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的秘闻

“弥天大勇”。1945年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时，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曾经如此赞叹。

重庆谈判发生在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经过8年浴血奋战，英勇的中国军民终于打败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接下来，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国家，是全国人民一致的愿望。就在这时，蒋介石三电毛泽东，邀他前往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的秘闻

然而，国民党其实并无诚意，而蒋介石的刻薄寡义早有明证。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遭遇便是前车之鉴。但毛泽东还是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用行动昭告世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诚谋求和平的，是真正代表了中国人民利益和愿望的。

43天的谈判，未能达成人们想要的和平，却成为中国转折的契机。

“毛泽东先生来了！”

1945年8月28日，一向多雾的重庆却是个大晴天。

刚过中午，《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坐着吉普车，风风火火地来到《大公报》记者王淮冰家。石西民告诉王淮冰：“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下午要到重庆了。”约他一起去采访。

得知这个消息，王淮冰喜出望外。这几天，他与重庆新闻界的朋友们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毛泽东会不会冒险来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正反两方，各执一词，似乎都有自己的一番道理。没想到，议论正酣，毛泽东已经率团飞到重庆了！

王淮冰坐上石西民的吉普车，一路向机场飞奔，沿途又接了《大公报》记者彭子冈和《新民报》记者浦熙修，最后当郭沫若、于立群夫妇上车时，一辆小小的吉普车已挤满了人。

“僵持八年，令全国非常焦急关注的国共团结问题，已因中共领袖毛泽东氏飞临陪都而开朗。”王淮冰后来回忆，他这句新闻导语，就是在这辆闷热拥挤的吉普车中构思出来的。

当王淮冰等人走进候机室时，发现各党派人士早已守候多时了。民主同盟的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等几位老先生，不时伸着脖子向远处张望，急切之情溢于言表。相比之下，前来迎接贵宾的国民党官员周至柔、邵力子等人，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下午3时36分，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476650号军用飞机安然着陆。第一个走出机舱就是毛泽东。他头戴灰色拿破仑帽，身着蓝布中山装，还特意穿了一双新鞋子。紧随其后的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

为了捕捉这个难得的历史镜头，一群外国记者蜂拥而上，照相机的咔咔声不绝于耳，镁光灯闪成一片。亲自把毛泽东接到重庆的赫尔利看到这番情景，非常满意，悄悄地在毛泽东耳边说：“简直像在好莱坞。”

记者们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有的提问，有的递名片，有的抢着握手。一干民主人士却被挡在外面。年老、个儿小的沈钧儒，在人群外急得直跺脚，一边挤一边喊：“我是沈钧儒，我是沈钧儒！”

虽然接机场面非常热闹，但王淮冰发现，到场的多是外国记者，仅有的几个重庆本地记者还是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约来的。原来，为了减小毛泽东到渝的影响力，国民党对重庆本地的报纸封锁了消息。

时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编辑的王抡楦回忆，毛泽东到达重庆那天，《中央日报》编辑部异常紧张。蒋介石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布雷亲下指示：不发社论，不写专访，新闻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通稿。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总之一句话，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尽管如此，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消息还是像惊雷般在重庆上空炸开了。毛泽东到渝第二天，《大公报》发表了名为《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论。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兴奋地写道：

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

“重庆谈判”会像《大公报》期望的那样有一个“大团圆”结局吗？也许，坐在谈判桌边的蒋介石，从一开始就不这么乐观；也许，他根本没想到毛泽东会单刀赴会。

三封电报

毛泽东之所以来重庆谈判，皆因蒋介石那三封言辞恳切的电报。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当天，蒋介石给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邀请他来重庆“共商大计”：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秦立海告诉记者，蒋介石选择这个时候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大有深意。

德国投降后，美苏为争夺欧洲已成剑拔弩张之势。为了集中力量确保在欧洲的利益，美苏双方都希望能在亚洲保持某种平衡。看似对立的两大集团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

美国方面当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国民党，苏联的态度却相当微妙。按理说它应该支持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可这一次，它却把天平倾向了当时实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一方。

但要获得苏方的支持也不是件容易事，一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摆在了蒋介石的面前。这份条约虽名为“友好”，内容却丝毫看不出“友好”的味道。“条约”不但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还要求中苏共管长春铁路30年，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共享30年，大连为自由港。作为交换，苏联政府承诺一切援助都将给予中国国民政府，而不给中国共产党。

为了获取苏联的支持，蒋介石最终还是签下了这份条约。就在《中苏友好联盟条约》签订的同一天，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对赴渝谈判一事未置可否，而是要求蒋介石先答复朱德总司令的电报。

1945年8月10日，当日本表明投降之意时，蒋介石毫无心理准备——虽然德国早在5月份就投降了，美军在太平洋上与日军的逐岛争夺也节节胜利，但中国的大半壁江山还在日军手中，蒋介石估计中日之战怎么也得拖到1946年春夏之交才能结束。

突如其来的胜利，使蒋介石措手不及。彼时，最让他心焦的就是日军受降问题。当时在华日军还有100多万。谁接收了军队，就等于接收了100万人的武器给养。

当时，蒋介石的军队都在中国西南一隅，而共产党的人马却散落在华北、西北、华南的敌后解放区。就算美国调派飞机和军舰帮着国民党往原日军占领地区运兵，蒋介石也无法抢在共产党前面接受日军投降。

于是，心急火燎的蒋介石11日一早就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出了让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收缴日军枪械的荒唐命令。

8月16日，朱德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他不许第十八集团军收缴日军武器、接受日军投降的错误命令，并提出了“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的建议。

毛泽东要求蒋介石先答复受降问题再谈别的，可蒋介石对此大不以为然。他深夜在日记中轻蔑地写下：“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随后，他又反复推敲词句，写下了第二封电报。

这回，蒋介石把不让共产党受降的问题推给了盟军，声称盟军总部有统一规定和受降程序，中国战区不便于擅自更改。而后再一次要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并写道：“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

毛泽东继而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抗战中，周恩来长驻重庆，多次和蒋介石折冲周旋，由他作为谈判代表，其实是最适合不过，可这回蒋介石似乎是铁了心要请毛泽东出山，8月23日，第三封电报又来了，执意要毛泽东与周恩来同往，甚至连飞机都预备好了。

去，还是不去？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把这种联合政府称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他说：“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要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就是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的道路；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个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不过，人们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安全问题。深入虎穴与“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蒋介石谈判，能够安全返回吗？毛泽东是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临行前，他不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周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人开会。

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初谈不顺

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会后，蒋介石还邀请毛泽东在林园下榻。一对较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研究者秦立海对记者说，传统观点认为，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只是想将毛泽东一军。如果毛泽东不来，则可以把挑动内战的罪名扣在共产党头上；如果毛泽东来了，则可以趁机调兵遣将准备内战。

秦立海说：“这种观点固然有它的道理，但也不能认为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当时，蒋介石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又正值抗战胜利，他在国内外的地位可谓如日中天。他自然希望趁此机会逼中共就范。如果共产党迫于各方压力接受了和谈条件，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

“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他从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共，在他心目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更像封建时代的一种君臣关系。在这样的心态下，谈判注定不会顺利。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共方向国方正式提交了11条谈判要点。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政权和军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告诉记者，谈判要点的实质就是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整编问题。在解放区问题上，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双方的期望值，相差十万八千里。

看过共产党方面的这份方案后，蒋介石对国方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人说：“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在他看来，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这两条才具有诚意，其他各条“在内容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

其实，中共在筹备这次和谈时是做了相当大让步的。在1945年9月4日双方的“第一次谈话纪录”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周恩来对国方代表邵力子说：“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

周恩来此处提到的“联合政府”问题，实是一桩公案。

1944年11月，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自告奋勇到延安调停国共矛盾。刚刚上任的赫尔利信心满满，认为自己一定能做成这个和事老。

在与赫尔利谈判时，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五点协定草案，其核心问题就是把国民政府改组为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并提出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赫尔利觉得共产党的提议很公平，没有什么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

可当赫尔利拿着协议，兴冲冲返回重庆时，却被蒋介石兜头泼了一盆凉水。蒋介石明确表示，国民党绝不可能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联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

杨天石教授告诉记者，在蒋介石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多党”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认联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共产党人来国民政府中“做官”而已。

原本就是蒋介石说客的赫尔利，看到自己与中共的协议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又马上翻了脸，很快给中共发来了与五点协议背道而驰的三点协议。从这次反复中，共产党也明白，想让蒋介石接受联合政府的方案，无异于与虎谋皮。

为了表达诚意，在重庆谈判前，中共就在方案中有意隐去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参加政府”。这无疑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但即便是这样，蒋介石还是认为中共要求得太多。

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虽然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举步维艰，但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却异常丰富。在重庆的43天中，他会见民主人士，参加国际活动，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造访了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张澜的秘书吕光光回忆，张澜家旁边就住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特意嘱咐不要在客厅见面，而选在张澜的卧室中晤谈。

吕光光记得，宾主刚一落座，张澜就不安地对毛泽东说：“这明明是蒋介石演的假戏啊！国共两党要谈判嘛，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可以了。何必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呀……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

听了张澜的话，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随后，毛泽东又向张澜介绍了中共在此次和谈中提出的几项主张，张澜连声说：“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采纳施行。看起来，这场戏倒是有看头。”

在重庆，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欢，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大佬。毛泽东当时的秘书王炳南记得，起初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

毛泽东则开导大家：“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王炳南记得，与陈立夫一见面，毛泽东就提起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机锋，搞得陈立夫异常尴尬，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毛泽东在重庆与各界人士的交往，留下了很多佳话，其中影响最大的还要数《沁园春·雪》的发表。到达重庆的第四天，毛泽东就会见了老朋友柳亚子。柳亚子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又与毛泽东共事过一段。由于二人都爱好诗词，所以较一般朋友显得更加亲密。

得知老友到达重庆，柳亚子兴冲冲地来到毛泽东居住的桂园探望。柳亚子诗兴不减当年，一见面就赠了毛泽东一首诗。诗中有言：“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称赞毛泽东这次为了全国人民的福祉，涉险来重庆谈判的义举。

吟罢自己的诗，柳亚子又请毛泽东也赋诗一首。正值激烈的政治角力中，毛泽东哪有雅兴写诗，于是他就把1936年2月在陕北时所作的一首旧作《沁园春·雪》赠给了柳亚子。

柳亚子展读之余，赞叹毛泽东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

起初，柳亚子想把这首词拿到中共在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但《新华日报》的同志说，主席不想让青年人知道他做旧体诗，所以只发表了柳亚子的《和毛润之先生咏雪词》。可每每有朋友造访，柳亚子总忍不住拿出这首词与人一同鉴赏。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沁园春·雪》就在重庆传开了。

彼时，吴祖光正在重庆担任《新民晚报》副刊“西方夜谭”的主编。读到坊间传抄的《沁园春·雪》时，他击节称赞，认为作为一名报纸副刊编辑，遇到这样的好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后来，吴祖光先生回忆说，《新民晚报》是一张民营报纸，所受约束较少，于是就自作主张在《新民晚报》副刊上发表了这首《沁园春·雪》。他还在词后加了一段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沁园春·雪》发表时已是1945年11月份，毛泽东早已回到延安，但这首“咏雪”词还是轰动了山城。据说，蒋介石读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时，大为不安。他对自己的“文胆”陈布雷说：“我看他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想复古，想倒退。你赶快组织人，写文章批判他。”

可他们征集上来几十首《沁园春》词作，却没有一首能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相提并论的。

赫尔利再出马

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国共代表连续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还是毫无进展。

此时，肩负促成国共和谈任务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收到了回国述职的命令。掐指算来，他在中国已经呆了一年有余，国共双方的矛盾到底解决了多少？当初他拍着胸脯向美国总统杜鲁门保证促成国共合作，到底有没有谱？回国之前，他迫切地想拿到一份国共双方的书面协议。哪怕是纸上和平，也好向杜鲁门交差了。

但是国共双方谈了半个月仍各执一词，赫尔利急了！

9月17日，就在准备回国的前一天，赫尔利宴请了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和谈判代表。

席间，赫尔利表示，无论如何要尽快发一份公告，不仅说明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问题上所达成的谅解，而且也应该对军队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决定。

听双方说来说去，赫尔利发现谈判还是在军队问题上卡了壳。为了尽快拿到和谈协议，赫尔利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将国共军队照比例缩编的想法。对此，中共方面认为可以接受。

19日，在新一轮谈判中，周恩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262个师，我方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关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也提出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

尽管中共做了很大让步，赫尔利也为了等和谈结果而推迟了回国的行程，但国民党方面仍然不为所动。在21日的会谈中，国民党代表仅把允许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从原来的12个师增加到16个师。

在当日的“谈话纪录”中可以看到这样剑拔弩张的一幕。当国民党代表一一否定了中共的提议后，王若飞当场拍了桌子，气愤地说：“那么，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面对僵局，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就蒋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说领导各党各派，领导全中国，因此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

赫尔利当晚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把中共军队数量让至20个师。不过，蒋介石强调：中共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且不能再提按国军数目比例的事。

赫尔利的归国行程不能再拖了。他连夜找到毛泽东，想逼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最后通牒。但不论他如何巧舌如簧，气急败坏，乃至言辞尖利，毛泽东坚不让步。第二天，赫尔利只好带着他未完成的任务返回美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杀心暗起

9月27日，蒋介石索性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去了。

在飞机上，蒋介石看到了当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看到这段话，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爆发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忿忿地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身怀利器，杀心顿起。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炮制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到了西昌，他顾不上游山玩水，一个人闷在屋里策划着一个惊天之举。

200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开放了存放在该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作为长期研究蒋介石的专家，杨天石两度赴美研读《蒋介石日记》。在1945年9月29日的蒋介石日记中，杨天石看到他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文字。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看了好几遍，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杨天石对记者这样形容当时的震惊，“以前，从没有任何文献流露过蒋介石想趁重庆谈判期间扣押甚至审判毛泽东。”

杨天石告诉记者，对于“扣毛”的后果，蒋介石非常清楚，他首先想到了美苏双方可能的反应。由于当初赫尔利曾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大为光火，而苏联很可能“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觉得值。

看起来，蒋介石马上就要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扣毛、审毛了，但在第二天他又犹豫起来。10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怎么又回心转意了呢？杨天石对记者说：“审治毛泽东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蒋介石一定会想到一旦他孤注一掷，那么娄子可就捅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反应。最主要的是，中国刚刚打败日本，蒋介石觉得自己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他不相信毛泽东可以成事。他曾经说过，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哪怕把毛泽东放回去，甚至再发给他一枚“胜利勋章”，来日沙场上见，照样能稳操胜券。在日记中，蒋介石自负地写道：“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杨天石教授说，蒋介石一生中做过很多错误的判断，这恐怕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意外还是阴谋

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

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

在毛泽东回延安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谈判场上的火药味，几乎没有在《双十协定》中表现出来。《协定》一开篇就说：国共双方“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了谈判”。虽然双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至少从字面上看是积极的。

在《协定》中，中共对军队数量问题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从最初要求的48个师，已经降到24个或至少20个师，几乎达到了蒋介石的心理预期。但也不难看出，《双十协定》中还有许多未解之题，双方只有把各自的诉求都摆在上面。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受邀的国民党党政军和重庆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

张治中和毛泽东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治中甚至还乐观对大家说：“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全场来宾报以热烈鼓掌。

酒会一直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会后张治中还专门找来重庆有名的厉家班演了一出京剧《群英会》。

就在大家正兴致勃勃地看戏时，突然进来一个人在周恩来耳边耳语了几句，周恩来脸色骤变，起身出了会场。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记得，张治中和他看到这一情景都很纳闷。散会后回到政治部才知道，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被国民党士兵开枪打死了。

正值毛泽东要返回延安的当口，突然出了这么档子事，国共双方都非常紧张。是事故，还是谋杀？当时国共双方都搞不清楚。余湛邦记得，当晚张治中急得团团转，到处打电话询问情况。蒋介石也亲自命令戴笠调查此事。后经调查发现，这起事故是个意外。

原来，当天下午，柳亚子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拜见周恩来，了解谈判情况。谈了一会话后，柳亚子起身告辞。周恩来让李少石把柳亚子送回沙坪坝中央大学附近的家里，负责开车的是刚来不久的司机熊国华。

熊国华事后接受采访时回忆，送柳亚子出门时已是下午4时45分了，可5时半他就要送毛主席参加活动，他一路猛踩油门，到了中央大学门前时已经5时10分了。着急的熊国华对柳亚子说：“我5点半还有要事，必须赶回去，就不能把您送回家了。”

柳亚子下车步行回家。熊国华和李少石风驰电掣地往回赶。重庆多是山路，弯弯曲曲很不好走，行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附近是个下坡，由于车速太快，躲闪不及，车的后门撞倒了一个正在路边方便的国民党士兵。

熊国华回忆，当时他并没有察觉，还是一股劲地往前开。后面士兵大喊，他也没听见。被撞士兵的班长气急败坏，朝汽车开了枪。子弹穿过车后的工具箱，射进李少石的肺部。熊国华听见枪响回头一看，见李少石已经手捂胸口，满身是血了。熊国华赶紧开车把李少石送到了重庆市民医院。晚上7点，得知消息的周恩来赶到医院，李少石已经伤重不治。

得到汇报后，蒋介石如释重负。为了让公众眼见为实，他下令将被撞伤士兵吴应堂从中央医院转到市民医院，安排住在停放李少石遗体的病房隔壁。这样，来送别李少石的人们，同时也能看到被撞士兵的情形。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到市民医院，看望了被撞成重伤的吴应堂，诚挚地说：“对不起，我们的车撞伤了你，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向你表示歉意。我们会承担你的全部医疗费、营养费和后期治疗费，请你安心养病。”

一场风波过后，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陈诚、张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同志纷纷来到机场送行。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毛泽东以他大智大勇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

《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了，但现实并不那么乐观。正如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的那样：“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和平已经死了”

在《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也就是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共密令，告诫各级军人：对共产党“若不速与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

当年10月底，国民党军三十军、四十军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

12月1日，在昆明，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和特务，向反对内战的师生投掷手榴弹，炸死4人，重伤29人。

次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万余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当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等60多人。

5月，拿着美国装备的国民党军攻占了四平、长春、吉林……

6月23日，在南京下关车站，马叙伦等向国民政府和平请愿的民主人士，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徒殴打。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终于撕毁了停战协定，向各个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内战全面爆发。

在《双十协定》签订整整一年之后，为了争取最后的和平机会，民盟秘书长梁漱溟邀周恩来回南京继续和谈。当他乘了一夜的火车到达南京时，看见报纸上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的消息。无奈的梁漱溟凄然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但谁也没有想到，400万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在“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仅仅不到三年，人民军队便解放了全国。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人为之付出无数努力的和平虽然死了，但中华民族却在这血与火的考验中，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