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曾阻止儿子蒋经国反腐

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这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打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

宋美龄曾阻止儿子蒋经国反腐

其中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竟上涨到每石1800万元，而当时一般公教人员工资低微，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难以言状。许多人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的地步，生活痛苦到了极点。国统区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出现总崩溃，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7月下旬，蒋介石召集高级幕僚会议，提出了币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就经济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国的认可。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蒋介石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招待所谓民意代表及宁沪金融界人士，要求经济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发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派蒋经国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介石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蒋经国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蒋经国有蒋介石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蒋经国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相信充分运用所谓的“革命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在正式宣布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前一天，贾亦斌到南京励志社去找他，请他出席苏州青年军夏令营结业典礼。出乎贾亦斌的意料，蒋经国对贾说：“我另有重要任务不能出席，你代表我去吧！”贾亦斌惊奇地反问：“这不是早就说好了的吗！又有什么更为重要的任务呢？”他有些激动地说：“这次领袖委派我去上海负责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犯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将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贾亦斌未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问他：“发行金圆券的基金从何而来？”他回答说：“只需四五千万美元就够了，数目不多，好解决。”贾亦斌见他说得如此自信，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但认为如果能由此使贪官污吏和奸商得到惩处，物价能得到平抑，这对饱受物价暴涨之苦的人民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也感到高兴，当即对蒋提出了八个字的希望和祝愿：“秉公执法，早日成功！”然后握手告别。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亲自坐镇指挥上海的经济管制，立刻雷厉风行、大张旗鼓地行动起来。

首先，公布了有关的经济管制法令和物价管制办法，规定：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圆券，以取代法币，限于10月22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二、限于9月30日前，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元和外汇，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存放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四、一切商品不得超过8月19日的物价水平(俗称八·一九限价)，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和国际开支。

同时，蒋经国以《上海向何处去？》的醒目标题发表告上海人民书，以上海人民保护者的口吻宣称：“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他再一次向上海人民表示自己的决心：“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他借用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表明自己对豪门巨室决不留情，扬言要用高压手段来实行限价：“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还提出了“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倒豪门资本”；“铲除腐化势力和地痞流氓”；“打倒奸商和投机倒把”等一系列的口号。这些动听的言词，一时确实打动了许多人的心，认为蒋经国与其他国民党官员大为不同，由他来实行经济管制或许有成功的希望，更多的人则等待着观察他下一步采取什么实际行动。

为了执行经济管制法令，蒋经国立即在上海组织自己的“执法”队伍。他将赣南系、青干校和青年军的干部从全国各地纷纷调往上海，一时上海成了“太子系”紧张活动的中心，王升、李焕、江海东、江国栋等蒋经国系重要分子云集上海。蒋把“戳乱建国总队”第六大队调往上海，由王升担任大队长；后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蒋经国对亲信说：“‘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正像上海国际饭店的招牌一样，虽然不大，但名气很响，全国和全世界都知道。”9月22日，“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复兴公园举行成立大会，共有队员1万人，编成20个大队，分布在上海各个区，由王升任总队长。蒋经国邀请贾亦斌出席了成立大会，但贾未讲话。为了加强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蒋还抽调一部分大学生，成立了一个经济研究小组，由江国栋负责。为了开展工作，蒋经国还将中央干校校友会和青年军联谊会的基金调到上海，以便集中使用。

接着，蒋经国法出令行，果真轰轰烈烈地打起“老虎”来。他接连召见上海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杜月笙等人，软硬兼施，要他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外汇，否则即勒令停业；甚至声色俱厉，拍桌大骂，扬言：“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谁手里有多少黄金美钞，我们都清楚。谁不交，就按军法办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也四处出动，设立岗哨，检查行人；并与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人员混合编队，组成许多三人或五人小组，检查商店、工厂和仓库，登记囤积物资。对违反规定者蒋经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60余人，均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被捕入狱；荣、胡、韦三人后经托人疏通，分别罚款100万、30万和35万美元，才得以交保获释。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囤货炒股”的罪名被捕入狱，判了8个月的徒刑；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也被判刑。蒋经国还大开杀戒，以贯彻他“用人头平物价”的主张，借此威慑人心。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报上还刊登了王被处死时的大幅照片；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后来还杀了破坏经济管制的宪兵大队长姜公美。蒋经国还杀气腾腾地宣称：“在上海应当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

蒋经国的“铁腕”暂时发挥了作用，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一时舆论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有的报纸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称颂蒋经国为“蒋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为暂时的胜利所陶醉，想趁热打铁，借机在上海扎根，因而考虑先取代宣铁吾出任上海警备司令，等条件成熟再取代吴国桢，出任上海市长。这时，蒋经国想到了贾亦斌这个对他反贪官污吏仍存怀疑的人。他几次打电话到南京找贾亦斌，要贾亦斌立即到上海，一方面要贾亦斌看看他的“打虎”杰作，体验一下他反对贪官污吏和豪门奸商的决心；同时也想探询一下如他正式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时，贾亦斌是否愿意充当他的副手出任副司令之职。还有一件事，就是要贾亦斌为他筹备双十节“十万青年大检阅”。

贾亦斌于9月中旬到达上海，先在扬子饭店住下，旋即去外滩附近的中央银行看望他。但在那里，他忙于接待许多客人，无暇与贾亦斌交谈，于是他对贾亦斌说：“这里不好谈话，还是今天晚上8时到我家(林森中路逸村二号)来谈为好。”

当时，贾亦斌对他在上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打老虎”，博得舆论广泛赞扬，也感到高兴，但觉得那只是个开头，困难还在后头，成败尚难定论，特别担心他虎头蛇尾。当晚贾亦斌按时到了逸村，蒋经国显得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就座之后，他得意地问贾亦斌：“你看怎么样？”想听听贾亦斌对他在上海政绩的评价，并且满以为贾亦斌也会像别人那样称颂他。而贾亦斌却毫不隐讳地回答：“开头还不错，但我怕你后劲不足！”这不啻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他微露不悦之色，但也似乎有所触动。贾亦斌接着问他：“CC方面怎么样？”他的脸色由不悦转为惺怒，骂道：“他妈的，他们在上海控制着大小15家银行，我要同他们干到底！”贾亦斌相信他的话，因为蒋经国同CC派之间早存芥蒂，他们的明争暗斗路人皆知。但贾亦斌最担心的还不是CC派，而是宋美龄，因此贾亦斌又问：“夫人(指宋美龄)呢？”此问一出，他顿时呈现难言之状，站了起来，口含烟斗，紧锁眉头，踱来踱去，近半个小时，一言不发。贾亦斌坐在沙发上，感到局促不安，最后贾亦斌说：“今天不谈了，以后再说吧。”他说“好，我派车送你回旅馆。”谈话就此不欢而散，贾亦斌感到他一定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事后贾亦斌听说，蒋经国在这段时间里确实碰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9月下旬，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许多工商巨头开会。会议开始，蒋经国照例客气地表示感谢诸位对币制改革的支持，接着话锋一转，带着威胁的口吻说：“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兴风作浪，危害国计民生。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物资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他的话音刚落，老奸巨猾的杜月笙却不紧不慢地说道：“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一一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此时满座的目光都对着蒋经国，看他如何反应。杜的这番话反守为攻，指名道姓，完全出乎蒋的预料，他不由得一愣，但随即表示：“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蒋经国话虽然这么说，但回到办公室之后却感到事情棘手万分。因为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孔令侃，他是前行政院院长和中国的大财阀孔祥熙之子，其姨母则正是“第一夫人”宋美龄。宋美龄没有生儿育女，故对孔令侃视如己出，倍加宠爱，精心培植，孔、宋两家早已联为一体，密不可分，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而且扬子公司还在纽约、伦敦等地设有分公司，与美、英、法等国各大财团及国民党政府许多机构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孔令侃自认为靠山硬，谁也奈何他不得。蒋经国固然来头大，但又能把他怎么样？所以他没有把“太子”放在眼里。明明有令规定：午夜12时以后实行宵禁，不准行人通行，孔令侃偏在这时开车闯关，扬长而去；明明规定禁止囤积居奇，扬子公司偏偏乘机大搞囤积物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长王升和其手下人为此向蒋告状，蒋经国为之勃然大怒，但也不敢轻易在“太岁”头上动土。但如今杜月笙在会上这么一逼，他无法回避，不得不表态。扬子公司违法乱纪的事实路人皆知，整个上海都在拭目以待，看他如何动作。事情到这一地步，蒋经国只好横下一条心，向孔令侃开刀，于是命令经济警察大队长程义宽搜查并查封了扬子公司，但迟迟不对孔令侃本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表明他手下留情，仍留有余地和后路。

查封扬子公司成为一时的重大新闻，引起舆论的普遍关注。10月3日，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各家报刊争相报道“扬子公司案”消息，有的表示欢欣鼓舞，呼吁“清算豪门”；有的则因处理此案拖泥带水，缺乏前一阶段的雷厉风行作风，表示不满，指责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各种议论都有。

贾亦斌看到这种情况，预感到自己所言蒋经国“后劲不足”可能不幸而言中，因而很着急。于是在一次会见时，贾亦斌问他：“孔令侃案办不办？”他像没有听见一样，不予置答。此时蒋经国用行政手段勉强维持的上海经济秩序已出现崩溃之兆。物价开始飞涨，物资缺乏，生产停顿，到处出现抢购风，老百姓怨声载道。贾亦斌陪同他到申新九厂了解生产和原料供应情况及工人的情绪，看到沿途市面上出现了一片抢购风潮，贾亦斌与他的心情都很沉重。贾亦斌又追问他：“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他却王顾左右而言他，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接下去就不再说什么。

回到旅馆之后，贾亦斌反复琢磨他这句话的含义。觉得他是借此向贾亦斌暗示：他要后退了。对此贾亦斌想了很多很多。本来贾亦斌对实行经济管制能否奏效，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但认为在当时打击豪门、严惩贪官污吏和奸商，平抑暴涨的物价，对老百姓也不失为有利的一着。特别是当遇上真正囤积居奇、横行不法的“豪门资本”，全国人民拭目以待之时，贾亦斌认为绝不能退缩，应当大义灭亲，依法严惩。否则，无以向人民和历史交代。如果口号喊得震天响，一遇见真正的“老虎”就偃旗息鼓，那上海“打老虎”不成了一场具有讽刺意义的骗局了吗？对于国民党，贾亦斌早就失去了希望，但对于蒋经国，贾亦斌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能力的领导，几年来他对贾亦斌恩遇甚深，无论以公以私，无论作为部下和朋友，在此关键时刻，贾亦斌都有责任有义务向他进言，提醒、劝告他：坚持原则，不要犹豫不决，消极退缩。为此，贾亦斌主动到逸村二号去见他，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他本来情绪就不好，见贾亦斌又提起这个他最不愿意谈的话题，顿时发火了，他本来就沙哑的喉咙放得特别大，以训斥的语气嚷道：“孔令侃又没有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贾亦斌见他不仅不承认自己软弱、不敢碰孔令侃的事实，反而竟然以孔令侃无罪的口实为孔洗刷，为自己辩护，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驱使贾亦斌拍案而起，一掌击在桌上，大声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这就是江南所著《蒋经国传》中说到的“为了‘扬子案',经国的爱将贾亦斌曾和他拍过桌子”的一幕。尔后，他终于平静下来，叹了一口气，又无可奈何地说：“亦斌兄，你是有所不知，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啊！”他以个人须尽孝来为不能为国尽忠辩护，明显是把个人和家族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贾亦斌根本不能接受，于是便进一步对他说：“你有对你父亲尽孝的问题，而我只有对国家民族尽忠的问题。如不处理孔令侃一案，何以服国人，又何能救国家？”说罢贾亦斌便拂袖而去。回到饭店，贾亦斌连夜给他写了一封长达14页的长信，再次予以敦劝，结果自然仍是失望。

事后贾亦斌才得知扬子公司一案的内幕。原来开始时，蒋经国也想对孔令侃案进行处理，但受到了宋美龄的干预。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发现来势太大，便到南京向姨妈求救。宋美龄专程到沪，乘中秋节日把蒋经国、孔令侃约到永嘉路孔宅面谈，企图缓和两人的关系。宋美龄劝说道：“你们是表兄弟，我们一家人有话好说。”蒋经国对孔令侃说：“希望你顾全大局！”孔大吼一声说：“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最后两人大吵起来，蒋临走时说：“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令侃回答说：“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宋美龄一听，顿时脸色发白，手脚发抖，见他们不听劝告，各走极端，只好连忙打急电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上海出了大问题，要他火速乘飞机南下。当时，北平形势紧张，蒋介石正在北平主持军事会议和亲自督战，闻讯后立刻要傅作义代为主持，自己即乘飞机赴上海。傅作义对此极为不满，对人说“蒋先生不爱江山爱美人”！

蒋介石一到上海飞机场，宋美龄即带孔令侃首先登机，抢先向他告了蒋经国的状。然后由警备司令宣铁吾、市长吴国桢及蒋经国等陪同蒋氏夫妇到达天平路蒋宅，大家正准备坐下向蒋汇报情况并聆听指示，宋美龄却宣布：“总统长途南下，很疲乏了，一切事情明天再说。”蒋经国及文武官员只得悻悻告退。经宋美龄向蒋介石多方说明原委，说两家属于姻亲，有共同利害，家丑不可外扬等等，得到蒋的首肯。第二天蒋介石召蒋经国进见，痛骂一顿，训斥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要他立刻打消查抄扬子公司一事。父子交谈不到半小时，蒋经国就垂头丧气地出来了。接着，蒋介石又召见上海文武官员，亲自为扬子案开脱说：“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亲戚丢脸，谁又能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大家一听此言，只得唯唯诺诺而退。

在这一幕之后，上海警察局发言人也出面为孔令侃开脱，对外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使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曾经积极报道“扬子案”的上海《大众夜报》、《正言报》却很快被勒令停刊了。扬子公司一案风波就此平息，不了了之。

上海经济管制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蒋经国为了给自己壮大声势和炫耀力量，又准备于10月10日在上海举行双十节10万青年大检阅，他要贾亦斌负责筹备。贾亦斌将当时驻守苏州的青年军203师和驻守上海郊区的青年军209师调来上海，加上杭州、嘉兴两所青年中学的学生和“戡建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以及各大专院校青年军复员学生，约7、8万人，对外号称10万。检阅仪式在上海虹口体育场举行，由陆军副总司令关麟徵陪同蒋介石进行检阅。10月10日清晨，蒋经国要贾亦斌驱车前往东平路蒋宅迎接蒋介石。等贾亦斌赶到东平路，才得知蒋介石已乘飞机前往虹口。贾亦斌万万没有料到：近在咫尺的虹口体育场，蒋介石还要坐飞机去！事后听说这是军务局长俞济时临时出的一着妙计：先从东平路驱车到虹桥机场，坐飞机到大场机场，再坐汽车到虹口体育场，这样可以绕过上海闹市区，以避免遭愤怒的群众拦阻包围。如此草木皆兵，贾亦斌听了只觉得啼笑皆非。当天的大会主席是蒋经国，尽管内心空虚，他还是装出充满信心的样子，态度慷慨激昂。队伍经蒋介石检阅后，举行了游行示威，由精兵作先导，接着是摩托部队、炮兵和荷枪实弹的步兵，后面是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和各界人士。游行队伍出虹口公园后，沿四川路、外自渡桥、外滩、南京路行进，一路有气无力地呼喊口号，最后到跑马厅(现人民广场)宣布解散。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次检阅纯粹是虚张声势，它预示上海的这场闹剧就要落幕了。

曾经轰动一时的上海经济管制只维持了70天。被人为控制的物价又开始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金圆券价值一落千丈，很快变成了废纸，到处是疯狂的人群和抢购狂潮，许多人被挤死、踩死，情况混乱到了极点，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10月31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被迫宣布将限价改为抑价，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相继辞职，国民党的经济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随着经济管制政策的失败，蒋经国在上海的使命也宣告结束。结束那天，贾亦斌陪同他乘车前往上海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他以沙哑、悲哀的声音宣读了《告别上海市父老兄弟姐妹书》，向上海市民致以深切的歉意，并向大家告别。宣读完毕，蒋经国黯然泪下。在返回的途中，他沉默良久，最后对贾亦斌说：“上海经管失败比济南失守的后果更为严重。”蒋经国离沪前召集亲信开会，情绪低沉地说：“现在我们失败了，今后我们究竟到哪里去工作，做什么工作，现在都不知道，以后再说。你们自己要守纪律，多保重。”并指示王升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组织保存，活动停止”。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沪，返回杭州寓所，旋又转赴南京。上海“打老虎”的闹剧至此结束。

上海经济管制的失败对蒋经国的打击相当大，他对国民党政权和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悲观消极，情绪极度低落。回南京后，每日借酒浇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贾亦斌曾到励志社去看他，他一边喝酒，一边烧文件档案，甚至连印好的请柬也付之一炬。贾亦斌问他：“你烧请柬干什么？”他回答说：“亡国了，还请什么客？”绝望情绪溢于言表。贾亦斌感到他的无力和可怜，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上海“打老虎”给贾亦斌以深刻的教训，贾亦斌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腐朽黑暗内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国民党政权由他们掌握，只有走向灭亡。贾亦斌曾寄希望于蒋经国，希望他能有所作为，但事实证明：他也不能摆脱其父亲和家族的决定性影响，最后终于同他父亲合流，贾亦斌对蒋经国所抱的幻想最终破灭了。在贾亦斌的面前摆着两条道路：或者随波逐流，跟着蒋经国，作蒋家王朝的殉葬品；或者毅然决然，弃暗投明。贾亦斌陷入了痛苦的抉择。贾亦斌从小读孔孟之书，儒家忠孝节义的思想对贾亦斌影响甚深。想到蒋经国对贾亦斌的知遇之恩，一旦要弃他而去，心中确实不忍，又担心被人指责为“忘恩负义”，为此一再踌躇不决。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贾亦斌终于认识到：忠于个人是小忠，忠于国家民族乃是大忠，如因小忠而弃大忠，就是无原则的“愚忠”，两者不能俱全之际，只能牺牲前者，而选择后者。国民党执政20多年，腐败无能，弄到天怒人怨，为民所弃，已是不争的事实。民心所向即是个人选择的最好指南。贾亦斌不愿意执迷不悟，为这个腐朽的政权去殉葬，决心同蒋家王朝决裂，同蒋经国分道扬镳，去寻找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