于一举，而前日之风变，若彼连日之阴霾，又若此天心示儆，极其昭著。臣愚欲乞皇上降敕一道，令兵部传谕东征将士，用示鼓舞。”《明神宗实录》，卷580。

胜负原因是多种条件造成的，不能说明朝存在这些问题就一定吃败仗。萨尔浒之战明军失败的原因还有可以提出的是，当时明朝的封建统治已极其黑暗腐朽，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社会进入全面危机阶段。反映在这次作战上，调兵选将意见分歧，屡调不动，决定方略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杨镐议论四路出兵，巡按江西御史张铨提出不必征兵四方，而应就近调募，屯集要害，固守边圉，厚抚北关，多派间谍，等等。他向明神宗建议：“李如柏、杜松、刘以宿将并起，宜责镐约束，以一事权。”但他认为杨镐实非将才，而力荐熊廷弼可当此重任。在筹饷方面，他要求皇帝发帑藏，反对加派辽饷。他说，每亩从三厘加到七厘，再加到九厘，是“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明史·张铨传》，卷291。这些关于明朝军国大事的议论和建议，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都没有被采纳，而他激烈反对的也应该改变的无一不原封未动。这种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反映出明朝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浙江道御史杨鹤曾一针见血指出：“若诸臣误国，罪在诸臣；若我皇上优游不断，是自误矣。”《明神宗实录》，卷580。明朝统治者的这种腐朽没落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战争注定要输掉的。

广大的将士也很蔑视明朝统治者的命令。被征调的将领们迟迟不赴任，或原地不动，或逗留关山，急得皇帝一再下诏紧催。士兵大多数不愿为他们打仗送死。刘出发前，等待征发的川兵，久等不来。有些将领就靠少数家丁打仗。刘与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曾在一处宿营，姜弘立问他各路兵数，他回答说：“西南路大兵齐进，东路兵只有俺自己亲丁数千人，且有各将所领，要不出满万耳。”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6。可知刘也带了几千家丁。明兵作战时，总是处于被围歼或被追击的被动局面，说明他们缺乏主动进攻精神。明朝还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北关叶赫和朝鲜援军身上。结果一直靠明朝支持的叶赫根本就没有走到战场上去，一仗未打就撤了兵。朝鲜的援军的确和后金兵有所交锋，但他们早就对明朝三心二意，到了关键时刻终于投降了后金。

再则，打仗总是作战双方的冲突。胜负不能只从一方面找原因。萨尔浒之战明军打了败仗，明朝自身方面可从社会、国家军队和将士等方面寻找原因。另一方面，后金的种种有利因素也是促成明军战败的原因。而这一方面也早已有人谈论过。清朝（后金）人谈他们之所以在这次决战中获胜，就是靠了“天命”。有人说后金把他们的年号称作“天命”就由此得名孟森曾提出天命、天聪均是尊号，而非年号，其清朝有年号自崇德始。见《明清史讲义》下册，373页。。当时讲天命最多的和最系统的是为后金编纂法典的大学者，也是亲身经历萨尔浒之战的额尔德尼。

按照额尔德尼的解释，明朝发动这场战争是违背天意的，所以他们四路的二十七万（后金当时的说法）大军三天之内被全歼。他说：“大明的万历帝，自戊午年（1618年）二月开始聚集军兵，整备器械。己未年（1619年）二月以二十七万兵，号称四十七万，四路出师，要想攻破诸申国（后金）英明汗所居住的大城（赫图阿拉），灭亡我国。不顾天意，自恃国大兵众，逆天而行。陷害诚正，恃强作恶，正是违背天意。如不是大明万历帝做的坏事太多，此二十七万大军，何以三日之内被全歼！这就是天谴之故。因诸申国的英明汗多是公正善良，故能三天之间连续驰逐，马不疲惫，诸贝勒大臣无一损伤。此即谓之天助。与明兵及朝鲜兵二十七万相攻战，杀彼二十余万，而诸申英明汗之兵死亡不足二百。”

额尔德尼把萨尔浒之战每个战役中后金的胜利都说由一种超现实的天命所决定。他说：“迎击抚顺一路的来兵，至一百六十里之外，败之于界藩、萨尔浒，并追杀三十余里。当夜驻守，又杀了逃兵。第二天，又将立营于瓦呼木、尚间崖、斐芬山的敌兵一一逐杀，然后返回大城。继而又南出瓦尔喀什，于嘉哈窝集歇息，与先行相距一百二十里的兵相会合，合兵驰骋逐杀，疲惫的马也恢复了元气，尽杀明兵，所余朝鲜兵投降。此皆天之所助！”

能言善辩的这位后金学者讲了许多战场上发生的有利于后金的事件，通通归之天命的主宰。他说：“初二从尚间崖发的一千兵，初三从尚间崖发的二千兵，和两天后落伍了又去的大贝勒的兵，就像约好一样相会，有此巧合的事例吗？即使从一个地方约定，而后分散行动的兵，恐怕也不会如此巧合！此皆天使之会合。何以知道得天之助呢？首战界藩、萨尔浒之夜，如非乘夜前去截击，便不会发现瓦哈木、尚间崖、斐芬山三营的敌兵。如第一天报告南方栋鄂路、呼兰路有敌兵来，岂不是不去攻界藩敌兵了吗？如调回来去迎战那两路的敌兵，而后听说扎喀路再有敌兵来，又将往何处攻呢？那是很困难的。把由一路进来的两道五营敌兵，两日间皆斩杀，再去迎击南方栋鄂路来的敌兵，将其全歼，如非天助，岂有此事？每次作战，使时间互相配合，将诸事处理完毕，身体得到休息，收了兵再发生别的事，如非天助，岂有可能？谁知道他们有那么多的人，谁看见他们有那么多的兵，又谁有那么众多的人呢？大明皇帝虽然依仗他的兵杀不尽，死不完，发兵来攻。他们那么多的兵，在一瞬间，绝非人力所能杀完。在一瞬间将其全部杀完，如非天助，岂能办到？正因为大明万历帝罪恶太多，明兵施放的千千万万枪炮，都是弹弹虚发。明兵射箭、砍刀、刺枪，都是个个落空。然而英明汗的兵，射箭、刺枪都得天神之助，刺则中，砍则断，岂非天助？”参见《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2册，110～114页。

后金的这位精通满汉语言文字的额尔德尼洋洋洒洒叙述了萨尔浒之战的全过程。对后金取得的胜利有些夸张，如说杀死明兵二十万显然失真，但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而他一再强调的获胜原因，一个个归之于天命都是不对的。后金在这次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其原因除了一些偶然的巧合以外，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没有一个超乎明清（后金）之上的天神做这些安排。不过额尔德尼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后金的统治者对他们自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感到非常意外。如努尔哈赤有和额尔德尼类似的言论。他曾说过：“大明皇帝以二十万兵，声言四十七万，分四路来战，各国闻之，若为我分兵破敌，必谓吾兵众；若为我往来剿杀，必为我兵强。究言之，闻于四方，无有不称善者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这一番表白，想说他的兵威无不慑服。但是给人的印象恰恰说明了当时的后金兵既不众，力也不强。他们那么强调得天之助，实际反映了人世间的隐忧。他们是在没有多大把握的情况下起而应战的。获得萨尔浒之战的巨大胜利是他们主观的努力结果。过了一个半世纪，清朝乾隆皇帝对此有较为实际的说明。他说：“呜呼，由是一战，而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游行克辽东，王基开，帝业定，岂易乎？允因我太祖求是于天复仇乎？祖同兄弟子侄之众，率股肱心膂之臣，亲冒石矢，授方略，一时圣嗣贤臣抒劳效悃，用成鸿猷。我大清亿万年丕丕基实肇乎此。”乾隆：《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碑文。

后金的获胜不是天助，是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即“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明军四路进兵，没有按约定时间行动，连两路都没有同时行动的，于是明军的“分进合击”正好遇上了后金兵的“合进分击”，结果明军以数量之多所占的优势立刻消失了，连杜松的一支主力进攻部队，也以二万之众遭后金三万兵马狙击，从而一军皆溃。不仅如此，明军各路进兵所差的时间，又为后金兵战胜一路，还手再战另一路赢得了机会，这有些偶然巧合，特别是刘一路，相差三四天才决战，如后金大部队不能及时赶到，他的一路明军很可能攻进赫图阿拉，而那将形成另一种结局了。但是没有造成那种结果，还是后金兵打得神速，调动得灵活。这里包含着指挥的正确。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新兴的后金，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广大群众支持他们的这次作战。在每一次交锋时，明军总是结营放枪炮，而后金兵就是敢冒着枪炮往上冲，一直顽强地把他们的阵营冲破。明军又总是一破营就逃跑，后金兵再乘锐追击。到头来就是明军一次次败亡，后金兵节节胜利。因此我们可以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明军的失误、愚蠢、怯懦等等所造成的可乘之机，毫无遗漏的都被后金兵利用了。

本文节选自《明清战争史略》一书 作者：孙文良 江苏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