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焕的投降直接毁了南宋的半壁江山

1264年，在平定山东李璮之乱，降服漠北阿里不哥之后，忽必烈剑指南宋，开始出兵襄樊。忽必烈军采取筑堡连城、长期围困、水陆阻援、待机破城等战法，集兵十万围城。这一围就是六年多时间。

1269年，忽必烈军在襄樊城外筑成十多处城堡，切断了宋军的东西南北之援，襄樊被紧紧困住。到1272年十一月，元军已经彻底扫清襄樊外围，烧掉连接襄阳与樊城间的浮桥，切断两城之间的救援通道，开始强攻樊城。

在回回砲的助力下，粮尽援绝的樊城终于被攻破。南宋守将牛富率百余人，坚持巷战，三天后身负重伤，赴火自尽而死。樊城被屠。

樊城失守，剩下孤城的襄阳大势已去。元参知政事、大将阿里海牙亲至襄阳城下劝降，并折矢为誓，对守将吕文焕许以尊官厚禄，允诺绝不杀降。吕文焕终于以襄阳之城向元军投降。襄阳都统范天顺自缢殉国。

六年的坚守，历经多种艰难。从这方面来说，吕文焕当是对得起南宋王朝。因此也有许多人为投降的吕文焕鸣冤。因为投降而保住了襄阳全城军民的性命，吕文焕甚至还被有些称为“英雄”。

襄阳城破，其主要责任的确不能全算在吕文焕身上。但不管怎么说，襄阳还是在吕文焕的手中被献了出去。既便有再大的冤枉与委屈，吕文焕却并未顾及由此给南宋带来的巨大灾难。毕竟这个国家，不仅养着他，还为吕氏全族人提供着无上的权势与富贵。称其为“英雄”，那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吕文焕的投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换个主子，以延续吕氏族人继续的权势与富贵。

降敌之后的吕文焕，给自己找的理由是“襄守六年不救”，意思是他苦守了六年时间，朝廷却没有一兵一卒来援救襄阳。这个理由也成为后人诟病贾似道祸国的一个证据。但这是个推卸责任的说辞，根本占不住脚。

在襄阳被围之初，宋廷就准备以高达取代吕文焕守襄阳，却被信心十足的吕文焕拒绝了。咸淳四年（1268年）十二月，南宋调四川安抚制置使夏贵为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两淮都统张世杰为京湖都统，前往增襄樊援。

咸淳六年（1270年）正月，南宋又任李庭芝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替代因病去世的吕文德主持京湖战场，负责援襄之战。十月，再遣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率苏刘义、夏松，领十万军援助襄樊。连同上一年先期到达的张世杰和夏贵部，南宋几乎将所有能征用的前线部队，全部调集到了京湖战场。

同时，宋廷又拿出巨额钱财犒赏京湖前线士兵。六月，给襄、郢守军钱二百万贯。八月，给李庭芝钱三百万贯，到郢州调遣犒师。给夏贵二百万贯供其随军给用。

当时有人批评：“今朝廷竭天下财力，以援一州而不能。”说的就是这个事。救援襄樊的行动虽然最终失败，但不能因此认为南宋朝廷上下没有为救援而努力过。

刘整投降时，对当时南宋的影响仅限于泸州一地的军民。随后泸州也被宋军夺回，因此损失被有效地控制住。而吕文焕的降敌，则给南宋带来了致命的危害。他不仅献上了襄阳的全部守军与水师，也为元军献上整条的长江防线。

宋廷得到襄阳城破吕文焕降敌的消息后，朝廷上讨论对此事的处理时，吕文福还在为其降敌行为辩护，说吕文焕是被人裹挟，投降并非其自己的意愿。而朝廷竟然还认可了这种说法，对于降敌的吕文焕家族没有做出任何处理意见，只是下诏让吕氏子弟“勉力捍御，毋坠家声”。同时却将弹劾吕氏集团的李庭芝及其部将苏刘义、范友信等贬斥到广南。

虽然南宋此时已经确实无力处理吕文焕，但是这种对于吕氏族人的放纵，却助长了吕氏整个集团的投降欲望。

吕文焕的投降直接毁了南宋的半壁江山

1274年六月，忽必烈以“问罪”诏书形式，发动了对南宋战争的总动员令。元军把主攻方向放在右路，于襄阳地集结了二十万大军，由左丞相伯颜、史天泽（因病北返，并未参于灭宋之战）为统帅。被任为荆湖省参知政事的吕文焕统帅水军，从襄阳沿汉水而下，站在攻宋元军的最前列。

元军南下到郢州（现湖北钟祥）时，遇到十万宋军组成的第一道防线。无法渡江的元军绕道南下，攻下黄家湾堡。吕文焕利用附近的一条小溪，凿坝挽船入溪，用人力牵引，重新进入汉水，顺流而下。成功实现了对沙洋、新城（现潜江北）的突袭。南宋守将边居谊所部三千人全部战死。

在南下攻宋之战中，吕文焕不仅身先士卒。还努力地招降沿途城池的南宋守将。攻打新城时，吕文焕将擒杀的沙洋守将头颅列于城下，又将沙洋主将王大用押至城下招降。被宋弓箭手射中，几乎丢掉性命。

其实，对于忽必烈或是攻宋元军来说，吕文焕最大的作用并非在战场上，而是其在吕氏家族中的重大影响力。

在吕文德与吕文焕兄弟俩数十年的经营下，吕氏集团已经成为宋末军中最大的势力。尤其是在吕文德担任京湖安抚制置使的十年时间内，“沿边数千里，皆归其控制，所在将佐列戍皆俾其私人”。当时的有关将帅，如夏贵、苏刘义、张世杰、吕文焕、吕师夔、吕文福、范文虎、管景模父子、陈岩父子，不是其旧部，就是其亲戚。彼此间的关系盘根交错。在吕文德去世后，吕文焕便成为吕氏集团的代言人。

对投降的将领不予严责，对其亲属无力防范。南宋朝廷的这种态度，使吕文焕的招降行为给南宋军队带来了雪崩式的结果。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沿江诸武帅怨朝廷处置失宜，望风降附”。这其中，大半是吕文焕的功劳。

鄂州守将张晏然及都统程鹏飞（夏贵姻亲，夏贵为吕文德同乡兼旧部）投降；沿江制置使兼知黄州陈奕投降；总管石国英、蕲州安抚使管景模（吕文焕亲友）投降；知安东州陈岩（吕文德旧部）投降；驻守于江州的兵部尚书吕师夔（吕文德之子）投降；江西安抚使知江州钱真孙、江州都统管如德（管景模之子）投降；殿前都指挥使知安庆府范文虎（吕文德之婿）投降。

不久，淮西安抚使兼知庐州、五郡镇抚吕文福（吕文焕从弟），杀了召其勤王的宋廷使都后，投降。此外，吕文焕亲自谕降的还有池州张林。

攻宋元军几乎未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整条长江防线的控制权。

当时刘整投降时，南宋还有力气发动平叛的军事行动，并从刘整手中夺回泸州。而到了吕文焕投降时，南宋只能吞下这只苍蝇。甚至希望吕文焕能够念及故国情谊，为宋元双方进行斡旋，和议息兵。在图谋落空后，1275年五月，南宋才将吕文焕、范文虎等降将的家产予以籍没。

宋自立国以来，在军事上实行的是“强干弱枝”、“以文抑武”的国策。这个国策的实行，使两宋三百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军阀割据、以武乱国的事件。其代价是武人地位与军队战斗力的严重低下。

南宋到后期，与蒙古近半世纪的战争中，武将的地位越来越高，所掌控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但军队战力依然没有质的提高，反而促生了吕氏集团这种可怕的毒瘤。

从当时宋元军事实力对比来说，吕文焕如若不降，确实是改变不了宋元的战争结局。但他的投降，不仅打开了南宋的防线，也为元军献上了一支在宋国中最具战斗力的军队。无论是吕文焕，还是他属下的襄阳守军，在之后的灭宋战争中，都成为元军灭宋之战的重要助推器。

尤其重要的是，“合族为逆”的吕文焕抽掉了南宋军队的脊梁骨，使之后的军将把投降当作理所当然的选择。比如淮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黄州的夏贵，比如成都路安抚副使兼知嘉定府的昝万寿；比如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岳州的高世杰；比如湖北制置使兼安抚、知江陵府的高达；等等。

军胆已破，南宋再也无人可以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