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墨家看似正义,实际上却不乏邪恶?

大司马按：没有墨家对秦国基层社会的整合，法家就无法施展其弱民之术，故而墨家实是法家的帮凶。一向标举兼爱、非攻的墨家为何和沦为这样的角色?其实何炳棣早已有专著论述。本文从思想角度探讨墨家暗中埋的坑，有利于大家更好的了解墨家。

墨子稍晚于孔子，到孟子时代，墨学的影响力极大，孟子说当时的情况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到韩非时代，韩非所见则是：“世之显学，儒墨也。”可见杨朱学派当时已经式微了。清代的汪中也说，墨子“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

正因为墨子的思想影响大，墨子又明确批评儒家的不是，这就遭来孟子和荀子的激烈批评，孟子甚至骂墨子“无君无父，是禽兽也”。但平情而论，儒墨两家的差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尤其是孟子，其对墨子的批评显然是过头了。

儒墨关系，可以从墨子的师承来入手分析。关于墨子的师承，有多种说法，考察墨子的言论，我倾向于汉代的《淮南子·要略》的说法：“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其为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受孔子之术”未必是亲受。“背周道”是真的，而夏代去周太远，“用夏政”只能是一种想象。即便如此，墨子对孔子还是相当尊重的。

简而言之，孔子是站在天下的角度规划理想国，墨子是站在平民的角度、尤其是小生产者的角度规划理想国。这一点，与当今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关系相仿，自由派主张自由，新左派就问，你主张的是谁的自由?是有钱人的自由吧?新左派自称是为穷人说话的，所以就不满自由派。只不过，如果我们虚拟一场孔墨对话，讨论的重点不是自由，是爱。

为什么说墨家看似正义,实际上却不乏邪恶?

关于儒墨关系，萧公权先生讲得最好，他说：“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墨学乃平民化之孔学。二者之言行，尽有程度上之差异，而其根本精神每可相通。”萧先生注意到了儒墨相似的一面，这一面，其实早在唐代，韩愈就注意到了，韩愈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

儒、墨关系，就是一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大同小异的关系。因此，讲墨子，需要与儒家对比来讲。

墨子的思想，大体可以概括为下面几个关键词：一是“兼爱”“非攻”;二是尚俭刻苦;三是“尚同”“尚贤”;四是“天志”“明鬼”。这几个关键词，又可以用“功利主义”一词统领。因为，墨子一切运思的目的，都在于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一、兼爱、非攻的逻辑缺陷

什么是“兼爱”，什么是“非攻”?前面我一再讲到，孔孟主张的爱是仁爱。所谓仁爱，就是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等差之爱。墨子主张“兼爱”，也就是无差别之爱。这两种爱的不同，可以从下面两句话的对比中看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主张的是推己及人。墨子说：“视人之父若其父。”他着意的是视人如己。墨子还说，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墨子为什么主张“兼爱”?因为他认为，天下的争乱起源于人们丧失了互爱之心。“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既然如此，怎么消除乱源?“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

无差别的爱何以可能?墨子说，因为它符合天道，所谓“天兼天下而爱之”。为什么墨子认为“天兼天下而爱之”?他的理由是：“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爱天下之人也。”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既然“天”分享了天下各国的祭品，就应该“兼爱”天下。这里的“天”，就是人格神。

墨子还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路：与天神交易，而不是无条件的信奉天神。至今，中国人求神拜佛，大都还是为了现实利益，如升官、发财、高中之类。中国甚至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俗谚。

显然，墨子的“兼爱”建立在“交相利”的基础上。他说：“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则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这显然是纯粹的功利主义态度。从纯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墨子甚至认为，“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

与墨子的“兼爱”相比，孔孟的仁爱虽然范围稍窄，但其基础却更为可靠，因为仁爱是基于人的自然感情和天性。孔子言仁，以仁心为起点;孟子言仁，以恻隐之心为端。墨子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讲“兼爱”，导致的问题是：不同的人帮助别人，得到的好处是一样的吗?如果我帮助人得到的好处不及我帮人付出的辛苦，我为什么还要帮人呢?

无论是仁爱还是“兼爱”，都是爱，所以墨子虽然攻儒，但从没有攻击儒家的仁爱思想。既然大家都主张爱，当然就会反对战争，因为战争会死人。事实上，鉴于春秋后期诸侯征伐日渐频繁，诸子百家大都反对战争，主张“非攻”。不过，很多思想家虽然反对战争，但却没什么办法阻止战争，比如孔孟，只是高唱仁义，无济于事。

墨子主张“非攻”，是因为侵略战争一方面不义，另一方面也无利。他总是对那些试图发动战争的诸侯说：你发动侵略战争，对谁都没利，你即便胜了，考虑到战争成本因素，也得不偿失;况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能侵略别人，别人也会伺机侵略你;这样下来，冤冤相报何时了?“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

这套说辞，比较切实，所以也有准备发动战争的诸侯因此偃旗息鼓的，墨子就曾成功说服诸侯止战。但是，不是所有战争对发动战争的一方都是无利的，或者说战争不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从功利主义出发，并不能完全阻止战争。好在墨子不仅主张“非攻”，还能从技术上教人自卫，教人外交睦邻的方法。

墨子思想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尚俭刻苦，其中包括“节用”、“非葬”、“非乐”等诸端。墨子的尚俭思想完全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的，也是针对儒家的。

二、“节用”反对美好生活

墨子主张“节用”，其标准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也就是说，只要够用就行了，不要浪费。问题在于，墨子给“够用”定的标准太低。比如，饮食上只要能“充虚继气，耳目聪明则止”，“不及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穿衣方面，只要冬暖夏凉就行;宫室建筑方面，只要可以御霜雪雨露、干净、留下祭祀的地方、足以防男女之别就行了，如此等等。可以说，墨子把俭朴强调到了极致的地步，他要人人都做苦行僧。

儒家非常强调礼乐，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墨子势必要“非礼”、“非乐”，因为他认为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维持基本的生活非但没有帮助，反而有害。他认为厚葬是把钱财埋了，守丧太久人就没法劳作，所谓“辍民之事，糜民之财”，长此以往，“国家必贫，人民必寡，邢政必乱”。“非乐”之旨，与此略同。墨子认为乐工不事生产，听乐者也会怠工，所以“乐”也是有百害无一利。

总之，按墨子的理想，人活着是首要的问题，所以他念兹在兹的全是如何吃饱穿暖的问题。他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除了维持人基本生存的衣食，精神方面的需求，比如娱乐、享受，他认为都没必要。他说：“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三、“尚同”是秦制之源

墨子从功利着眼构建其思想体系，但每个人对自己的利害的认识都是不同的，怎么办?墨子的办法是，政治上要“尚同”“尚贤”，整齐划一，宗教上要“天志”“明鬼”，相信天能主持公道。

“尚同”的逻辑是：在初民社会，人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顾各，如同禽兽。要脱离禽兽状态，“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再选贤者立为三公、诸侯、正长等辅助天子管理天下。然后，天子布告全天下，“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官员由上而下立，“尚同”由下而上推行。这样，就能实现天下一道同风。

墨子说：“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然后可矣。”“若苟上下不同义，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谁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需要指出的是，墨子这里所说的天子，不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皇帝，而是封建制下的共主，而天子之所以能治理天下，是因为他能遵从公意、公利(大意)。

墨子对自然状态的描述与霍布斯类似，二者都认为自然状态很恐怖，所以要结束自然状态，建构“利维坦”。我认为，因为墨子强调公意、公利，但事实上人民又不能利用公义，只能将其交给执政者，从这个角度说他是卢梭的思想导师或许也不算附会。

根据上述逻辑，“尚同”的社会，以各级官员都以“仁人”、“贤者”为前提，所以墨子“尚贤”。墨子说：“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这些观点，与儒家，尤其与后来的荀子几乎相同。那么，儒、墨的“尚贤”思想有无不同?也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孟子还保留世禄，“不得罪于巨室”，墨子反对官禄世及，反对举亲，“不党父兄，不偏富贵”，“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兄弟之阿”。二，儒家之贤，主要强调道德，墨子之贤，着重于能力和功利，墨子甚至认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贤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树艺，聚叔粟多而民足乎食。”从这个意义上看，儒墨虽然都“尚贤”，但所尚之贤却并不相同。

“尚同”理想到最高阶段是一个什么状态?那就是“大同”。《礼运》中的“大同篇”被很多人认为是儒家思想，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它体现的实际上是墨家思想。《礼运·大同》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四、天和鬼无法作为现实政治的保障

我在前面讲过，先秦诸子主要是人文主义者，但很难说墨子是人文主义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墨子独标天志明鬼说。孔子既悬置鬼神又注重祭祀，墨子说：“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这个驳论，很有道理。

事实上，墨子是先秦诸子中最能认识到主宰之天的价值的思想家。墨子说：“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又说：“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犹未去也。今若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

“天子总天下之义尚同于天。”“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墨子通过这两句话打通了天人关系。然而，如果人间的“尚同”社会是可欲的，墨子为什么还要尊天?在我看来，客观上是因为墨子对人没信心：

首先是对天子、贤人能否“兼爱”“尚同”没有十足的信心，所以墨子说“仁者寡”，君师父母不足法，则只能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天最公正，赏罚分明。“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墨子甚至说，他知道天子要向天祈福，没听说过天向天子祈福的。其次是对百姓没信心。“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不仅天贵、天知，鬼神也比人公正、智慧。墨子说，“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于聋瞽”。他之所以明鬼，也是因为鬼神能协助天赏贤罚暴。

墨子为什么不信任人?因为他认为人性恶。荀子此后主张人性恶，也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墨子的影响。墨子认为，上古时代“天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人如何才能趋善?首先要吃饱穿暖，所谓“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

总之，墨子构想的人间秩序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神权结构，天神高于一切，君权神授，君主再通过三公、诸侯、正长来齐民。

上面我曾引用墨子的“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的话来讲人间政治秩序的建立路径，很多人以为这里的“选”是“民选”，这完全是臆想。纵览《墨子》一书，贯通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墨子所谓的“选”天子、三公、诸侯、正长不可能是“民选”，只能是“天选”。《墨子·尚贤中》也明确讲：“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

易中天先生曾总结中国人有三个梦：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在我看来，墨家的梦还有一个，那就是“青天梦”。墨家最寄予期望的，首先是公正的青天，然后是明君，然后是清官，最后是侠客。

五、自相矛盾的墨家乌托邦

墨家本来同时就是一个纪律严明的社团组织，历代秘密会社都信奉墨子的基本教条，因此墨家本来就是侠客。如果说走投无路的普通中国人还只能靠侠客行侠仗义，墨家比一般人好的地方在于他们愿意自己成为侠客。因此，虽然墨家思想在墨子死后不再发展，甚至销声匿迹，但它实际上潜入了底层社会，每当社会走到剧烈动荡时期，墨家替天行道、行“兼爱”、讲义气、重然诺、称兄弟、共患难的主张就会与道教一起，成为反抗者、起义者的思想旗帜。一生研究道教的著名学者卿希泰先生认为，墨家学说本身就是道教思想的渊源之一。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墨子及墨家思想?在我看来，一言以蔽之，单纯的功利主义是没有前途的。

墨子出身匠作，他没有完成身份和思想上的超越突破，他的思想总是基于人要吃饭穿衣这个前提，他没有试图超越这个前提。他把“兼爱”作为外在的法则，作为判断人和事的法度，也只强调“兼爱”的社会效果，所以“兼爱”并非最高价值，他也无力回答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终极问题。既然一切从功利出发，这套理论就无法让人不计利益得失而始终奉行坚守，所以墨家必然走向衰亡。

让我们来看看墨子单纯的功利主义带来的逻辑矛盾：

墨子主张“兼爱”，但“兼爱”的原因不是发自人的内在情感需求，而是“交利”，因为每个人对利的理解不同，这就注定了“兼爱”不可能大规模推行。

墨子主张的“兼爱”表面上与基督教主张的博爱很相似，但二者却有实质性的不同：基督教的博爱来自于上帝的绝对命令，而且这绝对命令能引起基督徒的内心认可和共鸣，基督徒遵上帝的绝对命令行动，死后可以进入天堂;墨子的“兼爱”主要是功利的需要，他虽然也高扬天神的权威，但实际上也是从功利的角度利用天神，他也缺乏对死后的彼岸世界的构想，这样的天神如何能赢得人们的绝对认可呢?

从这个意义上看，墨家不是宗教，墨子更不是教主。更加矛盾的是，墨子既主张“天志”“明鬼”，又强调“非命”，而其之所以强调“非命”，还是从功利出发：“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下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

让我们进一步来对比墨子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的同异。

基督教的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一切价值的根源，祂既是公义的，又是博爱的;墨子的“天”也具有这些特征，这是二者之同。二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上面讲到的墨子的“天”是被人计较、计算甚至利用、交易的对象，而基督教的上帝则只是人信靠的对象。二是关于中保角色的问题。在基督教，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决定了祂是人与上帝沟通的最合适的中介、中保，因为祂的神性决定了祂的无私，祂的人性决定了祂能理解人类。墨子靠“天子”与“天”沟通，也就是说，“天子”是天人沟通的中介、中保，但这个“天子”本身介入了人间利益，统治国家就是最大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天子”不可能无私无伪。而作为神人沟通的中保如果做不到无私无伪，那么就不仅起不到中保作用，反而会造成虚伪的乌托邦。

不幸的是，墨子所造的，就是虚伪的乌托邦。再进而言之，合格的中保必须具备神人二性，而在中国的宗教、文化中，恰恰一直缺乏这种性质的中保。

墨子尚俭刻苦，之所以如此，也是从功利出发考量的结果，因为人必须劳动才能生存：“今人与此(禽兽)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君子不强听政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

人固然必须劳动才能生存，但人活着并不是为了劳动。而按墨子的构想，人就是一架工作的机器，而工作的目的也仅仅是满足衣食需求而已。这样的人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主张，不是反人性吗?墨子没有看到，娱乐也是人的本能需求;更没有看到，儒家主张的礼乐对社会教化的作用。再进一步，墨子既然对尚俭的主张到了自苦的地步，为什么又主张用高官厚禄任用贤人呢?贤人拿这些厚禄有什么用?

因其如此，所以庄子批评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也。恐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正也远矣。”荀子虽然继承、化用了墨子很多想法，但对墨子的批评也非常到位。荀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更重要的是，荀子提出了动态的财富发展观来批评墨子。荀子说：“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财富的总量是不断增加的，人们要吃饱穿暖根本不是个问题。墨子看不到这一点，必然导致“尚俭而称贫，非斗而日争”的结果。

墨子的“尚同”思想本来潜藏了民治的因子，但因为他不相信人，民治就不可能实现。又因为墨子的尚俭思想过于极端，“兼爱”与尚俭的结合，所导致的尚同社会一定不是共同富裕的社会，而是共同贫穷的社会。

墨子以吃饱穿暖为目标的功利主义从何而来?李泽厚先生认为，墨子的思想反应的是中国小生产者的理想，墨子思想中的矛盾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得到合理解释：

小生产者最在乎的就是利益，最基本的就是吃饱穿暖，而在先秦，这一需要并不是那么容易满足的。小生产者要组织、发展生产，就需要兼爱、互助。小生产者当然厌恶战争。小生产者本身力量不够，就需要明君、贤臣来主持公道。但现实的遭际让他们发现，明君、贤臣可遇不可求，那么他们自然就寄望于天神。

小生产者总是把自己的意愿折射到天上，靠公平正直的天来主宰一切，人好匍匐在天面前。但因为他们视野狭隘，所以他们无法设想一个基督教式的上帝。因为要获得较好的收成就必须靠自己努力劳作，所以他们又不能相信命运。因为中国长期是小农(小生产者之一类)社会，因此，墨家思想一直潜藏在小农身上。当然，这只是从思想的逻辑说，并不是说小农们读过墨子的书，从书本上认可墨子的思想。

当代中国还有不少小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自己接触过的与墨子的上述主张进行比对，看看其中是否存在某种必然的关联。

最后我必须声明的是，我不是看不起农民，农民身上有很多优秀的品质是值得尊敬的，任何职业本身都是平等的，问题不在职业，而在分离的、原子式的、附着在土地上缺乏流动性的生存方式与思想和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现代化的标准很多，农业的工业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当小农成为农业工人，小农才有成为真正的公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