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一次爱国救亡运动

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此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创办了《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湘学报》等报刊宣传维新变法。1898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标志着戊戌变法开始。变法历时103天，故又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

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国际经济背景：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

国际政治背景：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而亚洲的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迅速崛起。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国内政治形势：民族危机加深。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俄、奥、意、日等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

《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经济基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

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

思想基础：一、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二、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三、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直接起因：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但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而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

变法过程：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

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鼓吹变法，并组织强学会。

1896年8月，为了宣传变法而制造舆论中心，《时务报》在上海创刊。

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唐才常与谭嗣同在浏阳兴办算学馆，提倡新学，在长沙办时务学堂，编辑《湘学报》。次年又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

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8年，与谭嗣同创办南学会、群萌学会。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

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

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后来，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

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

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变法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变法运动的开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

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一次爱国救亡运动

1898年7月30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

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

1898年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1898年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老婆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遂向太后哭诉。

1898年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与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1898年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

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1898年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

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1898年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北京。前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1898年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

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1898年9月17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

光绪帝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

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

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

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次日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尽快出走。慈禧回宫。

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慈禧太后垂帘旁听，极为不满，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康有为离开北京。

变法结果：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1898年9月24日，刚毅奉太后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

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罢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1898年9月25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

戊戌六君子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

“戊戌变法”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变法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行不通的。它又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具有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