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汤显祖人生经历解读中国古代文人情结

华夏中国古代文人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都会涌现一批有政治抱负的文人，他们都有政治情结。这种政治情结的产生固然有经济也就出于生计的考虑。也有在政治理想方面的原因一批一代又一代具有政治情结的文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政好多都以悲剧结尾，不但政治理想没有实现，而且个人的人生也跌宕起伏，招致不幸。在我们当下对中国古代文人的风骨以及社会责任感，都是予以肯定赞美。

我们大众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对于国家以及社会责任感的一种自觉，但是我们应该也要看到古代文人在对人生以及自我价值的认识上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文人从政大多悲剧结尾固然有封建政治腐败，党派斗争剧烈的原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文人自身也有很大的原因，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并不一定有较高的政治修养。

汤显祖也是如此，他一直有很强的政治目标，他凭借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踏上了一条宦海浮沉之路。汤显祖生活于明朝中期，汤显祖他年少聪慧，家学渊源。汤显祖天资聪慧，从小受家庭熏陶，勤奋好学。汤显祖于二十一岁便突破了穷秀才富举人的局限，得以高中。

他在当时的文人中才学称得上出类拔萃。但是，当时随着社会腐朽，科举制度已经腐败。考试制度已经成了空架子，幕后交易经常发生，成为了贵族子弟镀金的方法。万历五年和万历八年的两次会试，当时的首府张居正为了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为了让世人相信，也为了让自己儿子才学得到公认。便想拉拢有真才实学的人来作为证明。科举制度在当时已经名存实亡，成为了贵族子弟合理世袭的骗局，并不以才学来作为选拔标准。在得知沈懋学、汤显祖等人的才名远扬后，便派自己的叔父去笼络拉拢他们，告诉他们只要同宰相，就承诺他们科举考试可以被取中在头几名。

凭借宰相的威信，以及许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的诱惑，沈懋学等人决定和其合作，果不其然高中高科。但是汤显祖却拒绝了这次众人以为的好机会，他虽然并不反对张居正的改革，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憎恶这种政治交易以及腐败的风气。所以他两次都严肃的拒绝了党派的招揽。因此张居正当政的年间，汤显祖名落孙山。不知如此，在张居正掌权的岁月中，他被落第了。但是也因为他品性高洁，不与其他人同流合污，他高尚的人格得到了大家的称赞，也因此声名大噪。张居正去世之后，后面的两个继任的张四维和申时行曾经以翰林的官位拉拢，均被他严词拒绝。

万历十一年汤显祖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才中了三甲一二百二十一名进士，开始了他跌宕起伏宦海沉浮之路。万历十九年的时候，汤显祖上了一篇《论辅臣科臣疏》，罗列了当时首辅申时行和科臣胡汝宁、杨文举等人贪赃枉法的罪行，但是却反遭诬陷，放逐到了徐闻县当典史。纵观汤显祖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汤显祖作为明朝的一个著名的文人，才学显而易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在政治生涯中其实一直是一个不合格政客。那么让我们从他的一生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结局为什么大多为悲剧。

知识分子的的政治情结是由高到低的，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便是由低到高。最低层次的需求当然是生计，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而更高层次的需求则是上升到政治理想方面，实现人生价值。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谋生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法:第一,从政入仕。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报于帝王家。做了官,做了官封妻荫子达到社会地位的提高。第二,投靠高管。文人在仕途受阻之时，很多人都会选择投靠高官或者门阀，做门客、幕僚、师爷之类。第三,私塾老师。如果连第二种方法也做不到，就开私塾教书。由这个我们看出私塾无疑是知识分子的首选。

写作虽然是文人知识分子的拿手长处，但在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想仅仅依靠依靠写作谋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中国古代出版发行并没有体系，很少有专业化程度高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并不像现代社会，文稿的发表出版再版都可以获得丰富的收益。古代知识分子的作品即使有人买,也获得不了多少稿酬。作品的誊写、抄录以及印刷大都是作者自己宣发。即使广为流传也不会给作者带来多少收益。所以，如果在中国古代做专业作家，肯定穷愁潦倒无疑。知识分子的写作更多的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言论，以此来长远的解决生气问题是不可能的至于经商，在中国古代重农医商的环境之中文人经商是文人所看不起的，因此大家都在入世的这一条独木桥上通行。

透过汤显祖人生经历解读中国古代文人情结

中国古代的阶层划分的十分的明显，文人属于世的阶层，通常情况下即使生活落魄，家到中落，生气问题从下十分严峻，文人也不愿意出去经商，我就是不知道能文人的写作,更多的是立言的需要,而想以此来解决生计问题是不可能的。有许多落魄知识分子生活就极为艰苦,如蒲松龄、杜甫、柳永等人,都是穷困潦倒一生,曹雪芹为了为了谋生甚至靠做风筝来贴补家用。

从政入仕是知识分子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需要。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受到当时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是官本位的社会,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始终是当官科举走仕途。把是不是当官，官当到多大,作为衡量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商人虽然有钱，但是在重农抑商的古代社会，地位并不高,在百姓民众青楼女子眼中比不上潦倒穷困的文人。文人虽然有才学,但是从古代社会“九儒十丐”的“排行榜”中，可以看到其地位在古代根本不高。那些在我们现在眼中的大文豪，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中并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也并没有人认为他们留下的作品是非常有价值的，并且是他们人生价值的体现。虽然曹丕曾经提出“文学是经世之伟业”，但是并没有在当时社会形成普遍的认知观念。知识分子只是认为唯有在政治上经世济用、建功立业才算是有所成就。作为知识分子只有科举入仕，当官做宰，才是知识分子的人生的理想,才可以表示实现了个人价值。

所以苏轼在写《赤壁怀古》时，想到周瑜在年轻时就已经建功立业,就会联想到自己，感慨自己与先人相比一事无成。其实对我们而言，苏轼在文学政治军事上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从政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自己治国理想治国安邦，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的需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设计的一条大路。而儒家公认的处世原则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的思想是积极入世，树立社会责任感。这些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所以，他们会自觉地将救济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义不容辞,作为自己不断努力奋斗的目标。

比如唐代大诗人就把白居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做为自己的信条和座右铭。而要实现济天下，具备“达”是前提条件。只有做到“达",从政入仕做官当宰，得到朝廷和天子的重用,成功跻身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才可以兼济天下，更好地治国安邦。要不然，一切治国安邦的想法都很难付诸实践，纵然高昂的政治热情、详细的政治方略也都是空谈。

汤显祖作为明朝的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也正是如此纵观他的政治生涯一直以兼济天下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然而明朝的腐败制度，以及官场的风气只得汤显祖的政治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跌宕起伏，悲剧结尾。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知识分子在入仕从政的过程中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并不是才学过人，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从政就一定能平步青云。而知识分子从政大多以悲剧结尾，形成的原因也不是只有一个方面，而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来讲，即使文学素养高，也不一定代表自己一定可以有完美的政治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