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何蔑视民众

在我们常人的印象中，儒家是不相信鬼神的，至少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的学生子贡也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儒家向来敬鬼神而远之，这点毫无问题，他们追求的是在人世间建立一个理想的天国，而绝不冀望来世。

孔子为何蔑视民众

然而，人世光阴只是一霎，灵魂没有寄托，生在现世，有什么样的信念能让他们遵循秩序呢？这实在是可感可慨的事情。

孔子是很轻视大众的，这不在于他是多么自负，多么高高在上。只是他有智力和教育两项标准。如果一个人的智力达到了能够接受教育的水平，他也未必会轻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话出自《论语?泰伯》篇，是孔子的名言。这句赤裸裸轻蔑大众的话，曾经遭到无数人的诟病，实际上却是真理。有些维护儒家的学者，要假装民粹，屁颠屁颠地为孔子这句话做辩解，说什么它应当读为：“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知之。”也就是说，如果统治者要干什么大事，需要先耐心开导百姓，让百姓理解之后再去施行，显得孔子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这实在是没有必要的。

确实，“由”和“导”的古音是相近的，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战国竹简里，也有这句话，其中的“由”字也确实是写成“道”，可以读为“导”的。可是，这两个字究竟又有什么不同呢？“导”的意思绝不会是开导、引导，而是指统治者要充分了解百姓这个群体的习性，用他们最能接受的方式去治理他们，否则为什么要接下来说“不可使知之”呢？解放前的乌鲁木齐，是被称为“迪化”的，而那个“迪”，和它的声符“由”一样，其实也是“导”的意思，在古人看来，那么偏远的地方，王化未至，是需要我们儒家文明去给他们指出一条王化的康庄大道的，那是强制性的灌输，或者是诱导（其实，诱、导两个字就是同源词），而绝不会是商量式的开导。事实上，像孔子这么自负的人，哪里会有耐心去一个个开导老百姓，虽然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交了学费，他就会履行教育的职责，但学生能不能理解，也不是他的意志所能决定的。而且就算你想这么卖力，也绝对毫无效果。“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这句话说得简直无比正确。

主题先行，曲解文献，总是现在一些所谓新儒家的通病。更何况，就算“导”和“由”有一点不同，谁又能肯定《郭店楚墓竹简》里的“道”不是“由”的通假字呢？

其实，看不起民众，也没什么可丢脸的。民众要想被看得起，总得把自己变得聪明一点，勤练内功，以便自己进入被看得起的行列，这才是正经。

当然，儒家的看不起民众，和法家的愚民政策还是颇有不同的。儒家知道民众大部分是“不可使知之”，也就是没有能力让所有的人变得聪明起来，这是消极的愚民；而法家愚民却是积极而不遗余力的，碰到聪明的必定打压甚至消灭，因为人聪明了就不好统治。和儒家比起来，这就是可恶的，因为这剥夺了人上进的机会，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也降低了智力水准，从而导致其整体劣化。

话扯远了，我们回到孔子这里来，关于对民众的蔑视，我们从楚简的《鲁邦大旱》里更可以看出孔子的一贯立场。

《鲁邦大旱》是由六支残简组成的：

鲁邦大旱，哀公谓孔子：“不为我图之？”答曰：“邦大旱，无乃失诸刑与德乎？”“唯……之何哉？”孔子曰：“庶民知说之事鬼，不知刑与德，汝毋爱圭璧币帛于山川，正刑与……”出遇子贡，曰：“赐，而闻巷路之言，毋乃谓丘之答非与？”子贡曰：“否。”“抑吾子重名其与？”“若夫正刑与德，以事上天，此是哉。若夫毋爱圭璧币帛于山川，毋乃不可。夫山，石以为肤，木以为民，如天不雨，石将焦，木将死，其欲雨或甚于我，或必恃乎名（禜）乎？夫川，水以为肤，鱼以为民，如天不雨，水将涸，鱼将死，其欲雨或甚于我。又必恃乎名（禜）乎？”孔子曰：“呜呼……公岂不饭粱食肉哉？抑无如庶民何……”

虽然残缺，却不妨碍我们理解文义，简文是讲鲁国发生了大旱灾，鲁哀公就找来孔子，询问对策。孔子回答说：“大旱的原因，是刑和德两个方面没有搞好，政治不够清明。只有政治清明了，上天才会普降甘霖的。”可惜简文后面残缺了，孔子还说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了。

接着大概是鲁哀公带着哭腔问：“过去的事不提了，当前该怎么应付这个旱灾？您老人家倒是给出个具体主意。”

孔子回答：“唉，火烧眉睫了，现在搞好政治来不及了，好在老百姓没有文化，不懂得这么高深的道理。他们以为用‘说’（古代祭祀禳灾的一种）这种办法来祭祀神衹就可以了。所以只要主公你肯破财消灾，不吝惜金钱币帛去祭祀境内的名山大川，老百姓就会欢欣鼓舞。至于政治清明，等搞定这件事再说吧。”

鲁哀公喜滋滋地命令有关部门去办。过了几天，孔子出门，在路上碰到子贡，有些心虚地问：“赐啊，最近你有没有听到街巷里的老百姓怎么议论我？有没有人说我给主公的建议不可行？”

子贡似乎有些不高兴：“没有。”

孔子看出来了，问道：“你理解我给主公出的主意吗？要不你说说你的看法？”子贡说：“关于这件事，我认为正刑德，搞好政治，才是最正确的办法，可是您老人家却说要不惜金钱去祭祀山川，简直是莫明其妙啊。山，它的石头就像肌肤，树木就像百姓，如果天不下雨，石头将会枯焦，树木将会死去；川，它的水流就像肌肤，鱼就像百姓，如果天不下雨，水流就会枯竭，鱼也会死掉。所以，山川想要天下雨的欲望比我们人还要强烈得多，我们祭祀它们有什么用呢？”也难怪子贡发牢骚，“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句话就是子贡说的，他从来没听过孔子谈鬼神，现在当然没法理解。

孔子叹气道：“唉，你真是不懂事，主公他老人家这么关心百姓，算是很不错了。难道发生旱灾，会影响到他吗？就算物资再缺乏，都短不了他老人家的，他照样可以饱食粱肉。我要他祭祀山川，只不过是骗骗那些老百姓罢了。”

下面的话因为残缺，我们不知道孔子具体说了什么，不过可以推测出他的意思，他是说，自己之所以建议鲁哀公去祭祀山川，其实都是为了迎合老百姓的需要，并不是自己真的相信鬼神。鲁哀公也一样，他也并不是相信祭祀山川之后，就真的会下雨，但是这种姿态必须要做出来，以证明自己爱民如子。

这就是所谓的“圣人以神道设教”。自古凡是聪明的君主，都知道鬼神不可信。但是百姓这个群体是愚蠢的，你要跟他们谈什么地球自转、太阳公转、回归线、气候、季风、北大西洋暖流之类，阐述发生旱灾的原因，多半是白费力气；而设想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明，既省事，又管用，这就是统治的艺术。孔子显然是精通这一套的，对付这样一个愚昧的群体，企图通过给他们讲道理的方式去做某件事，那是注定会失败的。法国人勒庞曾经说过，百姓是一群绝对的乌合之众，即使是最有理智的人，一旦成为群体当中的一员，激情和愚昧马上也会将他淹没。他精辟地阐述道：

世上的一切伟人，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的政治学家，甚至说得再平庸一点，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有着出乎本能但往往是十分可靠的了解。正是因为对这种性格有正确的了解，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

像孔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难道还不懂得民众的心理吗？相比之下，子贡究竟是嫩多了，基本上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很奇怪的是，这么呆的一个人，怎么能在尔虞我诈的商界获得那样巨大的成功呢？

每当看见“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类话，就觉得有趣。作为群众的一员，我自然希望这句话是真理！可是，我究竟不是掩耳盗铃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