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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行刺董卓献刀为挑拨董王相争

《三国演义》中曹操与刘备究竟是不是一革命一保皇的关系?不是。法与儒只是他们表面的手段,实际都心存“异志”。曹操是先拟传矫诏,后挟持天子;刘备是先违规吸收外姓兄弟,后放弃宗亲刘协诏封的左将军、宜城亭侯等官爵,另作他图。那么,罗贯中为什么要对两位篡逆者大书特书,还通过曹操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因为东汉天数已尽,理应改朝或换代,而曹、刘又是最先将个人志向与国家前途联系起来的人;最先实施破旧、立新同步战略的人;最先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探索第三种——徐图——解决方案的人。二人共同组成了“三国”初期最高效的双轨制的革命。且看他俩最初是如何巧借董卓吕布等人掘得第一桶金的。

曹操行刺董卓献刀为挑拨董王相争曹操行刺董卓献刀为挑拨董王相争

曹操刺董献刀是挑拨董王相争的大连环计

但凡喜欢《三国演义》的人,大都对曹操刺董未遂报以遗憾或揶揄,对王允所献的连环计则赞不绝口。实际上,王允哪堪与曹操相比,他只不过是曹操大连环计中的一个小环节而已。

先来作两个假设:一是假如曹操不去刺董卓会怎样?毫无疑问,继续默默无闻做他的“骁骑校尉”;二是假如曹操行刺成功会怎样?也只会是舍身为王允、李傕、郭汜或袁绍等人清了王侧、做了嫁衣。显然,这两种结果都不会是“有权谋、多机变”以及“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想要的。而他行刺献刀后的实际收益如何呢?赚得盆满钵满。向下,讨好了民众,得以迅速拢络一帮人马;向上,挑起了朝廷忠逆两派狗咬狗。在曹操刺董之前,董卓尚且抓不到保皇派领袖王允的辫子;王允则惧于董卓的淫威,只敢躲在家里低声抽泣。所以二人暂时相安无事。然而,当董卓调查到曹操行刺的宝刀借自王允时,二人就该反目了。七宝刀之于曹操的用途就如同貂婵之于王允。不禁要问,王允何以囤宝居奇、金屋藏娇?因为他是汉家的既得利益者、国家的超肥蛀虫!还有后文出现的大肆包养侍妾的董承,也是拼命维护自身利益的假忠臣。之所以说东汉当灭,除了帝王昏庸之外,还在于朝廷命官也没有一人是干净的了,乃一丘之“狗”。曹操看透了这一点。

其实,离间计的甜头曹操早就尝过,幼时曾故作中风状,诈倒于地,挑拨叔父与父亲的关系,“因此,操得恣意放荡。”此为人物个性铺垫。

曹操为什么要借刀,王允又为什么会借给他?

尽管此前“越骑校尉”伍孚行刺失败,尸骨未寒,但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对付权勇俱备、形影不离的董吕父子还是只有行刺一条路。下一步在于总结经验、改良武器。曹操猜度到这种公众心理,便在王允的寿宴上自告奋勇提出愿借七宝刀,再干一场。王允顿时被曹操的慷慨陈词折服,以为天降神侠,就毫不犹豫取刀相助了。——他设寿宴的意图也是为了招新刺客。

但接下来曹操却全然没有了刺客最起码的果敢和献身精神,动作变得怯懦而又暧昧。白白错过了董卓“倒身而卧,转面向内”的动态时机,直待他卧定,能从“衣镜”中反观到到外人时,才掣出宝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堂堂刺客做不到比肥猪董卓倒身、转面的动作更快?难道经常出入相府的校尉不知道董卓床上装有“观后镜”?(他是连王允的藏宝都打探清楚了的。)而且即便抽刀时被发现,也还是有时间大臂带动小臂,手起刀落呀。何必迫不及待下跪献刀呢?

对此,曹操向陈宫的解释是:“今事不成,乃天意也!”哈哈,除了彼时彼刻的陈宫,谁会相信制天命而为之的曹操的辞典里有“天意”呢?只会是“我故意”!从这个视角看,曹操的演技堪称精湛。第一步,让董卓稍起疑心。由于董卓从镜中看到了他拔刀的全部过程,所以即便生疑也不至于太起急。第二步,让董卓暂时打消疑虑。曹操知道董卓生性贪婪,所以借来了一口著名的七宝刀,虔诚相献,令其无法拒绝;第三步,让董卓认定他就是行刺。曹操离开相府后,故作心虚,仓皇逃跑,董卓这才决定全国通缉。操虽败犹荣,一夜成名。

与此同时,王允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几乎没被曹操气死。他心想,求人不如求己,便放弃暗杀的单边思维,背水一战策划起美人计、连环计来。

曹操后来对陈宫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明骂董卓,暗中一定也包括王允。只是曹操没有过多地自我陶醉,旋即趁热打铁,高扬“忠义”、“讨董”的大旗招兵买马。曹操是野心家,更是实干家,他够资格“通吃”。

曹操为什么不让董卓“突然死亡”?

仅仅以贪生怕死或两面三刀来评价曹操是肤浅的,他刺董献刀的行为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创新。

首先,曹操希望改进解决矛盾的方式,变急图为徐图。残酷的现实告诉曹操,杀一个董卓不难,难的是还有无数个董卓起来,欲速反不达。董卓本人就是得势于宫廷厮杀,他身后更有李、郭、张、樊群狼觊觎。很明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危机,须当有一批德才兼备的新锐整体取代朝廷的陈腐派系。然而,新人的成长和旧势力的垮台都需要时间。曹操改行刺为离间,便是将破旧与立新的矛盾引向了渐进的良性的更迭周期。

其次,曹操希望在儒、法之间寻找新的哲学理念。在很多人眼里,曹操是典型的法家,其实不然。如果他是纯法家,就混不进王允的圈子,也不会想到借刺董表忠心。当然,他更不是纯儒家,不会真为王允卖命。在曹操看来,国家仅仅依靠朝廷左、右两派争斗已经没有出路了,必须以下反上,以民反官。于是他就来了个借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实。这一做法虽然仍旧偏于激进,算不上正宗的“儒法混”,但却很适于摧毁死而不僵的朝廷。早年的曹阿瞒无可替代!

第三,曹操希望改变“英雄”的价值观,变追求虚名小利为实名大利;变追求短期效应为长期利益。作为一名刺客,不管行刺成功还是失败身亡,都只能得到一时的赞誉,转瞬即逝。比如伍孚得到的就是一首小诗:“汉末忠臣说伍孚,冲天豪气世间无。朝堂杀贼名犹在,万古堪称大丈夫。”曹操却得到了一支令李傕、郭汜等奸党闻风丧胆的军队。

如果不是曹操步步为营,分期分批清剿忠逆两股极端势力,汉末的战乱何时才能平息?当曹操将个人价值和国家利益同时最大化之后,谁还会计较他刺董时的“熊”样呢?

随着曹操思维的转变,“三国”便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暗杀无一成功,离间无一失败。甚至还发展出了反离间计。战争正式进入智力时代,英雄们都开始思考如何用最小的社会动荡换得最彻底的革命胜利。

虽说曹操瞧不起王允,但他还是相信,只要交上锋,重“智”的王允必能战胜重“勇”的董卓。所以他就放心地将灭董的任务转嫁给王允去办了。王允确乎留有一手,硬刀不灵用软刀,亮出了美女貂婵。

貂婵、王允的成功就是曹操的成功,而王允被逼跳楼则是曹操更大的成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曹操却没能战胜自己。自从完成刺董献刀的惊险一跃之后,他原本多疑的性格变得更加神经质了。不但在逃跑途中失手将吕伯奢全家灭门,还失口向陈宫暴露了“宁教我负天下人”的凶残本性。致使刚从董卓那里买来的“忠义”之名大打折扣。不过,从他放过救命恩人陈宫,说明他当时还不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纯法家。他的儒皮是逐层脱去的,直到头风痛不治,直到杀死名医华佗。行为是检验人生哲学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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