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时的文字狱
清文字狱案例之戴名世《南山集》案
康熙朝的文字狱并不多，“文禁稍宽”是学人对他的评价。确实，如康熙也像其后人雍正、乾隆那样，那清初的那些思想大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早被抄家灭族了，要么根本不可能进行什么研究。但“文禁稍宽”不是说文禁不存在，如果触到了统治者的痛处，一样会有大祸临头。戴名世《南山集》案就是一例。
康熙五十年（1711），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检举当朝名士，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言狂悖”。康熙命刑部查处。于是一场文字大狱就此开幕。
那么，该文字大狱的主角戴名世是何许人也？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清史稿》中的戴名世传：“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喜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於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於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而出之也。”因太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戴名世与康熙同月同日生，但比康熙大一岁。他是个从小十分聪明的人，六岁从塾师学习，五年后即精通四书五经，以后更是探研经史百家。后因“家世零落”，“恒产尽失”，二十岁即课徒养亲。以后的行状如《清史稿》所言。戴自三十四岁后即游历“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这其实也效太史公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之所为，大约从此时戴就有凭一已之力，成一代之史（明史）的雄心。这在戴的《孓遗录》一文中表露无遗“（康熙）方宽文字之禁，欲成一代之史”。在游历期间，戴的文名也随之满天下。
戴名世才气横溢，自不免有些恃才傲物，“酒酣之时，吁嗟咄喳，旁若无人”，见王公贵人，最多不过一揖而已，因而也得罪了一些贵人。但说戴有反清思想也是不确的，戴早年或有对清的低触情绪，但后来见天下太平，国家全盛，不可能对他没有触动，他后来能去参加科考，就表明了其对清的认同。他要修明史，不过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认为修一部信史可以“以期无负盛世”，“报效国家”。
戴名世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从苏州进北京，考中举人。四十八年（1709）参加会试，中第一名贡士，殿试获一甲第二名进士（俗称榜眼），被授翰林编修，参与编篡明史。应该说，青年时即有心修明史的戴名世至少部分得偿所愿。但不期杀身之祸也正由此时种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按戴名世的文名及会试第一的成绩，大家都以为戴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今科状元，但不料状元竟为一无名小子赵诏熊所得。赵诏熊何许人也，他就是后来首告戴名世的赵申乔之子。赵申乔，字慎旃，江南武进人。康熙九年进士。为官廉洁且颇有德政，深为康熙所重，此时官都察院左都御史。既然状元出乎众所意料，大家不免有些清议，认为可能是赵申乔作了手脚的结果。但平心而论，此事更可能是康熙有意为之，因为状元都是钦点，以康熙之精明，赵申乔不可能操弄他；且赵申乔颇有操守，未必肯为此等无耻之事。可能是戴名世一向狂名在外，康熙故有意压压他的傲气耳。但无论如何，赵、戴就此结怨。
五十一年（1712），刑部上奏康熙，查实戴十年前刊印的一本叫《南山集偶抄》的书中“悖逆”之处有：《与余生书》一文中录有南明三王年号，并将南明与蜀汉、南宋相比，认为未可以伪朝视之。在另一文《与弟子倪生书》一文中提到清开端应为康熙元年，顺治朝不得为正统。《南山集》中尚记有以下内容“….（太子）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太子外祖也。是时，太子秭长公主，栖于奎家，相见掩面器。奎举家拜伏称臣。已而奎俱祸，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伪，今在臣家。奎不敢匿也’。因召群臣识之。或言为真，或言为伪，谓真者皆死。太子后杀于狱中”。
《南山集偶抄》为十年前戴之门人尤云鄂所刊印，南明三王年号及事迹是戴从方孝标一书《滇黔纪闻》处抄得。方家的与戴齐名的一个大名士方苞为此书作序。这使此案一下又牵涉到了另一大家族——安徽桐城方家。
方孝标，别号岗楼，安徽桐城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曾官弘文院侍读学士。1657年“南闱科场案”发，因其弟方章钺卷入其中，“方章钺……俱著责40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三年后，康熙即位大赫天下，方家得回故里。
康熙9年，方孝标游历了一次滇黔，回来后追记成书，名曰《滇黔纪闻》。书中记录了永历帝在滇的覆灭，南明的忠义之士、遗民的事迹，李定国北伐等史事。
刑部原拟对此案以“大逆”论处。这样戴名世将被凌迟处死，其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十六岁以上者将被立斩，十五岁以下者及女眷将发边或作功臣奴仆。为《南山集》作序者方苞等人将处绞刑。同时与此案有涉的方孝标家族也将被一并治罪。
康熙却没有对此立即处理，因为即使按《大清律》，此案也够不上“大逆”的罪名。康熙其实对此案中的所谓“悖逆”文字并不十分在意，因为如果以此为标准，则康熙朝那些明之遗老王夫之等人的文字有又当如何？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的“（对付夷狄）杀之不能为不义，诱之不能为不信”等等简直是叫人造反，但康熙都视若无睹，独不能轻放此案乎？但康熙最终还是没有放过此案，只是从轻论处。二年后，五十二年（1713）康熙下诏：
戴名世立刻处斩，方孝标此时早死，但仍被发棺“戮尸”。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峰等，孙子方式济等，以及方家的族人方苞，方贞观、方世军等被流放黑龙江。
康熙为什么最后还是要成此冤狱呢？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戴名世关于前明太子的那段文字。虽说那段文字说到的是多尔衮，但康熙在几年前刚用同样的手法把最后一个崇祯的儿子（已经七十五岁了）以“他们冒充前明太子”的罪名加以诛杀，而且杀了他的全部儿子。这段隐私，不能不说是康熙的一个心病，戴名世居然对此不知忌讳，康熙也只好那他开刀了。
关于《南山集》案中的一些人后的命运，可看以下资料：
方苞(1668～1749)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派创始人。32岁参加江南乡试中举，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第四，因母病，未参加殿试。五十年，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两年，后经李光地营救免死，编入汉军旗籍管制，以白衣平民入南书房，后移养蒙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元年(1723)赦还原藉。九年，授左右允，次年迁待讲学士，十一年，迁内阁学士、礼部待郎，充《一统志》总裁。乾隆元年(1736)充《三礼义疏》副总裁，七年，因病辞归，赐翰林院待讲衔。治经以宋儒为宗，尤致力于《春秋》、《三礼》。论文提倡“义法”，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后桐城派的文论，以此为纲领加以补充发展。著有《周官集注》、《周官辩》、《周官析疑》、《考工记析疑》、《仪礼析疑》、《丧礼或问》、《礼记析疑》、《左传义法举要》、《春秋通论》、《春秋直解》、《春秋比事目录》、《离骚正义》、《方苞文集》等。
方观承(1698～1768)字遐谷，号问亭，又号宜田。清治水与植棉专家。式济子。少年因《南山集》案牵连，祖父、父亲被流放黑龙江，他与兄观象寄居于江宁清凉山僧寺。因书法被平郡王福彭赏识，任症郡王记室。清雍正十年(1732)随福彭征准噶尔，十三年，补内阁中书。乾隆二年(1737)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吏部郎中。七年，授直隶清河道，后历任按察使、布政使、山东巡抚、浙江巡抚、直隶总督。二十年，加太子太保，署陕甘总督。闪年仍任直隶总督。总督直隶20年，重视治水、兴修水利以及棉花生产，先后治理永定河方略数下疏，延赵一清、戴震辑《直隶河渠书》130余卷。三十年，绘制《棉花图》(又名《木棉图说》)16幅进呈乾隆，系统地说明从种植到制成棉布的过程，总结了每个生产程序的生产经验，并在当地推行。病卒后，谥恪敏。蓍有《述本堂诗集十八种》、《述本堂诗续集》、《薇香集》、《燕香集》、《问亭集》，另与秦惠田同撰《五礼通考》。
告密者赵申乔是个清官、能吏。《清史稿》载：“…….二十年，授河南商丘知县，有惠政。二十五年，以贤能行取，命以主事用。二十七年，授刑部主事。三十年，迁员外郎，以病乞归。四十年，以直隶巡抚李光地荐，召见，上察申乔敬慎，超擢浙江布政使。陛辞，上谕曰：“浙江财赋地，自张鹏翮后，钱粮多蒙混，当秉公察核，不亏帑，不累民。布政使为一省表率，尔清廉，属吏自皆守法。”申乔顿首谢曰：“臣蒙皇上特擢，不黾勉为好官，请置重典。”申乔上官，不挟幕客，治事皆躬亲，例得火耗，悉屏不取。四十一年，上谕奖申乔居官清，能践其言，就迁巡抚。布政使旧有贴解费，岁支不过十之五，申乔积二千馀金，封识以授代者，曰：“吾奏销不名一钱，后将难继，得此足办一岁事，毋以扰民也。”钱塘江潮啮塘，申乔令镕铁贯石，筑子塘为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