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怎么诞生的？

春秋与战国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别。战国时代战争的激烈程度和残酷程度都远超过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的贵族活得从容而优雅，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和关塞并不用遣重兵把守，因为人们不会不宣而战。而到了战国时代，各国防范森严，日日枕戈待旦，“不择手段”成了战争的主要手段。

因此，战国时代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也是春秋时代无法比拟的。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通常很小，“未有杀人累万者”，战争通常会在一天之内结束，很少有超过三天的大战。而在战国时代，战争旷日持久，十分惨烈，“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公元前293年，白起大败韩魏联军，史载被秦军斩首者达24万。而据文献统计，秦国在统一战争中一共屠杀了超过150万的他国士兵。

为什么会有这样差别呢？主要是因为初期才得到普及。

青铜时代形成的国家规模比较小，因为青铜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生产力。我们说过，青铜器很珍贵，所以主要用来做礼器和兵器，农业工具大部分还是木头和石头做的，所以粮食产量不高。

但是铁器出现就不同了。

我们知道，在铁器普及之前，春秋时代的各国并不是连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与国之间没有边界。西方汉学家吉德炜说，商代的国家结构如同瑞士干酪，里面充满了空洞。周王分封诸侯，只是派自己的兄弟子侄到一片荒蛮的大地上建立一个又一个殖民点而已。所以西周初期的一千多个方国，其实“领土就好似一个拥有超过1700个周朝堡垒、要塞和据点的群岛，其周围就是由潜在的村民和异族部落组成的汪洋大海”[1]。春秋时代以前的诸侯国，是一个一个点，而不是一片一片的，点和点之间是荒野，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所以叫“华夷杂处”。当时的游牧民族，并非只生活在中原王朝的北边，很多生活在中原各诸侯国之间的荒野上。

举个例子，宋国和郑国之间有隙地六邑，相当于今天三个县的面积，整整600年，这片土地一直是没人要的。总之，春秋以前，中国大部分国土是没开发的，开发的只占一小部分。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出现统一国家的压力。

但是，铁器普及后，粮食产量翻了一番，“若西周的亩产为每亩1石，则战国亩产（以每亩2石计）增加了100％”[2]，人口也迅速地爆炸式增长，荒野都被开辟，各国的疆界这时也开始连接，国土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一个统一的国家也就呼之欲出。

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春秋时代，人们可以活得很优雅，而到了冷酷的战国时代，人们必须活得精确且无情，才能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中幸存下来。

因此，法家学派诞生了。这是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兴起的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周代礼乐文明的基础是“人性善”。因为大家都出身于同一个家族，或者存在亲戚关系，所以相互之间提倡体谅包容，“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法家是怎么诞生的？

法家是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反叛者出现的。礼乐文化追求的是典雅、宽容、仁爱、稳定，这种文化性格适合和平年代，在生死存亡的战争年代就显得刻板、迟钝和颟顸。

法家学派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恶”。在人欲横流、生死存亡之秋的战国时代，“温良恭俭让”已经落伍了，没用了，人们必须放下温情，准备战斗。因此法家的思想就是通过变法摧毁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贵族制度，建立一套全新的统治方式，强化集权，扩大军队，提高战斗力，保证国家生存下去。

相比之下，法家文化直接、痛快、高效。法家推崇制度理性，要用制度而不是道德来解决问题，这个思路应该说比儒家更为高明。“法家学说主要是政治科学与社会科学，它就像马基雅维利的学说一样，是在理性主义、现实主义、经验主义的立场上审视政治与国家的产物，……蕴含了足够丰厚的现代性。”[3]法家改革者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勇气，不避锋芒、敢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气势，确实也让人感觉振奋。吕思勉说：“法家之学，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为新颖的。先秦诸子之学，只有这一家见用于时；而见用之后，居然能以之取天下；确非偶然之事。”[4]

然而法家文化是有严重缺陷的，它精于算计而不择手段：虽然高效但是残忍。

主导楚国变法的名将吴起在政治上的崛起，就是通过著名的“杀妻求将”来达成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吴起是鲁国人，娶了齐国女子为妻。后来齐国和鲁国交战，吴起因为“善用兵”而为人举荐，然而妻子的国籍成了吴起登坛拜将的障碍。“鲁疑之”，担心吴起不尽力。于是吴起毅然杀掉妻子，用妻子的头颅换来了自己的功成名遂。

因此法家提倡的是一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文化。[5]

法家学派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它的思考完全围绕着“君主利益”这个圆心，而不顾及其他阶层的利益。因此法家变法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民众当成君主的工具，通过严刑峻法，把百姓都变成亦兵亦农的斯巴达式战士，把国家改造成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

[1]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480页。

[2]李根蟠：《从银省山竹书〈田法〉看战国亩产和生产率》，《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3]喻中：《法家的现代性及其理解方式》，《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1月。

[4]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2014，第41页。

[5]法家只求实用，不讲原则。商鞅曾把礼乐、孝悌、诚信、仁义、非兵、羞战，列为有害国家的“六虱”。他说，只有杜绝了“六虱”，国家才能强盛。

本文内容摘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岳麓书社201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