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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焕的投降直接毁了南宋的半壁江山

1264年,在平定山东李璮之乱,降服漠北阿里不哥之后,忽必烈剑指南宋,开始出兵襄樊。忽必烈军采取筑堡连城、长期围困、水陆阻援、待机破城等战法,集兵十万围城。这一围就是六年多时间。

1269年,忽必烈军在襄樊城外筑成十多处城堡,切断了宋军的东西南北之援,襄樊被紧紧困住。到1272年十一月,元军已经彻底扫清襄樊外围,烧掉连接襄阳与樊城间的浮桥,切断两城之间的救援通道,开始强攻樊城。

在回回砲的助力下,粮尽援绝的樊城终于被攻破。南宋守将牛富率百余人,坚持巷战,三天后身负重伤,赴火自尽而死。樊城被屠。

樊城失守,剩下孤城的襄阳大势已去。元参知政事、大将阿里海牙亲至襄阳城下劝降,并折矢为誓,对守将吕文焕许以尊官厚禄,允诺绝不杀降。吕文焕终于以襄阳之城向元军投降。襄阳都统范天顺自缢殉国。

六年的坚守,历经多种艰难。从这方面来说,吕文焕当是对得起南宋王朝。因此也有许多人为投降的吕文焕鸣冤。因为投降而保住了襄阳全城军民的性命,吕文焕甚至还被有些称为“英雄”。

襄阳城破,其主要责任的确不能全算在吕文焕身上。但不管怎么说,襄阳还是在吕文焕的手中被献了出去。既便有再大的冤枉与委屈,吕文焕却并未顾及由此给南宋带来的巨大灾难。毕竟这个国家,不仅养着他,还为吕氏全族人提供着无上的权势与富贵。称其为“英雄”,那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吕文焕的投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换个主子,以延续吕氏族人继续的权势与富贵。

降敌之后的吕文焕,给自己找的理由是“襄守六年不救”,意思是他苦守了六年时间,朝廷却没有一兵一卒来援救襄阳。这个理由也成为后人诟病贾似道祸国的一个证据。但这是个推卸责任的说辞,根本占不住脚。

在襄阳被围之初,宋廷就准备以高达取代吕文焕守襄阳,却被信心十足的吕文焕拒绝了。咸淳四年(1268年)十二月,南宋调四川安抚制置使夏贵为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两淮都统张世杰为京湖都统,前往增襄樊援。

咸淳六年(1270年)正月,南宋又任李庭芝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替代因病去世的吕文德主持京湖战场,负责援襄之战。十月,再遣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率苏刘义、夏松,领十万军援助襄樊。连同上一年先期到达的张世杰和夏贵部,南宋几乎将所有能征用的前线部队,全部调集到了京湖战场。

同时,宋廷又拿出巨额钱财犒赏京湖前线士兵。六月,给襄、郢守军钱二百万贯。八月,给李庭芝钱三百万贯,到郢州调遣犒师。给夏贵二百万贯供其随军给用。

当时有人批评:“今朝廷竭天下财力,以援一州而不能。”说的就是这个事。救援襄樊的行动虽然最终失败,但不能因此认为南宋朝廷上下没有为救援而努力过。

刘整投降时,对当时南宋的影响仅限于泸州一地的军民。随后泸州也被宋军夺回,因此损失被有效地控制住。而吕文焕的降敌,则给南宋带来了致命的危害。他不仅献上了襄阳的全部守军与水师,也为元军献上整条的长江防线。

宋廷得到襄阳城破吕文焕降敌的消息后,朝廷上讨论对此事的处理时,吕文福还在为其降敌行为辩护,说吕文焕是被人裹挟,投降并非其自己的意愿。而朝廷竟然还认可了这种说法,对于降敌的吕文焕家族没有做出任何处理意见,只是下诏让吕氏子弟“勉力捍御,毋坠家声”。同时却将弹劾吕氏集团的李庭芝及其部将苏刘义、范友信等贬斥到广南。

虽然南宋此时已经确实无力处理吕文焕,但是这种对于吕氏族人的放纵,却助长了吕氏整个集团的投降欲望。

吕文焕的投降直接毁了南宋的半壁江山吕文焕的投降直接毁了南宋的半壁江山

1274年六月,忽必烈以“问罪”诏书形式,发动了对南宋战争的总动员令。元军把主攻方向放在右路,于襄阳地集结了二十万大军,由左丞相伯颜、史天泽(因病北返,并未参于灭宋之战)为统帅。被任为荆湖省参知政事的吕文焕统帅水军,从襄阳沿汉水而下,站在攻宋元军的最前列。

元军南下到郢州(现湖北钟祥)时,遇到十万宋军组成的第一道防线。无法渡江的元军绕道南下,攻下黄家湾堡。吕文焕利用附近的一条小溪,凿坝挽船入溪,用人力牵引,重新进入汉水,顺流而下。成功实现了对沙洋、新城(现潜江北)的突袭。南宋守将边居谊所部三千人全部战死。

在南下攻宋之战中,吕文焕不仅身先士卒。还努力地招降沿途城池的南宋守将。攻打新城时,吕文焕将擒杀的沙洋守将头颅列于城下,又将沙洋主将王大用押至城下招降。被宋弓箭手射中,几乎丢掉性命。

其实,对于忽必烈或是攻宋元军来说,吕文焕最大的作用并非在战场上,而是其在吕氏家族中的重大影响力。

在吕文德与吕文焕兄弟俩数十年的经营下,吕氏集团已经成为宋末军中最大的势力。尤其是在吕文德担任京湖安抚制置使的十年时间内,“沿边数千里,皆归其控制,所在将佐列戍皆俾其私人”。当时的有关将帅,如夏贵、苏刘义、张世杰、吕文焕、吕师夔、吕文福、范文虎、管景模父子、陈岩父子,不是其旧部,就是其亲戚。彼此间的关系盘根交错。在吕文德去世后,吕文焕便成为吕氏集团的代言人。

对投降的将领不予严责,对其亲属无力防范。南宋朝廷的这种态度,使吕文焕的招降行为给南宋军队带来了雪崩式的结果。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沿江诸武帅怨朝廷处置失宜,望风降附”。这其中,大半是吕文焕的功劳。

鄂州守将张晏然及都统程鹏飞(夏贵姻亲,夏贵为吕文德同乡兼旧部)投降;沿江制置使兼知黄州陈奕投降;总管石国英、蕲州安抚使管景模(吕文焕亲友)投降;知安东州陈岩(吕文德旧部)投降;驻守于江州的兵部尚书吕师夔(吕文德之子)投降;江西安抚使知江州钱真孙、江州都统管如德(管景模之子)投降;殿前都指挥使知安庆府范文虎(吕文德之婿)投降。

不久,淮西安抚使兼知庐州、五郡镇抚吕文福(吕文焕从弟),杀了召其勤王的宋廷使都后,投降。此外,吕文焕亲自谕降的还有池州张林。

攻宋元军几乎未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整条长江防线的控制权。

当时刘整投降时,南宋还有力气发动平叛的军事行动,并从刘整手中夺回泸州。而到了吕文焕投降时,南宋只能吞下这只苍蝇。甚至希望吕文焕能够念及故国情谊,为宋元双方进行斡旋,和议息兵。在图谋落空后,1275年五月,南宋才将吕文焕、范文虎等降将的家产予以籍没。

宋自立国以来,在军事上实行的是“强干弱枝”、“以文抑武”的国策。这个国策的实行,使两宋三百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军阀割据、以武乱国的事件。其代价是武人地位与军队战斗力的严重低下。

南宋到后期,与蒙古近半世纪的战争中,武将的地位越来越高,所掌控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但军队战力依然没有质的提高,反而促生了吕氏集团这种可怕的毒瘤。

从当时宋元军事实力对比来说,吕文焕如若不降,确实是改变不了宋元的战争结局。但他的投降,不仅打开了南宋的防线,也为元军献上了一支在宋国中最具战斗力的军队。无论是吕文焕,还是他属下的襄阳守军,在之后的灭宋战争中,都成为元军灭宋之战的重要助推器。

尤其重要的是,“合族为逆”的吕文焕抽掉了南宋军队的脊梁骨,使之后的军将把投降当作理所当然的选择。比如淮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黄州的夏贵,比如成都路安抚副使兼知嘉定府的昝万寿;比如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岳州的高世杰;比如湖北制置使兼安抚、知江陵府的高达;等等。

军胆已破,南宋再也无人可以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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