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英国和美国的评价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事先拟订好的一份代号叫“巴巴罗沙”的计划，出动190个师，3700辆坦克，4900架飞机，47000门大炮和190艘战舰。军分三路以闪电战的方式突袭苏联。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向苏联人民发表广播演说，号召全体苏联人民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同希特勒法西斯做殊死的斗争，苏德战争全面爆发。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被誉为二战经典的转折之战，自此苏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并于1945年5月2日攻占德国首都柏林，5月8日，德国举行了无条件投降仪式，苏德战争就此结束。　

抗战时期中共对英国和美国的评价

“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

自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从中国撤走了最后一批军事顾问人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只能指望来自美国的援助了。理论上，只有苏联的援助才会对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有利，但事实上，当中共中央开始同美国援华人员接触后，他们很快就注意到，美国人未必不能援助中共。苏、美、英关系的密切发展，为中共中央开展对美外交扫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而美国政府在1942年底1943年初主动与中国政府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放弃在华特权等行动，也进一步使中共中央对在战时和战后与美国积极合作，逐渐抱以越来越大的期望。考虑到战后必须要面对的国共关系问题，中共中央更是必须要争取与美国建立起积极的合作关系。因此，在1943年之后，努力加强与美方人员的联系并积极对其施加政治影响，就自然成为共产党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要说服美国资产阶级同情和支持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这初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可想象。但在1943年，特别是1944年，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了。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确实有不少来到中国的美国官员对共产党人抱以好感，包括时任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的美国将军史迪威。他的日记中这时甚至会有许多称赞中共的文字，他甚至认为“中国老百姓在欢迎共产党”，为了能够“从压死人的捐税、虐待人的军队、戴笠特务(的恐怖)底下解放出来”，他们“把共产党看作是中国人民唯一的明确的希望”。而蒋介石则为了保持一党专政和特务统治，不仅憎恨共产党，企图消灭共产党，而且保存了一切供给他的武器，以便在日军撤退时好用来占领中共在敌后的根据地。

史迪威以及绝大多数美国人这时其实与中国共产党人从未有过任何接触，然而他们对国共两党的看法却表现得爱憎分明。在这里，中共的舆论宣传工作的确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像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受命在重庆广泛开展的外交活动，导致蒋介石政府在国际舆论面前受到极大压力，不得不收敛了对中共的打压行动。1943年因共产国际解散而出现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威胁时，中共中央又再度四处宣传并派人在重庆广为游说，致使苏、美、英三国大使高度重视，相继采取了行动。注意到这一宣传效力，中共中央还进一步开始进行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的宣传，抨击国民党抗战不力，要求重庆的中共代表将此类文件“秘密地交给外国人”，争取“使外国人能将此项文件传至美国”，以便影响美国舆论和政府对国共两党的态度。《毛泽东关于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文件发表时机致董必武电》，1943年8月15日。他们同时也注意到美国人与英国人明显不同，并针对这种不同制定了相应的策略。如中共中央就明确告诉重庆代表团称，英国人狡猾，与其交换情报易受欺;美国较诚实，故可与美国之进步人士交换情报，但须机密，“如史迪威总部愿建立电台联络延安，我们可派人至其台上工作，并用他们的密码”《中央关于和英美人士往来问题给董必武的指示》，1944年1月9日。。这些情况说明，中共中央几年来确实是有意识地在争取美国舆论和政府的同情。

但是，多数美国人对中共的好感，严格地说并不是中共进行广泛外交或宣传活动的结果。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美国舆论对于中共的同情，其实是那些普通记者和外交官们对中国国共两党进行实际考察和对比之后自发形成的印象。

这里面最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首先深入到陕北苏区去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于1938年在美国发表了他对中共红军的采访录，即《西行漫记》。该书公开出版之后，许多国家的人从中受到刺激和鼓舞。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印度加尔各答医疗队的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医生，美国的马海德、爱罗色医生，德国的米勃医生，奥地利的罗森塔尔医生，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埃文斯?卡尔逊，以及像贝特兰、爱泼斯坦、福尔曼、斯特朗、贝尔登、白劳德、斯坦因、贾菲、斯蒂尔等众多外国记者，之所以会不辞艰辛到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去，都是受到了斯诺这本书的感染和影响。在这本书里，中共和红军被描述成像早年开发美国西部的那些充满活力和幻想的清贫而艰苦的拓荒者一样，极容易打动富有冒险精神的美国人。这种印象也几乎烙进了每一个在斯诺之后到过陕甘宁边区和中共其他根据地，以及与中共成员进行过密切接触的美国人的大脑里。

这里面还不能不提到的一点是，美国也曾经是殖民地，在美国成长的历史中，一直伴随着争取自由、解放、民主和权利平等的斗争。对专制、独裁的天然反感，以及基督教崇尚的俭朴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使众多美国人天然地反感蒋介石的统治方式和众多国民党高官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面对充满了贪污腐化，同时独裁专制的国民党，中共的政治清廉、民主选举、经济自由和深得农民拥护的情况，不能不使他们中许多人对中共另眼相看，且充满期待。

美国年轻外交官对延安共产党人的描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记录。他写道：“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过着俭朴的生活，幻想着奇怪的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之神降临，面带羞涩地拜倒在外国投资的金犊之下，并且渴望自己能按世界标准受到尊重。”

很显然，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在他们眼里，中共理当不同于同样专制的苏联共产党，它注定应该更能代表中国的未来，也因而会更加符合美国人对战后中国未来发展的期望。这时来到中国的一批美国年轻外交官，如戴维斯、谢伟思等人，尤其看好中共未来的发展，并极力想要把中共引上不同于苏联的发展之道。

在国民党还统治着中国，并拥有比中共强大得多的实力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改变美国现实的对华政策。但是，第一，国共之间的不断摩擦和冲突，以及国民党将其相当部分主力集中在陕甘，封锁中共边区，力求保存实力，以便战后用来消灭共产党的情况，无疑使美国军政当局深感不安。他们越来越相信，国共之间的对抗与摩擦，是导致国民党难以将全力用于抗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敌后有着强大影响力的中共之所以也不能积极对日作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必须同时应付国民党人的军事压迫。第二，国共两党的内战危险直接影响着战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对于相信美国战后注定要与苏联发生对抗的众多美国外交官来说，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听任美国被蒋介石拖入到中国内战的泥沼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